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近十年来的诗坛上，杜尔斯.格仁拜因（Durs Gruenbein）可谓一个响亮的名字。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崭露头角以来，他连续获得包括不莱梅奖、毕希纳奖等在内的多种重要奖项，尤其是被视为德国最高文学奖的毕希纳奖，具有终生成就奖性质，一般只颁给成就卓著、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在1995年却破例颁给了只有33岁的格仁拜因！诗坛因此而形成“格仁拜因热”，有人甚至在媒体上称近百年来“在德语诗界从来没有产生过如此富有魅力、兴趣广泛的上帝的宠儿”，哦格仁拜因，你可得小心点，你的名声似乎已快超出了一个诗人所能承受的程度。
“好事来，柏林墙今日洞开；痛苦的等待，黑格尔国枯燥狭窄”（《X日：七封电报之一》，芮虎译，以下引诗均为芮虎译），这是格仁拜因在那个令整个德国和世界沸腾的历史时刻所写下的令人难忘的诗句。似乎是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这位1962年生于前东德、成长于德累斯顿废墟中（“假死之城，易北河边的巴洛克残骸”，《关于德累斯顿的诗》）的青年诗人被人注意到了，但我想这只是“巧合”而已。历史选中了他，并不仅仅因为他来自令人关注的前东德，而是因为他那布满历史伤痕而又卓越不凡、令人耳目一新的诗才。的确，不是前东德也不是前西德而是人们思想意识中的那个“黑格尔国”变得枯燥狭窄了，它需要有人来拓展并更新它，需要有人来重新标出它语言的边界，而格仁拜因恰好是这样一位诗人。
因此，当慕尼黑“诗歌之家”负责人乌苏娜女士给我寄来近期的诗歌节目单，当我看到“格仁拜因”这个名字时，精神顿时一振。慕尼黑似乎有一个让它骄傲的诗歌传统，里尔克当年在这里生活、写作过，许多表现主义诗人也出在这里，近些年来它的诗歌朗诵活动长年不断，它还设有国际诗歌奖向世界敞开，西穆斯.希内等都得过此奖并来朗诵过，这一切大都是这个“诗歌之家”安排的。因此，我很快和乌苏娜取得了联系，请她来安排我和格仁拜因见面。正好我的朋友芮虎译过格仁拜因的诗，我也请他传一份过来。总之，我想见见德国诗坛上的这个怪才，也想通过这种交流了解一下当前德国诗歌的状况。说实话，在熟悉了像里尔克、特拉克尔、策兰那种严肃、经典、内向、有时不免沉闷的德语现代诗后，我更想在这里感受到一种新鲜的、出乎不意的、更具有我们这个时代的想象力和现实感的东西。
我们就这样见面了。时间是1月26日傍晚，地点在慕尼黑市州立图书馆，当乌苏娜 把我介绍给刚来到朗诵厅外的格仁拜因时，我在他的面前站住了：我们不是早就见过面嘛——在1992年，在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上？！对，对，他也似乎想起来了：一个中国诗人，不知道他的名字，正如我听说他是一位来自东德的诗人，但不知道他就是“格仁拜因”一样！说实话，当时我和其他中国诗人恐怕只知道来了个阿什伯瑞，其它就两眼一抹黑了。我只是在后来通过芮虎的译文才认识了一个叫“格仁拜因”的值得关注的诗人，我只是到今天才看清了他：仍留着黑发平头，比当年瘦削了一点，叱咤风云这么多年，但仍依稀留着一种来自“社会主义前东德”的感觉；并且还有点羞涩，尤其是在“想当年”的时候,“哦哦，那还是我第一次出国朗诵……”这位在诗中经常嘲讽一切的诗人居然脸红了。
朗诵会开始进行。容纳150人左右的朗诵厅已经全满，后来的听众只好到后面站着，可见格仁拜因的“号召力”（头天晚上他还在另一个地方朗诵过，要不然来的人更多）。我和慕尼黑大学研究中国古代、现代文学的博士及博士生弗兰克、柯尼蒙斯（柯理）、傅嘉铃等并排坐着。反正我是一句也听不懂，索性坐在那里想入非非，但所想的又大都和“东德”有关：一会儿我回到格林兄弟的故乡卡塞尔，在这距前东德只有几十公里之遥的西德小城里，自六七十年代以来，每隔四年都要举办一次令世界瞩目的大型国际艺术文献展，这是东西方“冷战”的一部分吗？