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头反墙壁
一个诗人写作生命中的每一次意味深长的转向，其实都是与魔鬼达成契约的结果，都是一次魔鬼化的过程。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认为：“使一个人成为诗人的力量是魔鬼的力量，因为那是一种分布和分配的力量（这也是‘魔鬼’一词的原始含义）。它分布我们的命运，分配我们的天赋，并在取走我们的命运和天赋而留下的空缺里塞进它的货色。这种‘分配’带来了秩序，传授了知识，在他所知道的地方造成混乱，赐予无知以创立另一种秩序。”[7]同诗人流放归来后兴起的空间观念相类似，他在《斯人》之后写作风格的骤变不妨视为“另一种秩序”的诞生，它象征了昌耀诗歌的一次脱胎换骨般的魔鬼化过程。以《斯人》为界，长期盘踞在昌耀作品中那种惯性十足的“高大全”式写作思维宣告了它的终结，尽管这种“高炉美学”长期被诗人视为一种“顽健的被理想规范、照亮的意志”[6]，并曾经在昌耀以及同时代的写作者和艺术家那里获得了它无与伦比的光环，但它本质上依然是由国家理想主义操刀下的魔鬼化产物，有一种堪比魔鬼的力量在操纵着共产主义高炉下的熊熊烈火。
骚动如噪声。你一声长叹，
以头碰撞梦墙。
可你至今不醒。
（昌耀《噱》）
魔鬼化的引入让受虐的诗人燃起一团暴虐之火，让他在胸中迅速积聚起一股激愤的能量，昌耀决定用它来改造令人窒息的现实处境⑧。为了击溃多年来在自己认知谱系中盘根错节的“高炉美学”，为了拯救自己痛苦不堪的命运，昌耀适时调用了这股魔鬼化的力量——他要以头碰撞梦墙——这被认为是一种最为简单而行之有效的办法。在魔鬼化外衣的包装下，碰壁不再是弱者在现实境况里的可怜遭遇，而变成了一种英雄式的反抗姿态，在昂起的头上掠过了一丝豪迈的幻影。在这场以头撞墙的激战中，诗人的头成为带上钢盔的大脑，充当了整个身体的急先锋。头就这样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御驾亲征，用尽浑身解数希望在密闭的意识形态高墙上撞开一个缺口。
“东方游侠，满怀乌托邦的幻觉，以献身者自命。/这是最后的斗争。但是万能的魔法又以万能的名义卷土重/来。”（昌耀《堂·吉诃德军团还在前进》）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骑士无疑是以头撞墙的杰出代表，也是昌耀自诩的对象。诗人高温的肤体内部充溢着火一样的破坏力，他坚硬的头同样渴望着坚硬的墙壁。一道魔鬼化指令让诗人立即执行以头撞墙的动作，以期实现一种“去魔鬼化”的目的。诗人以声音形象量度着这一系列撞击的效应：“静夜。/远郊铁砧每约五分钟就被锻锤抡击一记，/迸出脆生生的一声钢音，婉切而孤单，/像是不贞的妻子蒙遭丈夫私刑拷打。/之后是短暂的沉寂”（昌耀《人间》）；“骤然地三两声拍击灵魂。情结诡谲。/空荡荡是影子，黑黢黢僵仆，倒地急促”（昌耀《听到响板》）。在这种局促不安的基调中，昌耀从悾悾的撞击声里敏锐地捕捉到了细微的现代感受，这是头和墙壁之间展开的犀利对峙，诗人体内高温的破坏力让碰撞时不断迸溅的火花成为了两者交流的产物，成为了诗人炙热而焦虑的文字，炮制了一种狰狞之美。以头撞墙是用自虐的快感来抵消、麻醉受虐的疼痛，几番撞击之后，身心麻醉的诗人获得了神经病人般异常敏感的听觉：“那时即便一声孩子的奶声细语也会如同嚎啕令男儿家动容”（昌耀《悲怆》）；“难怪一声破烂换钱的叫卖就让你本能地忧郁”（昌耀《僧人》）。