这是一次险些错过的阅读。但它是有原因的。几年前，我收到了叶匡政寄来的诗集《城市书》①。由于对命名的过度敏感几成怪癖，我并未认真阅读这本诗集。我想，“城市书”，以此为总题来写作诗歌，又能有多少令人快意或震悚的发现呢?诗人命名的内在含意是什么?“城市”，是指诗中的题材畛域?还是指一种意蕴或曰主题?如果是题材，那么我们如何界定何者为准确意义上的城市题材，“他们”“非非”“莽汉”甚至“女性主义诗歌”，难道不是典型的城市诗人写出的与自身存在场域密切相关的诗吗?如果是主题，那么则更为广大无边。除去对欲望化和金钱法则的批判这一约定俗成的主题外，尚可包括对城市底层人群的关注；城市文化闲人的私人生活揭示；老城吟述者的怀旧；有乡土背景的城市人生存的追求、困厄与愤怒不平……甚至，我们也可以将那些主旋律的作品，诸如歌颂城市改革开放，赞叹科技奇迹和经济飞速发展的诗歌，归入“城市诗歌”一族。
作为一个诗歌批评家——一个职业读者，我对以题材或主题类型命名一种写作，是深怀疑虑的。在我看来，诗就是诗，揭示生存，眷念生命，流连光景，闪耀性情，这是古老的诗歌之道。它之所以“古老”，并非由于传统的惰性，而是由于它对称或对应于人的心灵——心灵的变动不居，隐秘或剧烈的抖动，对记忆和未知事物的迷醉，对词语可能性的永远的好奇心，这些相应地决定了古老的诗歌之道也同时是新异的诗歌之道，由于“生存、生命、光景、性情”是无法继承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写作一定不同于传统。每一代诗人都会有自己的具体生存语境，生命经验，都会有自己面对的语言境况和新的文学素材，但是，对诗的旨归却有相对的同一性——重要的永远不是题材，而是心灵对题材的浸渍、洞透。就题材而言，我们不能认为“城市书”就一定优越于“乡间书”或“自然书”。它代表一种现代？一种预支的语境优势？如果这样，那高更的塔西提系列就十足“土鳖”了，而那些画火车、烟囱的“都市画家”反而更“先锋”。无论从个人心智还是从艺术史上，我都无法接受任何意义上的“题材决定论”。
然而，一个偶然的机缘使我没有与叶匡政的“城市诗歌”擦肩而过。今年夏天，我应邀参加一个“都市文学研讨会”，行前和漫长的旅途中，我仔细阅读了他的诗集《城市书》和其他一些近作。我熟悉诗人早年的诗作，而这次集中阅读，使我对叶匡政有了清晰而深入的认识，我看到了他的精进，他的专注，他对诗与思的精敏的融合，他在清晰的言述中触及事物幽暗面的能力。
我愿意这样来理解诗人之“城市书”的含义：这里的“城市”，不仅是典型的都市表象，而是一种心灵状态。诗人是将个体生命置身其中的现场，以及它对心灵的撞击，作为诗歌的表现对象。在对城市生活的呈现里，诗人的重心依然是心灵吟述、感觉吟述和智性探询的扭结。因此，叶匡政这类诗歌的恰当称谓应是“城市中的心灵之书”。心灵与诗，在我个人的词汇表里是近义词。心灵的敏感、柔韧、潜隐，与诗同格。我想，正是有了这样的心灵，才使得叶匡政的诗避免了“城市社会学的形象演绎”，而获得了生命的元气，心灵的鲜润美质。
是的，我关心的只是心灵之诗的成色。只不过，恰好叶匡政的诗是有关城市的心灵书写。我在此谈论“城市诗”与谈论其它类型的诗一样，它关乎心灵、情绪、经验、技艺，而对题材的阐释，必须以上述目标的完美实现为价值前提。因为，任何意义上的题材和主题，都不会预设或自动带来诗歌本身的价值。城市“在”着，我们需要做的不仅是展示，而是体验、涵泳，使之对称于“心之境”。
我对叶匡政诗歌的信任，基于一个同行的敏感会心。我相信心灵和词语忻合永远重于题材。按照以上说法，叶匡政之所以使我有兴致谈论，是因为他写出了优秀的诗作。至于这些诗是否算是标准意义上的“城市诗歌”，是无关紧要的。
何为诗歌?我熟悉种种说法。我从事诗学研究和诗歌创作已有二十余年，我的诗学理念在中外现代诗论的不断冲击下也几经局部性地分延、调整乃至转化。然而，我对“诗性”的体认却一直是相对稳定的：诗歌是个体生命体验在语言中的瞬间展开，它应有散文的语言无法完全转述的成分(注意：不是“完全无法”)。这种特异的成分是指诗歌的“肌质”，它是诗存在的本体依据和理由。决定诗之为诗的是肌质，而非“构架”。正是在这一点上，叶匡政的诗歌焕发出令我赞赏的劲道：