也许，但我宁愿以本雅明评论卡夫卡的一句话“以童话来对付神话中的暴力”来猜想这一切；一会儿我又仿佛坐在原东西德边境的一个小咖啡店里，恰好也是一位来自前东德、后移居到西德的女孩开车带我来的（一路经过路德当年躲避迫害而隐居的古堡……）我们坐在那里，遥望着那几座现已作废、但仍虎视眈眈的前东德边境瞭望哨(而现在，一个鲜艳的西德公司的加油站就夹在它们中间)——一幅多么让人感伤的所谓“后冷战风景”呵。那位女孩告诉我她当年就是想逃，逃，她已买了到匈牙利的火车票，想从那里转到西德，但又把票退了，因为她就是不能战胜那肉体中的恐惧！哦，“东德经验”，残酷而荒诞的二十世纪历史！这一切，是怎样作用于台上这位正在朗诵的诗人的诗呢？
朗诵会后，在一家犹太人风味的餐馆里，我向格仁拜因问了这类问题。他笑了笑，承认历史创伤和童年以来的记忆都在作用于他的诗，说着，他在纸上用英文为我写下一句箴言，意思是“过去即是未来，镜中物象比它的实体更接近我们”；而为什么格仁拜因会笑，我想完全是因为他已发明或者说掌握了一套以童话来对付神话中的暴力，以诗来消解历史的重量的方法。接下来，通过柯理翻译，格仁拜因继续向我讲述他的东德经验，他说前东德完全是一个用理念“做成”的国家，他试图以“身体”来反抗这种意识形态的控制，但后来发现身体本身都已渗入了它的份量；他讲到这里，我想起朗诵会后柯理对他早期诗的评价：“它们像刀砍在骨头上，或像外科医生把手术钳伸进病人的身体里”，我正要赞赏这比喻，柯理却摇着头，“但你听听他刚才念的诗，写的都不错，但发飘，早年的那种感觉没有了……”“哦，是这样吗，别失望，也许……”的确，东德经验给格仁拜因所带来的犀利和尖锐，因痛苦而幻灭的深度自我意识，怪异的想象力，充满睿智的嘲讽和社会批判性以及在语言形式上的张力，这一切曾令睡思昏沉的人们精神一振（“所有被盘问的身体沉睡不醒”，《悼念一个禁止的城市》），这一切成为了格仁拜因的诗歌标记。那么，他现在又在从事一种什么样的探索呢？我注意到他最新一部诗集叫做《嘲讽以后》，而在这个“嘲讽之后”，他是否正处在一种更深刻的创作危机或转机之中呢？
我点的饭菜终于送上来了，这是柯理给我推荐的一道菜：犹太——阿拉伯式的“饺子”。格仁拜因从旁边探头一看，“哦，馄饨！”于是大家都乐了起来，柯理解释说这不是馄饨，我则笑着说你可以把这个“馄饨”写入诗中，正如你曾把中国的许多事物写在你的诗中一样；我还告诉他我很欣赏他写孔夫子的一句诗“我是一只南瓜，子路，只是外貌吗”（见《“爱滋”》），这么一说，格仁拜因也笑了起来，然后很认真地对我说：“我是很欣赏孔子的‘正名’的。我认为诗歌就是一种‘正名’”。我听了在心里一动：不愧是格仁拜因，他居然用两千多年前孔子的一句话把他自己和众多现代诗人在语言和诗学上的艰巨努力都准确无误地说了出来！像刚才这句诗不就是一种“诗的正名”吗，像他那样关注于词语、力求砸开意识形态和陈词滥调的僵硬外壳以求重新说出事物的努力不正是一种诗的正名吗？我这样想着，话题又回到“中国”上来，格仁拜因说他的确对中国古老的智慧感兴趣，并从中学到很多，“但是，我很难把古代中国，把一个想象中的、哲学中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联系起来”，说到这里，他像是说出一件长久困惑着他的事一样问我：“比如，‘社会主义’怎么可能和‘市场经济’拉扯到一起呢？”
听到这里我笑了。我知道许多西方人都对此困惑不解，只不过一个来自前东德的诗人这样问我时我感到了另外一番滋味。我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笑着说“怎么不可以，你不正是这样来写诗的吗，你不是最擅长把相互矛盾的东西在诗中强行组合在一起的吗，”于是格仁拜因开始点头，似乎有点明白了；借着酒劲，我又扯起了马雅可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不是口口声声要打倒西方的资本主义吗，可他打的领带却是德国的，穿的皮鞋却是意大利的……”而这时格仁拜因也兴奋地接上了：“对，对，当他漫步在布鲁克林大桥上时，他这样说‘纽约，多美呀，但，它不属于人民！’”