与其说这是以头撞墙的后遗症，不如说诗人实际在进行着一种声学自虐。在昌耀的秘密耳道里，“孩子的奶声细语”、“破烂换钱的叫卖”和诗人以头撞墙的悾悾声，都源于他的羔羊情结，属于羔羊式的声学体系，它们都是与各自命运之墙撞击时发出的音节，是生命的呻吟，是弱者的武器。昌耀通过这种声音的传递，找到了自己撞击墙壁的回声。神经敏感的诗人在忍受这种声学自虐的过程中，也把它改装成一种声学自慰，享受着从肉体到精神的多重体验。“淘空是击碎头壳后的饱食。/处在淘空之中你不辨痛苦或淫乐。/当目击了精神与事实的荒原才惊悚于淘空的意义。”（昌耀《淘空》）
悖谬的现实体验让撞墙本身成为一个自反性概念。墙成为一个象征围困的符号，它以真实的身躯出现在诗人被流放的年代，又以一种空间伦理填充着他的建筑学狂想，如今它以另一幅虚拟的面孔进驻了诗人对现实境况的真切感知。描述过“狗鱼实验”的舍斯托夫（Lev Shestov）将以头撞墙视为“惟其荒谬，故而力行”的哲学赞词：他把人比作放养在玻璃器皿一侧中的狗鱼，另一侧则是狗鱼的猎物，它们中间有一道玻璃隔板，无所察觉的狗鱼一次次向猎物发起冲击，都狠狠地撞在了透明隔板上，几番尝试之后，狗鱼安静了下来。即使把隔板去掉，狗鱼依然无动于衷。昌耀在付出以头撞墙的代价之后，在体验了撞击中的自虐和自慰之后，貌似浑然不知地中了墙壁的木马计。墙壁并不固然强大，但昌耀以头相撞的正是这种游击主义的墙壁，后者每得逞一次便在火光的掩护下悄悄将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谓的“畏”的基本情态偷运进诗人的头内部，不动声色地解除了他精心布置的魔鬼化武装，致使昌耀的突围计划最终破产。
心源有火，肉体不燃自焚，
留下一颗不化的骨。
（昌耀《回忆》）
头的魔鬼化不敌墙壁的木马计，以头撞墙预示了昌耀人生的失败，然而这一堂·吉诃德式的壮举却宣告了我们在认识论上的胜利。在头与墙壁的猛烈碰撞中，就像诗人记住了那些聊以自慰的声音一样，他也仿佛看到了迸溅出的火花。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撞击产生的火花不论来自幻觉还是真实的迸发，它们都被诗人误认为是他内在火焰的发泄，是外界对内心产生的共鸣。如果用阿伦特（Hannah Arendt）评价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在头与墙壁撞出的火星面前，昌耀正是“用真理的激情抓住了假象”⑨，他就这样沉迷于这一假象之中。不论围困诗人的墙壁是否真的存在，或者是否永远存在，昌耀都像那条狗鱼一样慢慢安静了下来，失败后的昌耀已经不在乎是否还有墙壁了，他默认了自己的生存空间：“思想者的圆顶驰去虚无的车马。”（昌耀《洞》）
昌耀已经与墙壁融为一体，没有爱也没有恨，只有麻木体验掩护下的自虐与自慰。当痛感和快感渐渐退潮，昌耀发现与魔鬼的契约实际促成的是自己与世界的象征性和解。昌耀很可能真的经历了创作的魔鬼化，他是一位试毒者，以此来达到免疫和自救。就像他描写过的一种含有毒素的植物那样，利用这种致命武器，为着个体生存向蚕食它的昆虫发起复仇：“以恶抗恶：植物可怖的宗教神话，魔力无边的咒语。”（昌耀《复仇》）不论魔鬼的力量带给昌耀的是幸运还是磨难，在接受辩证法领导的同时，与魔鬼签约的代价是让生命走向衰老，时间或许是一个最大的魔鬼，衰老是这个惊心动魄的魔鬼在人们身上留下的唯一痕迹，正如昌耀所说：“世间自必有真金。/而当死亡只是义务，/我们都是待决的人伕。”（昌耀《浮云何曾苍老》）（“人伕”系原诗用语）