我躬身在一只烧焦的电闸前
它要打开
它要对着躁动的人群打开
它要移走所有漆黑的房间
远处的巷道像一支嘈杂的练习曲
在我耳边
我站在黑暗的木凳上，打着电筒
看到了自己年华的流失……
这只焦黑的电闸
它静默，从容
仿佛经历过真正的痛楚
像我不愿说话的亲爱的兄弟
——《塑 像》②
这首诗给我的印象格外强烈，犹如当年北岛的名篇《触电》，在我心中“留下了烙印”。如果说《触电》写出了那个年代异化现实对人的伤害，那么《塑像》则写出了个体生命内部的自戕的痛楚。正如生命冲动与死亡冲动是一张纸的两面，自我奋争与自戕也时常缠绕难辨。烧焦的电闸是我们熟悉的事物，但是诗人却在此引出了一个奇喻。从日常事物中揭示其不为人知的暗示性，以一个几乎是“反诗意”的形象或场景来开掘陌生而又“熟悉”的诗意，这是叶匡政的诗歌最见本领的地方。在这具烧焦的电闸上，诗人的个体生命瞬间展开，并伸延到更辽远的地带，它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它不是诗人为已存的经验寻找到一个“客观对应物”，而是词与物在猝然相遇时激发出的电光石火。因此，它无法还原为“日常事物”，但也不是空洞的形而上意念或词的“现实”，它巧妙地处于二者的临界点上，成为诗所独擅的胜场。这是一种有着自觉的“异质混成”性质的诗歌，它在诗坛满目日常琐事营嗡的展示中显示了坚实的抽象精神，同时它又有力地纠正了那种一味在形而上的云梯上游荡的所谓“智性诗歌”。在诗的“构架”和“肌质”两方面，均令我满意。
叶匡政的诗力图综合处理生活、生存和生命，这种抱负决定了他对主观和绝对的抒情写作的警惕。进入九十年代后，我看到他的写作从题材到技艺都日渐成熟。在那些城市题材的诗中，他体现出一种我称之为“准客观写作”的状态，或是发现并命名存在的诗歌。这种写作，要求诗人抑制单向自我的抒情姿势和遣兴作风，忠实于成人精神世界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可变性，在诗中更自觉地涉入了追问、沉思和反讽、互否因素。诗人将自我置于与具体生存情境对称的立足点上，冷静、细密、准确地进行体悟和命名，探究深层经验的多重内涵，呈现其各种可能性。这类诗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银行》、《被洗的纸币》、《侍者之歌》、《商务合作》、《反证》、《城市构成》、《入夜的探险者》、《管道》、《第二粮食仓库》、《益民街漫步》、《工程师的星期天》③等等。在这些诗里，有着丰盈的心智成分，但却没有非此即彼的二元价值指认。诗人捍卫了生存以“问题”的形式存在，写出了都市生活中尚不为注意的“喜剧”(非滑稽剧)领域，表现了这一特殊生存环境中人们的生存和生命状态。虽然诗人的修辞特性是反讽的，但在情感上又有某种程度的“心有戚戚焉”。他不急切认同可类聚的道德优势的批判性，并警惕这种批判性成为新的教条。这些作品，展示了复杂、紧张、压力重重的各类都市人的心态，有效地处理了复杂的深层经验，在把握都市具体生存状况的真实性和诗人心灵体验的本质性上，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我已经多次谈到心灵。在当下的接受语境中，“心灵”往往被等同于“良知”“责任”等等。而在我个人的词汇表中，“心灵”一词所相对的是“头脑”。在我看来，头脑是理性的、逻辑的、类聚化的，它最高和首要的法则就是“非矛盾律”；它以“正确”为标的，这种正确是通过删除歧见，并否认事物内部的悖谬和生命体验的含混所取得的。而“心灵”，却是柔软和无告的，它最基本的也是最直接的“现实”就是矛盾。因此，诗歌对心灵的表达，不仅有认识论上的原因，同时也有求真意志的激励作用。诗人说，“我聆听城市，是为了认识自己灵魂中的疏远，我不想被任何别的精神所驱策。当关注终极问题与乡村情感已成为今天诗坛的传统时，我只想建立自己的对话，一种平凡而又平等的对话，与我的生存现实，与我的生活方式。