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人的命运，尤其是在20世纪后半期，风起云涌的运动使他们大多受难而沉默。而有的诗人却在时代的炼狱面前用血甚至生命写下了时代的真诗，在化血为墨迹的阵痛中，诗歌成为灵魂飞翔的升阶之书和燃烧的火焰。而蔡其矫正是这样的诗人，优异而重要的诗人，尽管长期以来他的诗歌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蔡其矫（1918—）出生于福建晋江园坂华侨家庭，1926年8岁时随家侨居印尼泗水，11岁回国求学。几经求索展转于1938年5月到达延安，1939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1942年开始发表作品。早期有《乡土》、《哀葬》、《肉搏》等叙事诗，富有个性。诗人著有诗集《回声集》（1956）、《涛声集》（1957）、《回声续集》（1958）、《蔡其矫选集》（1979）、《祈求》（1980）、《双虹》（1981）、《福建集》（1982）、《生活的歌》（1982）、《迎风》（1984）、《醉石》（1986）、《倾诉》（1992）、《蔡其矫抒情诗》（1993）、《七家诗选》、《诗歌回廊八册》等。
建国后，诗人的创作发生明显的变化，变化最大的是诗人逐渐从主流向边缘化和非主流的转变。建国后，诗人为创作实习去体验海军生活，到了舟山群岛和西沙群岛，写有《风和水兵》、《大海》、《西沙群岛》等系列海洋诗。诗人在50年代中期写出了《南曲》、《川江号子》、《红豆》、《瀑布》、《漓江》等与主流颂歌不同的抒发诗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并对世界和生存予以关注的个性诗歌。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诗人无辜卷入“丁陈反党集团”。而其在当时看来明显带有严重“自由化”倾向的诗歌创作，使诗人遭受严厉的批判和迫害。然而这位屡遭磨难的诗人却在困苦中抒写了追寻自由的诗篇。“没有自由/美也片刻难以生存”（《无题》）。“诗就是一种私下的反抗”（《横江词》）。
文革初期写有《无题三首》和《寂寞》等。在多年的打击和痛苦中，诗人在牛棚仍坚持将《诗品》译成现代体。1969年写有《新叶》、《山雨》、《梦》等表达不灭希望之心愿。1970年下放到永安果林场劳动，诗人顶着“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诗人”的帽子在农场里写《梦》、《希望》、《山雨》、《新叶》等诗。1973年恢复写诗，写有《冬夜》、《女声二重唱》、《声音》、《屠夫》、《落日》、《也许》、《时间的脚步》、《祈求》、《迎风》等。
可以说“作为诗人，蔡其矫是以诗为生命的，因而便确是以生命为诗。他一生生活在诗的灵光里，同时也把一生化为诗的灵光，一个有血有肉的真正的诗人。”这是一个历尽艰苦和磨难仍追寻诗歌的真正的诗人。“历尽困苦，又难以伸展，唯有诗是唯一的安慰，以全部生命献给诗，走过的路自然不能平坦，也常迷失，与所有中国作家和诗人的命运一样备受艰辛。从战争进入和平，从倾心惠特曼走向仿效聂鲁达，虽然1958年后也曾对巴乌斯托夫斯基、黑塞、艾利蒂斯游移过，但最终还是要进入东方传统的继承与变革中，含泪焦心地寻找自己的路。”2在蔡其矫的诗作中，不为人所关注然而又重要的是他的一些四行短诗。这些四行短诗是极富有特色和个性的，它类似于古典绝句，凝练，精当。，他的这些四行短诗多为写景诗，充满清新色彩，留有让人反复回味和阐释的诗意空间。如《玄武湖上的春天》、《太湖的早晨》、《闽中》、《福州》、《看海》等。“我看见一队少女在击浪扬波/太阳照射她们如一群洁白天鹅/风吹乱嫩绿柳枝和她们的头发/向每个心灵唱青春永驻的歌”（《玄武湖上的春天》1953）在这首写于建国初期的诗没有那种空泛的集体颂歌的调式，而是通过美妙的场景抒写出有关青春和舒畅的情怀。这些四行诗，每行字数大体相等，而诗人没有运用压韵的形式，使诗既有古典诗句的凝练、概括和丰富性，又同时具有现代自由体诗的灵活、舒展。代表性的如《闽中》（1956）：
