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冶一中的话题说不完”
《今日大冶》：请谈谈您与大冶有关的个人经历。
李建春：我1970年生于大冶市金牛镇胡铁村。小学、初中都是在当地读的。1985年初中毕业时，我的中考成绩是全金牛第一、大冶市（县）第二，那一年刚开始实行高中分片，我自己找到大冶一中的张易焜校长，要求读大冶一中，被张校长录取；高二时不听班主任的劝说，主动进入文科班，后被预录、并考上武汉大学哲学系，不负所望。这是我读书生涯中一个关键的环节，从未有机会提及。
从我们村到外婆家要经过金牛镇，称为“到街上去”，我在街上的图书摊子通常一坐就是一下午，1分钱一本，把那时代的图书几乎读完了，这是我的文学启蒙。初中时，班主任、语文老师陈敬钧先生对我关怀备至，特许我住在他的宿舍里，他自己读的书我也读，看他练字，大约是在他的推荐下，我买了一套但丁的《神曲》，反反复复地看，里面的插图也是最精善的，世界一流。我的诗歌起点竟然这么高，这么幸运，很罕见。中考之后，陈老师送我一本书，在扉面上题写：“赠给未来的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李建春同学”，那时代的理想主义，就是这么夸张！我怎么可能同时成为三个“家”，而陈老师自己也是刚从大冶师范毕业，不靠谱，但是，我竟然一生都在读哲学和政治方面的著作，文学创作之外，我的影响更大的评论，必然涉及到哲学和当代政治学的视野。在此我要表达对陈老师的感恩之情！当年他也不到20岁。而热情、理想从来就不会错——错在不能坚持，不能抗拒诱惑而已。当然，也要有一定的条件，有同代人的互相激发和促进，理想不可能在完全的孤独中实现。但是你安着一颗什么样的心，无疑是最重要的。
我的母校大冶一中，学习条件之外，我最受益的是她的体育设施和图书馆。大冶一中的体育课，在我的感受中并不亚于大学。我在大冶一中学会了打那时代最热门的排球，以及足球之外的各种课程，上大学之后反倒什么也没有学会。上体育课的体验，是其他课不能比的。我在高一时根据小时候读图书的记忆，在校图书馆里借阅了不少世界名著，晚上在旧校址大门外的微暗路灯下读，近视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反复读罗曼.罗兰以贝多芬为原型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读到恍恍惚惚，一直以为自己就是克利斯朵夫，在中国的一个小县城里。克利斯朵夫的爱情，他的抽象人道主义，在不同阶段的生命境界，也预设了我。我与床下的两个理科班同学，每天早起跑步，跑到七里界再跑回。那时他们成天读金庸，我却很鄙视——这个错误，要用我一生来赔补，后来读金庸竟成为我唯一的业余爱好。大冶一中的同学，感情深挚，远远超过大学同学。因为我们一生中最美好、关键的岁月，天天关在一个教室里，对吧。我的成绩很好的，但高三下学期竟然骄傲到给一个女同学递纸条——这是我作为艺术家克利斯朵夫的开始。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我得了轻度抑郁症，手脚不知道往哪放，脑子里总有一只旁观的眼睛，看着自己的言行，这也不对那也不对。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我们家三兄弟，上大学之前，我的家境很好，父母同心合意地送我们读书。父亲在我上初中以后就开始贩树，在大冶一中，与他合作的族兄，常常到我的教室门口，声音像洪钟一样，喊我的小名，当着老师同学的面解开腰间一条自制的布袋子，掏钱给我，这让我很窘。但是很有力量感，我毕竟什么也不缺。高一时有天晚上，他们因为什么原因要把一东风车的树材，临时倒在校园里，第二天再搬走，这是不应该的，我急得满地转。在黑暗的树影下，张易焜校长全程看着，什么也没有说。八六、八七年，我们文科班的同学开始关心时事，看《中国青年报》，要求更换班主任，一次次地找到张校长。他耐心地倾听我们，又老练地平息了我们。后来，他又做了我们毕业班的数学老师。班主任、历史老师黄朝义先生很痛苦，这对他很不公平。但是，我们那一届的成绩很出色，不得不成为他的荣耀。关于大冶一中的话题我说不完。