通过对话摧毁自身的盲目，使自己能拥有一种尊重灵魂、尊重自然的生命秩序。我想，一个人的写作与境遇，与行为，与它们背后的心灵，都永远不应分开。……诗歌不是对生活的逃避，而是包容；诗歌不是剥夺生活，而是慰藉生活；不是否定世界，而是带着世界一起飞翔。我并不企图通过诗歌来改变世界的幻像，而是时刻专注于自己心灵中正在改变的世界，也希望更多的心灵能加入这种改变。我也不喜欢那些总是带着理性的头脑去写作的诗人。写作多年，我想我们锻炼的只是一颗心，如果我们能做到只用我们的心来感觉生活，而不是用我们的头脑，我觉得一切就好办多了”。④(《一份零散的说明书——诗歌，城市与我》)
黄昏的电梯边，打卡机静静地亮着灯
散发出人们劳作一天的气息
牧羊人的快乐
从飞驰而过的货车顶升起
日光灯嗡嗡作响
厨房里
缓缓飘来的油烟味增添着我们心中的幸福
——《反证》⑤
这里，“打卡机”是秩序、纪律、劳顿、僵硬的制度的转喻，它会激发我们对松弛宽厚的生活工作状况的“追悼之情”。按照先入为主的浪漫抒情诗歌话语系谱来解读此诗，人们会自然地期待诗人对此的不适或讥诮。然而，这里的打卡机更像嗡嗡作响的光斑，与其说它是反嘲的，莫如说它是中性的。诗人只是真切地抓住了这个现代化管理的转喻现象，让它与牧羊人的快乐，与厨房的油烟味儿共时轻逸地飞起，使我们体味到具体生存语境与个我心灵感受的呼应。这种诗歌启示我们，都市的人与事物，同样可以是诗人想象力和经验敏识的新的培养基。诗人完全可以将自然语象和都市语象、心灵幽居和介入生存综合处理，在更有意味和现代趣味的奇诡糅合中，表现现代人心灵的鲜润感与混成力。正如史蒂文斯所言：“依然幽居象牙塔中，但又坚持认为如果不是因为从塔顶可以俯瞰公共垃圾堆和广告牌，那么塔里的生活实在难以忍受……他是一个隐士，独与日月相栖，却又坚持要看破报纸。”⑥
不是说叶匡政的“城市诗歌”只有诗意的陌生化呈现，而不具备所谓的“价值判断”。在许多诗里，诗人并不回避自己的立场和情感经验向度。比如《益民街的槐树花》、《黄昏小贩》、《单身的钢筋工老胡师傅》、《纠正》、《愿望》、《一个瓦工的爱情》、《车工的黎明》、《失业者即景》，⑦如此等等，均显豁地体现了诗人心灵中巨大的悲悯和无奈。但是，诗人并未简单地将此与当下形成的迅猛异常的现代化、都市化浪潮直接挂钩。更不曾幼稚地反诘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而回避历史积重和非人道化那“看得见的脚”。他是基于质朴的心灵去感应那些弱势者的心灵，对此，他并没有利用自己的悲悯去表演道德姿态，因此，这些诗更显得感人至深。
同样，叶匡政的“城市诗歌”也较为集中地书写了都市文学传统中的两个问题：欲望和厌倦。当下“新都市小说”也展示了这些母题，青年作家们对欲望是陶醉的，虽然可能有批判，但其诚意大可怀疑，至少在文本上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显得生硬而作做。作家尽心尽兴展览着欲望的可怕和可爱魔力，倒像是在为它无条件的合法权辩护。当然，还有一些自诩为“新新人类”的都市文学作者，对欲望进行完全正面的渲染，用小说来发泄现实中无法发泄的欲念。这种“新新人类”，没准比西门庆更“老”。都市小说的另一主题是，写对都市的厌恶和受伤害心理。这是站在乡村文化及人格立场上，对城市的批判。在这些作家笔下，都市是异化、罪恶、野心、混乱、价值失范的代称，而乡村则是道德、朴质的心灵、大地的元气、信念的执守的代称。不能说这种批判没有合理性和某种意义上的准确性；但就后者而言，我们会发现作家是用一种想象中的“乡村”，来对比批判实际存在的都市的，这使“乡村”在此成为一个空洞的能指，一个乌托邦。与那些天真地讴歌都市文明的作家一样，天真地讴歌乡村文明也是浅薄的。
正是在与“都市小说”比照的视点上，我们更能准确地看到叶匡政“城市书”的差异性和价值。叶匡政的诗具有鲜明的“当下”感，故对都市欲望的泛滥、人性的变异有足够的表现。但是，他决非像“都市小说”那样渲染欲望或原样态展示欲望，也不是依凭单一的道德理想主义视点去抨击欲望。欲望在他笔下同样成为一个“问题”：
