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准备细致地考察奥登《在战时》十四行1938-43年之间进入中国的整个过程，对一些重要的史实做出辨证。重点放在卞之琳翻译所“择取”篇目型塑出的奥登诗歌形象与原作之间的错位，从中国诗人生成的新的诗歌形象——农民兵，探讨创造性误读的正面意义。
一、“最初的”十四行与“欧洲的愧疚”
1938年2月16日，英国诗人奥登与小说家衣修伍德结伴抵达香港，2月28日由香港到广东，随后由广州北上，3月8日抵达汉口，在汉口稍作停留，与蒋介石和宋美龄见过面，也与蒋的德国军事专家交换过看法。3月15日离开汉口，经郑州、徐州，到中国抗日前线，一个多月后回到汉口，两人还到过西安、南昌、金华、温州等地，最后于6月12日由上海踏上轮船返回欧洲。尽管大多数时候，被中国官员、文人和英国人所包围，但奥登路途所经所感，还是促成他后来不少诗作的诞生。离开中国九个月后，1939年3月在英国出版《战地行》。这本书包括了奥登的27首总题为《在战时》的十四行诗（以下简称“战时十四行”）和一首长诗《诗解释》，以及衣修伍德的战地日记。两个月后，美国版发行。“战时十四行”被门德尔松称为“奥登1930年代最深刻大胆的诗作”，而且“那可能也是那个十年中最伟大的英语诗歌”，他认为“比起《西班牙，1937》，它具有更高的境界，更强的道德凝聚力，想象力更丰富，诗味更浓”[1]。奥登这些诗作，是在欧洲二战全面爆发前夕的现实压力中，在其个人由马克思主义转向宗教的思想转型过程中，对战争展开的具体考量与抽象思考，他的27首十四行，有不少是对人性的“总体性”思考，只有少部分是直接写到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而中国诗人对奥登“战时十四行”的接受，恰恰是从这少部分诗作开始的。
奥登与衣修伍德离开汉口赴津浦北段采访观察将近一个月后，于1938年4月20日返回，21日，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陈西滢，国民参政会议员杭立武，举行茶会招待二人，出席的还有冯玉祥将军、剧作家田汉、洪深等人。奥登朗诵了一首十四行，由洪深译为中文。4月22日，汉口版《大公报》报道了这次招待会，并发表了奥登题为“China Soldier ”的英文原诗及洪深的中译。这是奥登“战时十四行”中第一首见诸报端的。
在上海，由邵洵美主编的《自由谭》，也于1938年12月1日发表了这首十四行，这一回明确标出诗名《中国兵》。
下面分别是刊登于《大公报》的洪深译诗，和刊登于《自由谭》的邵洵美译诗：
远离文化的中心，他被派用在疆场；
无贵无贱，同已将他忘却，
在一棉衾之下，此人紧闭眼角
而消逝了。他将不再被人谈讲，
当这战役写录成书的时候；
头颅未带着重要的学识死去；
说些陈腐的笑话；他像战时一样无趣；
名字也如他的容颜不复存在人的心头。
欧洲的教授，尊贵的妇人，公民们，
恭敬这个青年，虽不为新闻记者所知，
他在中国已成尘土，好让你的女孩子，
可以安居大地上，决不可能
再受凌辱在狗类之前；好让那有水池，
山陵，房舍的地方，也还可以有人。
（洪深译）
远离了文明的中心，他完成了使命；
他的长官和他的蚤虫便将他放弃；
在棉被窝里面，他合上了他的眼皮
冥然而长逝。当这一次伟大的战争
将来编成书籍，他也不会被人提及；
他的脑壳里并没有带走什么资料，
他的笑话陈旧，做人像打仗般枯燥；
他的名字和他的容貌将永远消失。
啊，欧罗巴的教授们，主妇们，平民们，
请向这一位青年致敬。你们的记者
并没注意，当他在中华变成了尘埃；
从此他的土地配你们的女儿钟情；
从此他不再在狗跟前受辱；从此
有水有山有房屋的地方；也有了人。
（邵洵美译）