四 内火反外焰
昌耀的诗歌中暗藏着一团双重火焰，它以一个诗意的原点为焰心组成同心圆。外层高温炙热，是一种热感型火焰，它与日常生活的氧气相接触；内层明亮炫目，是一种光感型火焰，它包裹着诗意的中心。外焰具有氧化作用，它隔绝了诗意的浸润，让诗人成为“天地间再现的一滴锈迹”（昌耀《听候召唤：赶路》）；内焰具有还原作用，它毗邻诗意的源头，让诗人从此化作“一部行动的情书”（昌耀《慈航》）。双重火焰以相反相成的形式在昌耀作品中燃起，它们彼此间张力十足，又共存于一个文字空间；它包裹着昌耀全部的生命信息，并将它们以一种狰狞之美折射进那些逐渐成熟的诗行中。双重火焰展示了一幅充满吊诡、紧张和斗争的命运图式，联步呈现、整理和调解着现实生活与诗意之间的关系。内焰与外焰间的砥砺厮磨不仅勾勒出昌耀以头撞墙的创作心态，而且也导致了他作品中英雄情结的分裂和衰变。随着1980年代中期以来昌耀在现实境遇上一系列悖谬体验不断升级，日常生活的外焰大有吞噬诗意内焰的趋势，企图让诗人的单纯内心世界全部氧化、变色、生锈，将审美空间焚毁成灰。在这团狰狞之火的威胁面前，昌耀体会到了自身的真实处境：
面对一种冷场，朝觐生命寒射的光照，
如在烧红的铁板感应蹦起的鱼。
（昌耀《场》）
“烧红的铁板”远远要比“寒射的光照”来得更为紧迫和猛烈，热感型的火焰以绝对的优势要挟、遮盖住了光感型火焰，这也预示了日常生活有足够的力量击败诗意的存在。这种趋势让一贯秉承古典主义英雄观的昌耀开始对他笔下的形象做出一定的调整，以此为他难以为继的英雄逻辑铺就道路。在现实主义外焰的连年烘烤之下，在“烧红的铁板”上“蹦起的鱼”成为昌耀塑造出的一个另类的英雄形象，即使刀俎具足，也不忘做一次绝望的反抗。“我们知其不可而为之，累累若丧家之狗。/悲壮啊，竟没有一个落荒者。/悲壮啊，实不能有一个落荒者。”（昌耀《堂·吉诃德军团还在前进》）不论是“蹦起的鱼”，还是“丧家之狗”，昌耀将这类形象都注入一种反英雄的元素，日常生活以烘烤的方式邀请它们在昌耀创作的中晚期现身。反英雄形象的出现，促使它们与以往昌耀笔下的英雄形象分庭抗礼，成为了对古典英雄形象的戏仿：“堂·吉诃德军团的阅兵式。/予人笑柄的族类，生生不息的种姓。/架子鼓、筚篥和军号齐奏。/瘦马、矮驴同骆驼排在一个队列齐头并进。” （昌耀《堂·吉诃德军团还在前进》）塞万提斯（Cervantes）创造的堂·吉诃德这一文学形象本身就具有反英雄的色彩，这个迷恋骑士小说以致走火入魔的伪骑士，终于在与现实之墙无数次喜剧性碰撞之后，承认了一种悲剧性的命运。昌耀如堂·吉诃德一般，同样付出了以头撞墙的惨痛代价，他终于承认：
没有硬汉子。
只有羊肠小道。
命运跳板的尖端
容不下第二种机缘。
（昌耀《嚎啕：后英雄行状》）
嚎啕是诗人内心情感淤积的强烈爆发，也是对他长期赏识的抒情系统的一次格式化。尽管这里喷发出的消极见解仅仅是诗人情绪波动时的过激之词，但经过此番格式化处理之后，昌耀开始认真反思自己在认知模式和情感结构中根深蒂固的英雄情结。在昌耀众多的诗篇中，英雄一直是一个或一群“硬汉子”，是日夜奔腾、摧枯拉朽的一百头雄牛，是青藏高原上恣意挥鞭的牧人，是滚滚黄河里搏击湍流的水手，是开国元勋，是草莽豪侠，是水坝工地上牺牲的浇筑工人……英雄张扬的是一种顽强的生命力，是自然的原欲。然而，在诗人的嚎啕声中，不断失衡又持续升温的双重火焰显出了狰狞的面孔，仿佛施了某种巫术，硬汉子式的英雄们瞬间化为乌有：“大男子的嚎啕使世界崩溃瘫软为泥。