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我是一个作家，不如说我是一个随着自身的激情和忧虑而创造神话的艺术家”，加缪的这句话，一语道出了他写作的实质。他的《鼠疫》，就是一个关于灾难和救治的神话，一个人类存在的隐喻。在这部小说中，加缪以纳粹时期被占领、囚禁、逃亡的创伤经验，对“鼠疫”这个在历史上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噩梦进行了令人难忘的阐释。这使我联想到“奥斯维辛”。按某种说法，其实欧洲人很久以来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象征意义的事件，直到阿多诺和阿伦特等人的著作出来，“奥斯维辛”才成为一个需要从哲学、历史、伦理、艺术等方面重新审视的话题，才成为一种“原创性话语”。这就是说，纳粹德国制造了这一事件，而人们需要经由更深刻的历史反思和追问才能使它成为一个神话。
这就使我想起了另一位神话的挖掘者——匈牙利犹太裔作家、去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凯尔泰斯。说实话，我有许多年不再关心这个奖了，因为它的许多获奖者的作品实在让人失望。但这一次，凯尔泰斯却深深地震动了我，他的《无形的命运》、《苦役日记》使我读后久久不能平静，甚至使我不得不重新思索文学和生存的“奥义”。这一次我知道我们自己的“差距”或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了。这是一位真正的大师。
那么，凯尔泰斯写了什么呢？他什么也没写，除了“奥斯维辛”。这是他不断揭示又不断返回的主题，好像对他而言在奥斯维辛的地下埋有一块巨大的磁石，“如果看上去我完全是在谈论别的事情，实际上我还是在谈奥斯维辛。我是奥斯维辛魂灵的介质，奥斯维辛从我的心底在诉说”，凯尔泰斯如是说。
而这个神话并不是一开始就显形的，它伴随着漫长的艰苦的反思和心灵的觉醒。1944年，凯尔泰斯和其他匈牙利犹太人被遣送到奥斯维辛，不久，又被转到德国境内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是幸运的，因为他没有像其他同胞那样悲惨死去，而是在战后活着回到了匈牙利。然而渐渐地，他不无惊恐地发现，他无非是从一个集中营又转向了另一个集中营，他仍生活在“奥斯维辛”的诅咒之下。不过，他“感谢”这种斯大林模式下的匈牙利的荒诞现实，它真像是一块浸泡在茶杯里的蛋糕，供他“品味”着，供他“追忆逝水年华”——奥斯维辛的一切全回来了。
因此他在斯德哥尔摩的获奖演说中这样说：这是“一部‘未完待续’的连载小说，它始于奥斯维辛，仍然在我们的时代继续发展”，这一切，都无法用“过去式”表现。它至今仍是一个“障碍”，让心灵无法逾越。因而我理解了，为什么在他的作品中没有控诉，没有任何刻意的渲染，他只是以其切身的经验和非凡的历史眼光把“奥斯维辛”还原为一种极其“质朴”、极其“正常”的存在状况。它不再只是历史上的黑色文献了，它开始对我们说话：因为神话的挖掘者已把它变成了一种更广大的“无形的命运”。
（上海《东方早报》副刊2003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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