“我的诗只是我求道的轨迹”
《今日大冶》：谈谈您的诗歌创作成果及轨迹。
李建春：我中学时代开始写诗。高三时，我写过一首关于异性幻想的浪漫主义长诗，在男同学中传阅，这让我受到班上最调皮同学的尊重，真是想不到。在大学时代，我是一个疯狂的阅读者、写作者，笔记本抄了几本，也写了几本，但是，基本上没有保留。我是一个有着巨大热诚但是精神发展不平衡的作者。我一直在自我教育，眼睛盯着人类精神的高峰，变换着对象。近些年中，我已转向中国圣贤，成为一个读经人。毫不讳言地说，我的诗只是我求道的轨迹，我也一直在道上，是个道中人。至于诗歌创作成果，我很清楚自己做了什么，在每一个细节中，在每一步。九十年代后期我得过刘丽安诗歌奖，以及本世纪初有一定重要性的一二个奖。但是近些年中我基本上退出了诗歌活动。我一直很勤奋。一个人要脱颖而出——诗歌可以说就是我的颖，颖出来后，你应该在乎全身出来没有，不再在乎颖。或者反过来说，你必须保持这个颖始终在外面，而身体在一种平凡状态中，这是颖得以持续锐利的力量，因为皮袋子也会反复地把你罩住，你钻破它，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会把我的一切写到诗中，但是，也要做一些别的事情，不再为自己活着，学术、评论等，要尽量做好。我在艺术上实际上做了某种替代诗歌活动的事情。艺术评论是诗性的运用，和诗学的转喻。
“永远都是写诗的最佳时期”
《今日大冶》：谈谈您对当今诗坛的认识及个人创作风格（观念）。
李建春：我对诗坛的了解，只限于我关注学习过的比我年长的诗人，和少数同代人，到几个80后诗人止。谈不上整体的认知。比我年长的一代诗人总的印象是创造力已衰退，大约在十年前，是他们最后的辉煌时期。我的同代人——四十来岁到五十刚出头的一代，已进入全面成熟期。这里都不列名字，以免争议。诗坛，环境，从来没有好过也从来没有坏过，永远都是写诗的最佳时期。卞雪松曾这样告诫他的弟子：不要向当代争名利，但要向艺术史争地位。就应该这样。我是九十年代初开始写诗的，常读的是波德莱尔之后的法国象征派，俄罗斯白银时代，美国诗人艾略特和庞德，等，整个现代主义的文学、理论、艺术作品。因此我的风格，在纯粹性、语感上的讲究，对意象、叙述、说理、奇异性的把握都不脱离内在的、感觉的合理性和开放性。为了纠正词的过密和小处的张力，我寻求自然的语感和经验的开阔度；为了克服口语的单向和过分看重经验，我返回到知性和审美中。我的诗，无疑具有一种人文性和现代主义的底色，尽管我常有宗教性的虔诚和奉献的冲动。对神明的认知，我越来越认同礼仪文化中这种无名称的临在和简穆，应该从淡逸进入雄浑，绘事后素才是真华彩。每一首诗，都应该留下生活现场的印迹，具有某种文献性。我追求真实的错落和在境界上能够荡开的空性。
“真正能代表我的作品是长诗”
《今日大冶》：您的代表作是？请具体谈谈代表作的创作过程及艺术魅力。
李建春：真正能代表我的作品应该说是长诗，各个阶段都有。九十年代末的诗剧《钟面上的卧室》，抒发了在方兴未艾的市场化环境下，青年诗人的爱情和写作生涯的痛苦。2004年的组诗《悠悠时光已逝》曾获《长江文艺》诗歌奖，写于我父亲病重期间，里面有一些句子是他本人的原话。此诗作为长诗《命运与改造》的序曲，正文是在他去世之后完成。与姊妹篇《乡村之殇》合起来有1000多行，从一个家族的角度，讲述中国乡村的历史命运。前后共写了三年，相当于守孝、心丧的时间。2010年有一个重要的组诗《我是谁？》。这些长（组）诗在语言、题材、技艺等各方面都有突破，但在今天重提有些不合适。因为谈诗的话，必须对着文本，且以去年的一首短诗为例，与大冶的读者分享一下。