上面两首译诗的基本内容大体一致，其中有两处值得注意。一处是邵洵美直接译为“他的长官和他的蚤虫便将他放弃”，而洪深的译文则稍为曲折一些：“无贵无贱，同已将他忘却”，但并未译成“穷人与富人联合起来抗战”，这是历史事实。[3]另一处，是笔者更为看重的，是第三节有一句“欧洲的教授，尊贵的妇人，公民们，恭敬这个青年，虽不为新闻记者所知”，是后来正式出版的《在战时》中所没有的。这两句诗在诗集中被修改为：“他不知善，也不择善，却如一个逗点，增加了意义。”这两句修改前后，在情感状态、修辞风格和意义指向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初稿是一种呼告式的直言要求，对象是欧洲人，情感激越；而后一句则平静，是一种冷静的判断。据衣修伍德《战时日记》介绍，奥登4月21日朗诵的诗，是20日为一个死去的中国士兵而写的。而据邵洵美的后人介绍，邵洵美是经美国朋友帮助，从奥登那里得到诗稿的，在离开中国之前，奥登诗作原貌大致如上。从原初的诗作中，我们能够更直接地感受到奥登所怀有的“欧洲的愧疚”。
奥登写作此诗是1938年4月20日，此时欧洲的情况已经十分危急。1937年9月英法与德意签订《慕尼黑协议》，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利益，暂时获得了“永不投入彼此间的战争”的和平承诺。1938年3月12日德国武装占领奥地利。此时，奥登正在汉口，衣修伍德日记中写道，当他们听到这个消息时，“The bottom seemed to drop out of the world”[4]（直译为：脚下好像被抽空了）。此前，在广东沙面一次聚会中，当奥登与衣修伍德被问到英国是否能够制止（欧洲）战争时，曾出现过“令人尴尬的沉默瞬间”[5]，奥登与衣修伍德尴尬的沉默，是欧洲知识分子良心愧疚的自然表露。从慕尼黑协定之后，他们恐怕已经对英国政府能够制止欧洲战争缺乏信心了。
3月12日奥地利被占，英国并未有所行动，而是很快承认了德奥合并的事实，这些都在撼动着奥登的底线。对于英国（欧洲）的绥靖，奥登是厌恶与鄙视的，后来他写《1939年9月1日》一诗，其中有“那些聪明的希望/吐出这个卑下虚伪的十年”，布罗茨基指出，“那些聪明的希望”指“所有那些为欧洲的法西斯主义铺平道路的事件”，包括：“和平主义，绥靖主义，西班牙，慕尼黑”等等[6]，这样的解释是令人信服的。顺着这条思路，奥登在中国发出“欧洲的教授，尊贵的妇人，公民们”的呼吁是很可理解的。这种呼告式的表达，表明奥登的预设读者是欧洲人。奥登此诗，前半部分是对卑微的中国士兵的写实，“他远离文明的中心”，暗喻士兵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死时身上有跳蚤，裹在一条棉被里，说明没有得到足够的，有卫生保障的看护和治疗；他也不了解什么重要的军事情报或道理，为人也不生动幽默，其死亡如尘土。这都是中国士兵普通的卑微的实存。但这卑微的肮脏的士兵，却在为英国的暂时的和平出力，也就在这个意义上，在对比中，中国士兵的静默的意义凸显了。“从此他的土地配你们的女儿钟情”也就顺理成章，包含着一个西方人对于东方的谦卑。
奥登并没有歌颂中国士兵，他甚至也不是将中国士兵当作“高贵的野蛮人”。中国士兵并没有像塔希提岛上的居民那样，让欧洲人由他们的内心的安宁而反思自己的“不幸福”状态；毋宁说，中国士兵的内心是没有浮现的。奥登不是东方主义式的，由着发现东方“香格里拉”的冲动，在落后的中国寻找一块可能的净土。相反，奥登现实地，将中国士兵及中国，放在世界战争的秩序中进行考量；整个落后的、静默的中国，就和他的肮脏、静默的士兵一样，在欧洲以外的世界中，承受着法西斯的冲撞蹂躏，并给法西斯以有力的回击。比起文明的英国，以及她的教授们公民们，这是一份实在的艰苦承担。
二、卞之琳的选择——中国农民作为“政治实在”
奥登最初诗作中充分地表达了“欧洲的愧疚”，但卞之琳、联大青年诗人对此一无所知。汉口版的《大公报》关于奥登的报道，似乎在当时并不为武汉以外的中国诗人所读到。因为直到1979年卞之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还提到“据他（奥登）和衣修伍德合著的《战地行》一书中衣修伍德所写的旅行记部分所说，诗中第二行‘为他的将军和他的虱子抛弃’，竟被译成了‘穷人与富人联合起来抗战’！”[7]，而从上文中所举汉口版大公报所附译诗来看，洪深并未擅改奥登原作。这实在是一段不应该有的历史误会，而其源头是衣修伍德的《战时日记》。奥登在英国结集出版《在战时》，删去直白的“欧洲的愧疚”，而卞之琳1943年所选译奥登，集中呈现的是中国兵、中国农民的静默的“伟大”，因而奥登《在战时》十四行中原本立足于“欧洲的愧疚”与绥靖主义的自我反思，在卞之琳集中的选译中并未得到呈露，反而凸显的是“中国兵”以及“中国”的形象。