山中的流泉在空中飞作雨声，
流入平地又照见幽静的云影；
一群白鹭从村庄的上空飞过，
无数水田一霎时都大放光明。
蔡其矫的诗风从40年代开始就不断发生变化，而受时代和政治运动的影响，屡遭批判和批评，但他仍坚持自己的生活信念和诗歌追求。可以说，蔡其矫的诗从40年代到70年代，诗歌写作有变化的更多是对诗歌技艺和诗思呈现方式的探索，他在风云变换、运动频仍的年代始终如一坚持的是对心灵和灵魂的关注和探询，注重抒发各我在现实和想象世界中的真实感受。在他的诗歌世界里，少女、春天、海、梦、月夜等意象出现得最多。尤其是女性意象几乎成了诗人世界的一个情愫体现的基点。这些少女或优美清纯的女性意象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某个场景某个女性的具体所指，这些女性意象是诗人美好世界的一个象喻或情感的体现和对称之物。如《船家女儿》（1956）：
诞生在透明的柔软的
水波上面，
发育成长在无遮无盖的
最开阔的天空下；
她是自然的女儿。
太阳和风给她金色的肌肤，
劳动塑造她健美的形体，
那圆润的双肩从布衣下透露，
那赤裸的双脚如涛水般晶莹，
强悍的波涛留住在她眼睛。
最灿烂的
是那飞舞着轻发的额头
和放在桨上的手；
当她在笑，
人感到是风在水上跑，
浪在前面跳。
从建国初到60年代甚至70年代，当大多数诗人面对着时代语境进行身份和话语转换，或沉默或高歌的时候，诗人仍坚持用自己特有的诗歌话语方式言说——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对自由的追求、对人性的探索与塑造、对生存和现实的质疑和追问。这也是诗人为什么会在1957年反右和1958年大跃进中会写出充满个人性的而又真实的撼人心魄的泣血和忧愤怀戚之作。
诗人在50年代后期下放到长江水利建设工地。在1957年12月在溯汉水去望襄阳途中看见沿岸荒凉的景象和逆流而上的小火轮，诗人写下了《雾中汉水》。
两岸的丛林成空中的草地；
堤上的牛车在天半运行；
向上游去的货船
只从浓雾中传来沉重的橹声，
看得见的
是千年来征服汉江的纤夫
赤裸着双腿倾身向前
在冬天的寒水冷滩喘息……
艰难上升的早晨的红日，
不忍心看这痛苦的跋涉，
用雾巾遮住颜脸，
向江上洒下斑斑红泪。
而这首诗却受到批判，“为什么在一片欢欣鼓舞的大跃进中唱着这种低调？”而这是因为这是一个真诚的诗人。“诗要诚实，要忠诚于生活与人民，要忠诚于自己的感情与诗魂。”诗人“宁做沥血歌唱的鸟，不做沉默无声的鱼。”
宁做沥血歌唱的鸟，
不做沉默无声的鱼；
但是几千年来
有谁来倾听你的呼声
除了那悬挂在绝壁上的
一片云，一棵树，一座野庙？
……歌声远去了，
我从沉痛中苏醒，
那新时代诞生的巨鸟
我心爱的钻探机，正在山上和江上
用深沉的歌声
回答你的呼吁。
在1957年的反右的情势下，诗人仍唱着自由和爱的诗篇，在舒缓和轻柔的节奏中轻轻歌唱。这在当代新诗史上是少有的也值得研究的现象。如写于这一年的《红豆》、《月光》、《莺哥海月夜》、《相思树梦见石榴花》、《彩色的海螺》等。“亚热带的光泽，/南国的颜色，/灿烂妩媚如春天的花蕾。/太阳整天在它的额上照耀，/阳光造就它智慧的眸子，/它的眸子有清晨纯洁的露水。”“让我把这红色颗粒/在不朽的心灵贮藏，/让我高举订盟的酒杯/为永驻的春天欢呼：/太阳万岁！月亮万岁！/星辰万岁！少女万岁！/爱情和青春万岁！” 蔡其矫这位不流于时俗的边缘诗人尽管也是从延安解放区走出的诗人，也因《乡土》等诗曾获得过晋察冀边区诗歌奖，但他是一位尊重内心真实歌唱的诗人，所以在50年代中期诗人纷纷为“大跃进”而大放诗歌卫星时，诗人却用《雾中汉水》和《川江号子》中以沉重的叹息为汉水纤夫和川江船工奉献出真实的歌唱。而在诗艺上，诗人没有用当时一统诗坛的民歌加古典的开朗豪放的路子，而是用舒缓沉重的节奏和自由体表现劳动者的苦难。