它们对峙，却不
相互映照。车内烟雾腾腾
有人充满信心，像猎豹
会见羚羊，胜利的喧嚣
甚至使他陷入烦恼
欲望，也把这样的面具
戴在了我的脸上
一种屈服？群山寂静
恍惚，似乎空无一物
除了这几小片模糊的光芒，犹如幻影
在这些人胸中蠕动
没有地狱，没有天堂
没有尘埃来去
黎明远得像一只野兔，迷失在
他们对财富无穷的梦想中
──《午夜的商务旅行》⑧
在此，“欲望”竟奇异地显示了它岑寂、无聊的一面。这里有对它的批判，也有自审，体现出诗人更高的视点。这才是波澜不惊中真正的“悲剧”，它描绘了欲望欢欣鼓舞背后的痛苦和可怕。正如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所揭示过的，悲剧有三种级度：一是由于恶人的为非作歹所致，这是低层次的悲剧；二是由于盲目的偶然的命运所致，这是较高层次的悲剧；三是由于欲望的膨胀逼使人们相互造成绵亘的伤害，在他们当中，没有一方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最高层次的悲剧。“因为这最后一类悲剧给我们看到了那个最大的不幸，并不是一个特殊的例子，而是由于人的本性所产生出来的东西，这种巨大的不幸就非常接近于我们每个人身边了。”⑨所以，读叶匡政城市诗中对欲望的盘诘，我们总能超越表面化的对都市文明的批判，而深入到更令人忧惧不安的人性中去。像这样沉静地消解“欲望化”法则，同时又警惕与农耕文明理念“利义之辩”挂钩的诗作，在《城市书》中还有许多，它们昭示了新的都市诗歌“说话人”的出现：不再是波西米亚式的游荡者，不再是新左派愤青，也不是将对欲望的追逐视为命运颠沛流离的佐证的拉斯蒂涅中国版，而是存在的揭示者，在边缘处吟述的、自我获启的知识分子诗人。
由于本文命意的角度，对叶匡政诗歌的其它类型基本没有涉及。我注意到，叶匡政近期诗歌呈现出一种简劲、天真和深情的韵致。就“重要性”而言，这些诗或许逊于他完整强劲的“城市书”系列；但就我的个人趣味来说，我可能更喜欢这种“无方向”的自发涌流的作品，它们更具直指人心的活力和天然感，无论在语境的清澈和语型的轻快上，还是在情感经验的本真和精敏上，都令我直接“触及”。谈论这些新作应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诗人的写作尚处于有待构成新的“完型”之中。这里，我暂且提及给我意蕴和形式双重感动的诗篇之名，作为对叶匡政新的期待的“潜对话”，它们是——《葡萄藤》、《本能》、《生活》、《光线》、《郊外，春花饭馆》、《厨房徘句》、《成长》和《薇薇安周记》。⑩
我想，我不会再次错过对叶匡政新作的阅读，“下垂的声音，蜂箱上的声音，多美!”。
2005年7月11-12日
注解：
①《城市书》，叶匡政著，花城出版社，1999年。
②《中间代诗全集》第527页，安琪、远村、黄礼孩主编，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
③《城市书》，叶匡政著，花城出版社，1999年。
④原载《诗神》1995年1期，《星星》1996年2期。
⑤《城市书》第15页。
⑥《史蒂文斯诗集》，（美）史蒂文斯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
⑦《诗2001年卷》第249-259页，道辉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⑧《星星》诗刊1996年10期。
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德）叔本华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
⑩《中间代诗全集》第521-553页。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