奥登的“战时十四行”最早在中国的完整译本，是朱维基翻译，1941年5月出版的《在战时》，收录奥登《战地行》一书中的全部序诗6首，十四行诗27首诗，和一首作为补充的诗解释。书前还附有一篇长达36页的引言，详细分析了奥登登上诗坛的时代背景和他的诗艺特点，并逐条阐释了《在战时》组诗每首诗的含义。但这个译本很少为1940年代的中国诗人谈起。
在1940年代，产生影响的是卞之琳的译介[8]。1943年第2期《明日文艺》，刊载了卞之琳选译的奥登六首“战时十四行”。分别是奥登出版的二十七首十四行中的第四、第十三、第十七、第十八、第二十三、第二十七首。卞之琳对自己何以选择这六首诗，并无直白高蹈的解释，仅以“前记”中的寥寥数语，掂出奥登战时十四行中极为重要的新意象——“中国农民”。卞之琳指出，与中国诗歌爱好者所习见的“夜莺”、“玫瑰”或者“死叶”、“银泪”相左，奥登诗歌中没有这些浪漫意象，他的一个突出的新意象，是“从土地取他的颜色”、“山岳挑选了他的子女的母亲”、“在十八省里建筑了土地”——的同一群体——中国农民，能欣赏这一点，才能欣赏“凡是有山有水有房子的地方也应该有人”。卞之琳选译的六首诗中，第一首是直写中国农民的，第三首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首题为“中国兵”的，奥登在中国所写《中国兵》中原有“欧洲的教授，尊贵的妇人，公民们，恭敬这个青年，虽不为新闻记者所知”的两句诗，在《在战时》诗集中已被修改，因此卞之琳的译文为：“他不知也不曾自选‘善’，却教了大家，给我们增加了意义如一个逗点”。第四首写伤兵，第五首写到里尔克，探讨诗人在战争中的责任；第二首和第六首，是对中国的赞美与期许。
卞之琳选取六首诗中，第一首就是直接写中国农民的。第二首，则是写中国的。这两首可以放在一起，能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下面分别是卞之琳所译第一首和第二首。
Ⅰ
他停留在那里：也就被监禁在所有中。
季节把守在他的路口，像卫士；
山岳挑选了他的子女的母亲；
像良心，太阳统治着他的日子。
他前头那些年轻的从表在城里，
走着他们的快而不自然的途径，
什么也不信，什么也不大在乎，
当一匹中意的马一般对待外路人。
他很少变，
而从土地取他的颜色，
长得就像他的那些牛，那些羊。
城里人以为他吝啬，以为他简单，
诗人感泣而从他见出真实，
压迫者把他举出来当一个榜样。
Ⅱ
当然是赞美，让歌声起来又起来，
歌颂盆里或脸上开出的生命，
歌颂植物式忍耐，动物式可爱；
有些人曾经享过福；也出过伟人。
还是听早晨的悲哭，明白为什么；
城市陷落了人倒了；“不义”的志愿，
从没有失势；所有的王霸还总得
用相当高贵的名目，来统一谎言。
历史用悲痛与我们的轻歌对垒，
乐土不存在；我们的星球孵出来了
有望而从未证明过价值的族类；
敏捷的新西方不大对；了不起而错了，
这个被动的花似的民族也就是，
任他们长久在十八省里建筑了土地。
第一首毫无疑问是写农民的，因为至少出现了两处与城里的对比。与城市相比，农民是慢的，不变的，生活狭隘单调——“被囚禁在所有中”，农民性情被动驯服——像牛羊，然而他却让诗人感泣，让压迫者把他树为榜样。第二首，很难说是写中国农民，毋宁说是写中国的，与“敏捷的新西方”不同，这个民族是被动的，但他又是“有望的”、“花似的”，因为他们建设了十八省的成绩，所以中国是值得期待的。如果说新西方是城市，那么古老的中国也就相当于农村，中国也就是世界城市中的“农民”，或者用奥登在《诗解释》中所说的，是卑贱者，但恰是卑贱者“多少世纪以来做出一切重要的事情”。这就是奥登的现实主义，他没有寻找乐土，寻找乌托邦。但他充分肯定了中国悲痛付出的意义。也因此，他赞美“动物般的忍耐，植物般的优美”的中国美德。
