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我写诗，写着写着我就胆寒了，诗歌这种文体太过复杂，受限制的地方太多，我又是一个笨拙的人，写了近二十年，我还是落荒而逃了。操弄小说这事儿，纯粹是出于讨巧的心理，相比较诗歌的崇高写作，毕竟简单了许多，至少在心理上，我是没有多大压力的。加之，我一贯喜欢胡说八道，正好，就没完没了鼓捣上了。关于小说这种散乱而自由的文体，前人说的太多，那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关于小说和生活的界限，在我的脑子里，也是一直纠缠不清，我不知道小说歪曲了生活，还是生活抄袭了小说，它们之间的暧昧关系总是乱糟糟的。反正，我一喝大了，就觉得活在了小说里，一想到我活在了小说里，我就犯迷糊。
自拉伯雷和塞万提斯发明欧洲小说以来，这世界就不可遏止地足够精彩和混乱。关于小说该怎么写，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米兰·昆德拉这两位技术流大师教导的最卖力，我也就信了他们，按他们给出的道道写，这说明，我还是比较盲从，不够自信。其实，不自信的人多了，又不止我一个，一想到这里，我就坦然了。问题是，你若真的按小说写作的教条来处理你所面临的一堆东西或一个题材诗，那些金科玉律立即变成了无用的垃圾，比如我，茫然无措起来了，不知如何下手，这是讨好和迷信的不良后果。
其实，小说就是个流水账，这是我读完卡夫卡、卡佛、韩东和王小波后的感觉，考验的是人的能力而不是天赋，天赋会让人超出他所不能及的边界，但能力最终统治着自己宽广的抱负。我昨天还和诗人广子、小说家托雷讲，我的小说不是写出来的，它分明存在那里，等我复述一遍。我主要的工作是凭着记忆而不是技艺把那个早已存在的故事抄下来，包括故事里的那些人的表情，语气，命运，尽可能不要遗漏了细节；当然，细节无可避免的遗漏，显得粗陋了，这也是我最懊丧的地方。我家乡的故事对我有着一种神秘的吸引力，我甚至还产生了一种为家乡写传的强烈冲动，《偷生》勉强算是个小中篇，我一开始的记忆里是一部《白鹿原》似地的长篇，就像海明威那样，他计划将《老人与海》写成一千页的东西，把村子里每个人都写进去，包括他们怎么谋生、出生、受教育、生孩子等，或者像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那样，找到准确的调子，浩瀚无边。海明威认为，“写作这个行当，你受制于已经完美的杰作。”我相信他这句话的诚实性，你得舍去很多你舍不得的东西，一来二去，不知怎么回事我就给写成了那样的篇幅，可见我的不靠谱性格是多么的令人不放心。不过，连海明威都干过这种事，我就感觉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周家的故事就在那里，无论谁去了，只要脑子好使，把调子调准，记下来即可。写完后，我觉得我和我们村庄里的其他人一样，都是一个家族命运的围观者，那么合理，很无情又寄予同情，甚至还有点幸灾乐祸的样子，这的确有点不道德。要这么一说，我的小说就简单了，它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抄出来的，接下来我还要抄的小说有好几个，比如我们老家那里的野蛮生长的土匪史，我的羞于启齿的色情童年。包括《满嘴蒜味儿》，我一直对失败这个主题很迷恋，那都是从我的记忆里的日记撕出来的一页，抄录下来就行了，所以，我常常很不屑小说这个行当，当然以我为例，没有难度，不像诗歌写作那么翻来覆去折磨人，不装模作样，但好玩儿。
每一篇小说写完后，我这该死的健忘症又犯了，不仅忘了小说的篇名，甚至连内容都给忘了，更邪乎的是，如果不署名，还以为是别人写下的东西，我总是这样一遍又一遍掏空自己，这个习惯可真不好。所以，有人一旦问到我的小说，我就慌了，就好像他们要揭我的隐私，那种疏离感和绝望使得我只好支支吾吾地说，我对小说无话可说。
2012-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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