“在钻机的给进把上/我清楚地感知地下的秘密/在水和泥沙的气味里/我指出万年以前的历史/从无数细微的不同声响中/我听见岩石的各种呼吁/而你，诗人/能不能从我心中/掏出我所需要的诗句？” （《司钻的自豪》，1958）
当然，在大跃进全民写歌的“新民歌”时代，诗人也写了一些应景的在艺术上的失败之作。1958年1月写了《农村水利建设山歌》、用民歌体写有《襄阳歌》。诗人在大跃进中，曾于1959年1月动员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分赴全省60余县收集民歌编成《福建民歌》。诗人在三年时间里，也“一日三餐稀饭，忍饥挨饿写了大量民歌体的废品”，“写了不少民歌体的工地鼓动诗也全部失败”。“数九寒天高山顶，五更北风刺骨寒，/攻山攻水又斗风，千人万人派战阵。/你举锤来我拿钎，锤落钎钻冒金星，/北风再大吹不灭，千颗万颗照眼明。/更有心中一盆火，劳动热情威力猛，/就是冰山也溶化，莫说北风来逞能。/北风北风不用争，你的威力早不行，/修好水利造好林，看你那时停不停。”（《山歌》）“挑担不怕扁担弯，行船不怕浪滔天，/就是小伙乘风走，姑娘也要驾云感；/风梳头，汗满脸，革命干劲动山川。”（《鼓动诗》，1960）在国庆十周年的时候诗人写下了《天安门广场》。诗人也用他少有的腔调发出了歌唱。“无愧于祖国伟大的形象，/配衬英雄人民辽阔心胸，/这是美丽！这是英勇！这是力量！”
在短暂的歌唱之后，诗人重又找回了自我，找回属于和适合自己的诗歌方式，而这又不单是诗歌层面的回归，而是诗人灵魂和人性、真实的回归。1962年，诗人写下了《无题》：
我活着不是为别人凑数字，填雄心，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人。
我不愿被谩骂，受冤屈，
剥夺生活的欢快我不干。
我不愿在自己的脑袋里
有另一个人在替我出主意，
与其说像人，不如说像东西
可以随便拿来，随便处理。
就是无形的脚镣手铐我也痛恨，
我不能忍受样样事情都遭禁止，
不准愁，不准说苦，
不准唱自己嗓音的歌。
要知道，心是不能搜索的。
我要思想，我要理解，
我要爱，我要恨。
这些诗句不是唱出来的，而是用带着荆棘的灵魂在黑夜中的闪光。诗人用这些铮铮有力的诗句恰恰表达了诗人的抗争与渴求。我要思想，我要理解，我要爱，我要恨。
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时代，他仍唱出了自己低郁的、沉缓的、富有知识分子良知的优异的诗歌之作。“向前定的轨道走去/黑暗与你有什么相干？//掉以轻心地绕过，越过时代/一切哀苦对你生疏而冷淡//只有一个格言对你有用：要勇敢！”（《无题三首》，1966）在黑暗难名的时代，诗人仍坚持走一个真正属于人的道路，“向前定的轨道走去”，拨开纷乱不堪的“时代”勇敢地走下去。这种充满可贵人性和良知的声音在那个年代太少有了。“暮春的夜，是令人焦灼万分/而终于彻底失望的夜/街上人流车河/灯光照耀的大字报前的眼睛/夜色中迎面和背向的身影/都只给人带来冰冷”（《寂寞》1967）在一个是非颠倒的时代，诗人深深感到时代和人群以及灵魂的“冰冷”，那种巨大的寂寞即使在暮春的夜晚也是寒冷而焦灼的。“屋内坐着一围开会的人/有谁能感知遗失的心/和战栗的嘴唇？/暮春的夜，是不眠和寂寞的长夜”。这是一个噩梦开始和弥漫的时代！“现在又有一个腥红的梦/在半睡半醒中向我走来/预告明天和后天/将有怎样一个异样的天空”（《梦》1970）如诗人所预知的这个“异样的天空”在长时间里使更多的人、诗人放弃了属于自己和真实的声音。而诗人蔡其矫呢？“我的心中/也有黯淡青苔的经线纬线/织成一面朦胧的旗帜/在阴雨中悄悄飘扬。”（《希望》，1970）这面“悄悄飘扬”的旗帜正是诗人秉有的希望，是诗人的灵魂和坚韧的头颅。而大多数人则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追求自由的权利。诗人写于1973年的诗《候鸟》不无深刻的呈现出一幅背景冷硬、错乱而意味深长的时代雕塑。迷乱、困惑、徘徊、追求、求索这些词汇和情感指向都容杂在这首诗里。