按照魏斐德的说法，在近代之前，中国的农民没有获得过自我的“政治实在”，他们是由知识分子来塑型的。在见诸文字的形象中，农民有两重性，一方面是勤俭的理想化的农民形象，另一方面是叛逆的，是“负重而沉默寡言的牲畜”，会“间歇性地攻击主人”[11]。五四新文学以降，农民大体还是这两种类型。“农民的发现”是五四新文学“人的发现”的重要构成要素，但五四小说中的“农民”形象，是启蒙精英审视批判的“国民性”的载体，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1930年代沈从文笔下的农民，则被当作民族品德光辉的代表。中国现代小说中农民形象的变化轨迹，依然是与古代对于农民作为美德、作为缺陷的象征相联系。新诗中的中国农民形象则相对不那么鲜明，早期新诗中，刘半农、周作人、刘大白的诗歌中也有农民，有传统“悯农”精神的余绪，但农民不是诗歌的重心。农民形象成为诗歌的中心，大约还是从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开始。此后，抗战军兴，也是艾青一再地书写着中国北方的农民，他的短诗《手推车》，“彻响着北国人民的悲哀”。无论是鲁迅、艾青或是沈从文，他们对农民是有态度的，可以说在乡土文学中，农民是被批判的愚昧的国民性代表；在沈从文《边城》那里，他们又成为美德的化身。但在奥登这里，似乎是“无态度”的，特别是，当他把那种呼告式的“恭敬这位青年”改成“他不知也不曾自选‘善’”以后。
卞之琳在1943年对奥登的“他不知也不曾自选‘善’”，没有做出详细的评价，但是在三十六年后，他则有比较详细的说法：
例如，写一个中国兵的这首十四行诗，当然认识不全面。我国在1938年就已经有无数在党与非党领导下的英勇抗日士兵，何尝不知‘善’也不曾选择‘善’，只是奥顿自己没有亲眼见到而已。但是这用在奥顿亲眼见到的当时‘中央军’拉夫去打战而委弃给炮火和饥寒、疾病以致献出生命的‘大兵’场合，鉴于他们即使知‘善’也由不得自己‘选择’的实际情况，又何尝没有相当的真实性？至于‘知识’，农民自有知识分子所没有的‘紧要知识’，当然也不能排除我们知识分子自己，由于多少年来的人为灾难，即使至今也确乎还太缺少知识的事实。[12]
卞之琳三十六年后的评价仍可视为他当年思路的某种浮现或者延续。或者说，大体可以了解在当时，卞氏所理解的“善”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的。“善”是为正义而战，卞氏认为中共领导的军队，早就具有这样的自觉了。而国民党士兵，仅仅是没有能力去选择而已。这样的说法放在1940年代的语境中，还是有些问题的。毕竟，奥登所见的国民党士兵，都是在抗日战场上与日军正面作战的，并无与共党内战而“不善”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奥登所谓“善”主要不是指为“正义”而战。奥登的“善”具有反讽的意味。他说中国士兵不知善，也不择善，是在与欧洲对比的前提下展开的。在奥登眼里，聪明的欧洲是知“善”的，却最终没有为“善”。
从人性的角度而言，按照同为英国人的休谟的观点，“一切德行”“只是由于善良的动机才是有功的”，行为“只被认为是那些动机的标志”；动机更重要，“一个善良的动机是使一种行为成为善良的必要条件”[13]。在英国（欧洲人）那里，能够使“我们的女儿”免受屈辱的行动，自然是一种有利于人的德行，这是中国士兵的牺牲在奥登眼里的意义之一。没有“现代”知识，没有“世界性”视野的中国士兵，他的参战动机未必会与英国、与欧洲有关，因而他的为“善”又是不自觉的，若以动机决定德行的话，这也就算不上“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奥登说中国士兵“不知善，不择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英国首相张伯伦等人的绥靖政策原也是为了使英国（欧洲）免于在一战之后，再陷入战争的浩劫，这原是“善”的动机。