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1981年或稍晚些时候,我曾拜访过一次北岛,虽然未能谋面,却烙印在记忆中。回忆那次拜访,想起许多旧事,一晃20年了。一直想就此写点什么,又觉没能谋面总是十分缺憾,说什么呢?但每每看到象罔与罔象有关北岛诗歌的贴子,又总是心有所动,往事如烟。
至今,我对北岛怀有一份深深的敬意,20年没变。
或者说时至今日,我仍没走出也不想走北岛的影子,我愿始终被我们这位时代的伟大诗人所笼罩。我最终没成为一个诗人,但北岛始终在我浅陋的文字生涯中存在。我这样说是因为总觉得北岛之于我的意义与别人有所不同,这主要是我与北岛这名字相遇时,基本处在一种话语蒙昧的状态,是北岛一下使我走出了一个旧时代。想想1980年以前中国的语境,说北岛的语言如剑破长空当不为过分。
我是1979年2月进入大学的,那年我20岁,之前基本处于后文革时期的文化野生状态,没受过系统纯正的人文教育,虽然因“野生”有一种原始的自由感,但整个意识形态、日常话语还是旧时代的,仅凭幸运和一点小聪明在特定时代由一个街头混混脱颖而出,进入了大学。毫无文化根底,但又凭骨子里的野生嗅觉与北岛的诗歌相遇,一拍即合,如同从不知肉味的狗突然寻到了陌生的骨头,那种根性的兴奋无以复加,尽管读不懂北岛,但闻懂了,从此再也不能忍受旧有的草食,整个思维与语言系统仿佛一夜之间蜕变,野性非旦没改,反而插上了新的意识形态的翅膀,激进而贫乏的飞翔起来。
这个时刻具体发生在1980年星星美展上,我读到了北岛的“星星永远是星星吗”“天空漂浮着死者影子”,江河的“我把长城放在北方的山峦,像高高举起的索链,像刚刚死去的婴儿,他还在我手中抽搐”,这种语言让我惊骇、震憾,我知道它们同样也是我骨子里的语言,可我从来没见过!
需要指出的是,北岛、江河在80年前后是一种十分孤独的崛起,只引起了部分青年的共鸣,不但不被官方话语认可,甚至不仅绝大多数在校读书人的认可,他们仍止于被滤化的鲁郭茅巴老曹的文本,喜欢诗的人比较好的也仅止于艾青。当我把北岛江河的诗带回来,我周围的许多同学对北岛江河竟嗤之以鼻。
之前班里写诗的人很多,我也写,但还是过去的语言系统,但触到北岛之后,我的诗风大变,变得异常冷峻而富于色彩和想象力,让我周围人震惊。正是通过我的变化,北岛一批诗人开始在我所在的走读大学渐渐盛行起来,《今天》被广为阅读。北岛在心中的地位可想而知,可能正是我对北岛的倡导,使我结识了本校一位《今天》外围的人,他与《今天》有些接触,并知道北岛的住址。我渴望一见北岛,我心目中的诗歌英雄。在经过多次酝酿与迟疑,我们终于决定去造访北岛。
北岛那时住在前门东打磨厂胡同的一个大杂院里,我记得那是晚上七八点钟,我们一共四五个人,骑着自行车,到了东打磨厂,找到北岛住的院子。虽然我们那时都住在很深的院子,但那次感北岛住的院子似乎更深,院套院,走了好几重院子,不时向街坊打听一下赵振开住在哪?按最后一次打听的街坊所指,就在眼前了,正对着我们的两间房,亮着灯,里面有人说话,无疑在家呢!
我们敲开了北岛的房门,里面烟气腾腾,一屋子人,出来一个人问我们找谁,引我们去的人报出自己的名字,介绍了我们,说是来拜访北岛的,显然对方知道带我们来的人是谁。但是北岛不在,并告知引我们来的人说是“去邵飞那里去了”。邵飞是北岛的妻子,那时似乎还是北岛的女朋友,这样一说,是告诉我们北岛确实不在,带我们来的人知道邵飞是谁。北岛不在,我们不便进门,只好又失望又轻松地离开。
这是我唯一一次对北岛的拜访,此后还有一些机会,我都放弃了,我觉得我拜访过他了,表达了我对他的崇敬,这就够了,我不一定非要结识我心目中的英雄。20年来,我认识了许多北岛的朋友,但始终没见过北岛。英雄是一股气,只要这股气长存于心中,我认为是同样的,而且也许可能不无好处。不管后来周围有些人怎样议论北岛,说到一些情况,但北岛在我心目中始终是当年的北岛,不变的北岛。
我今天说出来,了了一桩心愿,但仍不轻松。
因为我觉得路依然漫长,而许多人,包括我已不再年轻。我想我应该谢谢象罔与罔象,一个如此执着的人,一个许多年前的情结仍在延续,让我在这纷嚣的当下感到并不孤立,一切都不会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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