一群年轻的爱叫的候鸟
结队飞过蔚蓝的高空
为了寻找一时消逝的夏天
沿着山林和海洋向南飞翔。
想当初他们也曾结队向北高飞
那时正是万众欢腾的美好日子，
如今风沙弥漫，水也冷了
他们又去寻找自由的呼吸。
幸而祖国的幅员这样广大
几乎同时具备了春夏秋冬，
这才不全部远走他邦异国
就在天涯找到了落脚的地方。
正是长久地对人自身和生存世界的深刻观照和探询，他在诗的世界和人生的世界中寻求到了平衡，这确实是一个作诗如做人，做人如作诗的人。“不为真实写诗很容易/谎言只为掩饰虚空/光荣的花瓣/并不就是真理//”。（《诗》，1976）在那个不为真实写诗的“掩饰空虚”的时代，诗人却在用语言和生命进行双重探索。“探索人心已成为诗的生命/也许曾经找到可又失落/青烟和灰烬/都是火的兄弟。”
“我的诗只是萧萧黄叶/以温热的梦嘲笑暴风雨/你的歌却似花的沉默/用永久的芬芳蔑视权威”。（《怀念山城》，1976）当人们在时代的寒冬中昏睡和沉寂的时候，诗人却甘愿做风雨中一丛“悬崖上的百合花”。“暮春百花争妍的高潮季节/在飞泉和青苔的绝壁中间/开着一丛又一丛的百合花//当风吹动强悍的花茎/它幻成飞舞的雪/纷纷扬扬如在梦境//当雨扫过密集的花丛/它化作满海的浪/仿佛在热情中不得安宁//当金色的夕阳照射岩壁/它变为夏夜的繁星/沉默中诉说了多少深情//勇敢的人儿到崖顶上摘下一朵/但在险路中花瓣破碎了/因为它不愿意离开那危崖上”。（《悬崖上的百合花》，1975）
这只悬崖上的百合，在风雨和冰霜中诞生了自己的尊严，尽管这种姿势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是多么的危险。而这种承受危险的姿势正是源于诗人的爱，对诗歌、对尊严、对良知的爱。诚如诗人所说：“爱的力量和献身的渴望产生天才。一切艺术的价值和境界决定于艺术家爱心的强弱。”3
当我们在一个忽视人性和文学的时代，倾听这个老诗人多情而多难的泣血的歌唱，你就会明白，诗人在黑暗中最先秉有了照亮的渴念与追求。当我们返观来路，这种尊重灵魂不为时代所囿的诗歌精神永远会照亮前方，澄澈未来！
1 公木《蔡其矫诗选·干雷酸雨走飞虹（代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第2页
2 《蔡其矫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第341页
3 《蔡其矫诗作朗诵会自序》，《福建文学》，1986，第8期
作者简介：霍俊明（1975-）河北丰润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文艺学博士，自1994年开始诗歌写作。已在《人民文学》、《诗刊》、《新诗界》、《扬子江》、《山花》、《当代文坛》、《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当代作家评论》、《文艺评论》《延安文学》、《河南社会科学》、《河北日报》等发表诗歌和相关论文若干，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曾获2003“山西文学”诗歌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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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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