我们都笑了起来。说到马雅可夫斯基，我问格仁拜因他那些有点“阶梯式”的诗在形式上是不是曾受到他的影响，他承认，“但只限于我的第一本诗集，后来我就只读曼德尔斯塔姆……”于是我接着念“阿赫玛托娃”，他则马上跟上“茨维塔耶娃”……嗬，这简直就像对什么秘密接头暗号似的！我们又笑了起来。
格仁拜因视野开阔，力求创新，这不仅体现在他经常在诗中出神入化地运用哲学、科技、艺术、医学、甚至解剖学等方面的知识，显出一种怪异的想象力和诗意转化能力，更体现在他对“每一‘单行’的好奇”和对诗的语言形式的特殊关注上；而他对诗的认识也恐怕是其他诗人想都想不到的：“从优秀的诗歌里人们可以听到，颅缝是怎样缝接的……”（《关于诗与躯体的信》，芮虎译），出人料想，可又多么精确到位！看来从二十世纪初德语表现主义诗歌到战后的“废墟文学”，再到格仁拜因，其间已多次经历了某种断裂。我们边喝边谈到这些，我们谈到知识与诗歌、经验与智力的关系问题，他说他的一切思想仍是从经验出发的，人们不妨把他的一些诗看成一种“论”，但这不是平面的、连续的，而是把思想“断开”，让它们相互矛盾、冲突，从中产生出某种东西；另外他说这种“论”也是一种透视，其中出现的思想和事物都要能够被清晰地“看到”；他的目的就是要打开这样一个诗的空间——为了从中了解自己，不是一般性的了解，而是“哲学性地了解自己。”
当然，我完全理解他在说什么，因为我已不是一个生活在古老中国的诗人（格仁拜因读过一些中国古诗，在这之前他曾连续问过我两次“他们是不是都写得很悲哀？”），而是生活和写作在今天这个时代。对于这类写作问题，我想我们已无需多说。说实话，我最想了解的，是另外一些“不便提出”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格仁拜因的诗读起来不是让我想起了德语诗而是想到了二十世纪英美现代诗及布罗茨基他们的诗？我想这已涉及到一个所谓“文化身份”的问题，这大概是目前的诗人们最敏感、最不愿回答或最不想老老实实回答的问题了（比如在中国）。但既然已熟悉了，我还是向他提了出来，格仁拜因有点惊讶于我的“眼光之准”（这是他对柯理说的），但他还是很坦率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他的确读了很多英美二十世纪现代诗歌，因为那是一种“理性的锤炼”；而德国本身的现代诗，有许多他却感到和他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他自认为他在这个母语传统中很特殊。“但你却扩大了德语诗的范围，也使它变得更有活力了”，我说。是的，也许正因为格仁拜因这样的“反俄狄浦斯”式的写作，我们才从这个“黑格尔国”里看到了一种新的语言的可能性。
而当我问起近年来他在写作上有什么变化时，他回答说：“有，但是一种奥维德式的变化。我想使我的写作更具个性，纳入更多的时间和私人经验，同时在形式上会更严格一些”。后来话题转到他的一本很有影响的散文集《伽里略向往但丁的地狱》上，我说我期望它能被译成中文，因为这个书名本身我就很感兴趣，格仁拜因听后兴奋起来，“你知道吗，‘向往’一词在德语中还会使人联想到‘测量’这一意思”，是吗，那就“更有意思”了！在这一刹那，我感到仿佛被照亮了似的——是的，从他写的那些被人称之为“伟大”的文化批判散文《过境柏林》，到他的那些无畏地深入到“内心视界的档案”甚至“脱臼”的“颅底经文”里、或是像犀利的楔子一样切入在一个正在解体的世界里的一系列诗篇，我们不是正好看到了一个一直在“测量”着“但丁的地狱”的现代意义上的伽里略吗？是的，我宁愿把我面前的这位诗人和其他众多现代诗人的写作置于“伽里略测量但丁的地狱”这一背景下来想象和认识，因为这使我的视力得以深入和扩展，使我得以从现实转向一种存在的神话，更重要的是，使我得以把我们自身的卑微劳作和那神圣、古老的使命及职业技艺联系起来！
再见，格仁拜因；再见，我的从德累斯顿的火光中复活的伽里略；既然但丁的地狱隐不可见而又无处不在，那么，下一次我们会在什么地方见面呢？
2001，1，29，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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