/……硬汉子从此消失，/而嚎啕长远震撼时空。”（昌耀《嚎啕：后英雄行状》）如果把昌耀诗歌中遍布着“硬汉子”的创作阶段想象为一个“英雄时代“，那么如今这种嚎啕之声便意味着英雄时代已然“崩溃瘫软为泥”，而宣告另一种昌耀所谓的“后英雄时代”的登场。与“英雄时代”造就英雄形象的指令不同，“后英雄时代”创造的正是反英雄的形象，在这类形象身上，我们找不到丝毫整体感的光晕，找不到对正面宏观价值的讴歌，找不到乐观积极的抒情元素，它们被燃烧在“后英雄时代”里的狰狞之火统统消解、焚化，变成了对没有英雄出现的平凡人间的片段式记录，变成了一种灰烬中的叙述，变成对生存本身的赤裸相见。
“后英雄时代”对“英雄时代”的覆盖和消解是现实主义外焰对诗意内核虎视眈眈的结果：“如果必要的死亡是一种壮美，/那么苟活已使徒劳的拼搏失去英雄本色”（昌耀《一天》）；“后英雄时代”在现实中的胜利者姿态驱散了诗人以往施加于“英雄时代”的种种梦幻，妄图解体昌耀创作心理中的英雄情结，将他带进了世俗、琐碎的现实生活。昌耀说：“日子是人人遵行的义务”（昌耀《圣咏》），“后英雄时代”正是由无数个普普通通的日子构成，这里“没有硬汉子，只有羊肠小道”，它唯一的意义就是让人们直面眼前这个并不完美的生活世界，让不能做英雄的人们成为苟活者，让耽于梦幻的人们嗅出人间的烟火。
昌耀就是这样一个怀有英雄情结的苟活者。在他中晚期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了从“英雄时代”向“后英雄时代”的转轨过程，这种转轨也包含着时代基本命题的转换，即从前者的“像英雄一样生活（思考、说话、写作、恋爱……）”转变为后者的“像人一样生活（思考、说话、写作、恋爱……）”。这种命题转换，彻底消除了昌耀以及他的同代人对英雄的崇高幻想，将自己还原为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去感知世界，感知他人，也让他此间的作品中充满了叹嘘、疲惫和累累伤痕。现实主义外焰拼力扑灭诗意的焰心，但却无法将其焚烧殆尽，只能将它逼入中心的孤岛，如同锁入一间世外的牢笼，那里是昌耀内心里冥顽不化的诗意中心，它像一豆永远燃烧的灯火，为诗人保留着对英雄的梦想。因为昌耀的英雄情结内核尚在，所以他始终不肯接受苟活者的名号；又因为英雄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昌耀不得不在“后英雄时代”的基本命题下成为一名苟活者。
观念与境遇的厮磨也正是双重火焰之间的抗衡，这让诗人的内心徒生出旷日持久的烘烤感和离奇的悖谬体验，但值得庆幸的是，生活对诗意的压抑反而促成诗意的再生。在昌耀的创作历程中呈现出一条英雄情结的衰变轨迹，这个过程面目狰狞，充满心灵的历险和意志的修炼。昌耀的诗歌在抵挡消极命运的同时，为我们保留了一个诗意的内核，让我们能够穿透生活的迷雾洞悉灵魂的底色。鉴于日子乃是人人遵守的义务，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没有英雄的时代里，昌耀诗歌中的生命体验也构成了我们揣测生活的一个不老的神话。
（源自边缘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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