但这善的动机，却一再地以弱小民族的牺牲为代价，因此，从这个层面看，英国人的“善”却可能是自私的，恶的。因而，中国士兵的不知，反可能是无私的，高尚的。而在奥登眼里，更为巨大的“不善”，是以“至善”之名，要求民众放弃自由以服从国家利益；这样以善的名义所建之国家，则可能是警察国家，如他在《诗解释》中所言：“把真理交给警察和我们吧；我们知道善；/我们能建立时间磨损不了的至善的城，/我们的法律将永远保护你们像环抱的山”[14]奥登是在“无态度”的态度中肯定着中国士兵的牺牲与付出。但是他说中国的士兵不知善，是在欧洲伪善的背景中展开的。而中国的接受者，却在一个比较浅显的，即中国士兵“无知”的层面上，去理解奥登所谓“不知善”。农民似乎还没有开化，没有基本的文化知识，自然就不会有能力去理解“善”，选择“善”，因而发明了一个语汇“愚笨”。这其实是建立在对奥登误读基础上的一种变化。
中国年轻诗人，在西南联大的这一群年轻的现代主义诗人，所以能经由卞氏的选译，而将农民与兵联在一起，也有很现实的原因。1941年底至1942年底，在西南联大教授自办的刊物《当代评论》上，教授杨西孟连续撰文讨论物价，其核心观点认为在抗战全面爆发五年来，中国农民为国家承受最多，“农民对抗战的贡献，实无伦比”，“农民是我国国本所系”。文章具体谈到农民所承受者，一是“田赋征实”，二是“数百万的战士出自农民”，可以说“抗战以来”，“后方数百万人口生活的维持来自农民，财政上最大的有形税亦出自农民”。[15]农民对战争的坚忍无声的付出，当为联大师生所共知，中国士兵本出自农村，也基本是常识。而将士兵与农人合体，却的确是联大这些诗人们的首创。
在这些写作农民兵的作品中，已在超越五四对于中国农民麻木、愚昧的凝固的定义，而将同情、变化的可能带进诗作中。穆旦所作《农民兵》中写道，“不知道自己是最可爱的人，/只听长官说他们太愚笨”；“他们是工人而没有劳资”，“他们被谋害从未曾控诉”，/杜运燮《草鞋兵》的第一句即歌咏：“你苦难的中国农民”，这些都在直写农民兵的沉默、愚笨，但穆旦也预言：“而我们竟想以锁链和饥饿/要他们集中相信一个诺言”，“但若有一天真理爆炸，/我们就都要丢光了脸面”，而王佐良则提出“愚笨”，“有你我/脆弱的天平所经不住的重量”。这里至为难得的是，穆旦、王佐良等人并没有把自己撇出于历史责任之外，而是认为自己也是为农民所豢养的，也加入了对农民兵有形无形的欺骗——各种宣传。但他们相信农民终有觉醒的时刻。这样将个人揉进历史，承受可能的破碎与痛苦（丢光脸面），是和卞之琳在《慰劳信集》中以欣赏风景的方式对中国农民所进行的歌颂是很不相同的。
三、余论——穆旦的“非中国性”
1940年卞之琳在昆明明日社出版了新的诗集《慰劳信集》，《慰劳信集》是卞之琳1938年至1939年在延安及太行山区“客居”一年的产物，这是卞之琳一生中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诗歌写作尝试，所写人物，包括神枪手、机场工人、地方战士、政治部主任、放哨的儿童、抬钢轨的群众、姑娘、勇士、煤窑工人、农民、蒋介石、毛泽东、集团军司令、空军战士、连长、开荒者等，新诗史上以这样的规模，集中描写这些原本没有什么诗意的“工农兵”，恐怕卞之琳还是第一人。表现对象的扩展，是对原本何为诗，何为诗意观念的自觉的修正。因而，这个意义是重大的。虽然，作者自己在实践的过程中，也许由于个人性格等诸多原因，并未能充分地融入对象生活中，因而给人以将对象“风景化”的印象。在穆旦他们的诗作中，风景化因素的剔除，是对卞之琳的明显超越。
1947年，王佐良在英文杂志《生活与文字》上发表《一个中国诗人》，这是穆旦研究史上最重要的文章，奠定了此后穆旦研究的基本框架[16]。其中一个判断更被后来者广为引用：“穆旦的真正的迷却是：他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多数论者由此论证穆旦对中国传统的无知，但都忽略了王佐良紧接这句著名判断后面的话：“在别的中国诗人是模糊而像羽毛一样轻的地方，他确实，而且几乎是拍着桌子说话。在普通的单薄之中，他的组织和联想的丰富有点近乎冒犯别人了。这一点也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很少读者，而且无人赞誉。”王佐良认为，穆旦当时缺少读者与知音，是因为在修辞（“组织与联想”）上，他过于丰富以致使别的诗人感到自己的无能（“冒犯别人”）；在内涵上，他深刻发露（“拍着桌子”）的事实，同时代的“中国诗人”可能尚未注意（“模糊”）或无力表达（“像羽毛一样轻”），这都是针对着中国诗坛当时的现实来说的。因而，结合上下文，“非中国性”既指称“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也指穆旦对五四以来中国新诗传统的不认可。穆旦在1940年写有两篇诗歌评论，评价的是两位著名诗人艾青和卞之琳。其中也透露了他对中国新诗整体的评价。他将五四至抗战前的中国新诗称作“旧的抒情”，是“牧歌情调”加“自然风景”；而抗战以来的诗歌一则是“枯涩呆板的标语口号”一则是“贫血的堆砌的词藻”。不满于“旧的抒情”，他呼唤“新的抒情”，即 “有理性地鼓舞着人们去争取那个光明的一种东西”，是“情绪与意象的健美的糅合”。在他看来，艾青抗战以来诗歌中颇具“新的抒情”气象，而卞之琳的《慰劳信集》则是一个“失败”。
奥登是一个旅行者和一个天生的自我放逐者，他希望在异文明中反身观察自己的文化。战争中的中国，不会成为他寻找乌托邦的对象，但还是能够帮助他审视欧洲。在“诗解释”中有这样的诗句：“当我们在一个未受损害的国际地区，/把我们欧洲人的影子投在上海，/安全地行经银行间，显然超脱世外，/在一个贪婪社会的种种碑记下，伴着友人，/兼有书和钱和旅客的自由，我们却/被迫意识到我们的避难所是假的。/因为这使虹口变为一片恐怖和死寂，/使闸北变为哀嚎的荒原的物质竞争/只是一场大斗争的本地区变种；······这只是一个战区，一个阶段的运动，/而那总体战是在死者和未生者之间，/在真实和伪装之间进行。对那从事创造、/传达和选择，并且唯有他意识到“不完美”的/稀见的动物，这战争在本质上是永恒的。/······然而战役在继续：仍未获得的是‘仁’，那真正的人道。”[17]这里有奥登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在上海租界里的歌舞升平，以及他的内疚。但更重要的是，他已经看到“绥靖主义”的失败，意识到欧洲整个卷入战争乃不可避免，他在发出预言和警告。同时，他也在对未来的战争进行定义，认为未来的战争是一种“总体战”。而奥登的“总体战”概念，不是一个事实概念，而是一个抽象概念，是在“生死”、“真伪”、“过去未来”的对立中展开的，在本质上是永恒的，追求的是真正的“人道”。这里包含的思想内涵极为丰富，如果联系奥登思想信仰正由马克思主义转向宗教，那么这一总体战实是人类的原罪与人类的善念之间永恒的较量，在这较量中，凸显个体的承担的意义。
绥靖主义有其历史合理性，刚刚经历了一战的悲剧，欧洲各民族之间都不愿意再看到大屠杀，因此虽然希特勒势力膨胀，人们怀着“聪明的希望”，希望“一切事情都可以顺利地得到解决”，这是怯懦卑下的，但也是符合人性苟安的私欲。因而，在奥登看来，历史罪责是全欧洲人都应当承担的。在对自己熟悉的欧洲和欧洲人的自我谴责中，中国农民的形象凸显了。一个不了解西方体系之“善”、“恶”哲学内涵的中国士兵，一个并未进入世界“先进”的民族，却为了自身的延续，为着人类的安全，抵挡抗击着恶，成为“总体战”中最积极的一员。而当这一由异国人士塑造的形象返身回到中国语境中，又触发出中国诗人新的“农民兵”形象，这是本文已经谈到的。此外，“总体战”的超越性思考，深刻地影响了穆旦一生的创作，这也是可以结合他后来的翻译、创作，值得进一步展开的课题。也许，在那里我们会看到穆旦“非中国性”真正成熟的形态。
来源：《新诗评论》2012年第1期，此处有修订 文库编辑：赵卫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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