在你的街道和身体的真
有着那不可恢复的
铃铛声，叫卖声，恐惧。斜巷的光
敲开九十年代的糯米糖
你是跟我一样的，我们互相放弃
而生了一个儿子，白发丝丝，细米菜
豆芽顶开
陶盖，说过的话有几吨、几千米
直抵月上荒凉照耀暂别
你相信我，因为我爱尽了
我保持室内整洁，按时吃饭
像出行之前祈祷
进入书桌的未知
郊区和市内共享一个味道
那少年成长的抵抗，落入东湖的雨点
忽然荡开一个银河
我对你说我值得在你生日的这个节点上
家乡的两个老母
要放假了麻烦你开车去问候
满满的空手，徒步走过
大队机耕路、我们共同的小学
到我家和到你家分一个先后这真是
父亲、岳父、姐姐
他们不能再笑我们了在黄土下
秋高气爽北斗明亮斗柄
滴下米汤到舅家儿口中，我们让开
站在结霜的两侧，或
一前一后却同时到达
那叫得迟的才是亲生的——伊
四十年中新屋从旧基的位置
向前挪了几米
诗的题目叫《新屋旧基》，写于2017年我妻子的生日。当时我在新校区上课，她在市内陪读，我感到有些抱歉，就写了这首诗作为生日礼物。里面有一些方言，只有大冶人才懂。前面几行写九十年代初我们恋爱的时候，她有着多么美好的身体，但是她是一个羞怯的女孩，一个人在巷子里走都怕，喜欢吃糯米糖。“我们互相放弃/而生了一个儿子”，恋爱就是任性地享受青春，决定生孩子其实很不简单。“白发丝丝，细米菜，豆芽顶开陶盖”，在相依为命中逐渐变老的日常生活。“说过的话有几吨、几千米”，很傻、很土的笑话，我们作为朋友交流，常常谈到深夜两三点。“直抵月上荒凉照耀暂别”，分开一天心里就荒得像是到了月球。下面几行写我已年老，怎样照顾自己，写作——进入未知。“郊区和市内共享一个味道/那少年成长的抵抗，落入东湖的雨点/忽然荡开一个银河”，因为心相连，郊区和市内的生活是一样的，而我们的孩子已进入叛逆期，有点麻烦，却“忽然荡开一个银河”，上天会照应我们。后面写两边的老父、她姐姐，都去世了，只剩下两个老娘，嘱咐她过节开车回去。（实际是要她带我呢，我不会开车。）“满满的空手”，礼轻情意重。按礼节是先到我家，再到她家。从我家到她家经过一条机耕路，很近，有时是晚上来去。这时我们又看到了北斗，像舀了米汤的勺子，从天上，把米汤滴到我们孩子的口中。外甥舅家儿，我们大冶是有这个说法。机耕路两侧的草结霜了，也象征我们的白发，孩子走在中间，或一前一后地走，因为我走得快，压不下来——我虽然走在前面，但快到她家时一般会等她，我先叫亲娘“伊”，她后叫，其实她更亲。“四十年中新屋从旧基的位置/向前挪了几米”，我们两家盖的新屋都是在旧基上往前挪一点，时代的变迁，代际的进步，守着一个传统。
“在大冶生活有一种让人激动的因素”
《今日大冶》：谈谈您对家乡（大冶）的认识及发展思考。
李建春：我研究过大冶县志。我们大冶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意义就不说了。大冶的历史遗迹与正史的立场似乎总是有点冲突，比如金牛镇的张王庙，我很晚才知道，张王原来就是张飞。以前还有黄巢的庙、太平天国将领的墓。黄石的西塞山，张志和隐逸的地方，西塞山前白鹭飞，一股仙气，却被采矿破坏了。张之洞兴办汉阳兵工厂，依托的就是大冶铁矿。大冶人多半是从江西迁过来的，传统民居属于徽派建筑，那么徽州的文化，也于我们有分。幕阜山的传统也很伟大，有禅宗，有江西诗派。大冶人闹革命很积极，太平天国路过我们这一带时，吸收了不少兵源。大冶兵暴，以及附近的红安，都是连起来的。我常常想，如果《白鹿原》以大冶为背景，该怎么写。大冶农村的家族传统保持得比较好，当然家族之间的历史矛盾也是一个问题。家族是儒家伦理天然的基础，这是活的文化根基。重建传统道德、树立文化自信，何不从家族入手？现在大冶的矿产已枯竭，我们应该反思洋务运动以来的现代工业的后果，不必再着眼于物质财富，应该把大冶建设成传统文化和精耕细作农业的基地，警惕转基因农业和种植外来树种的危害。
《今日大冶》：谈谈您今后的创作计划。
李建春：从去年开始，我一直在写一部长诗，已写了1000多行，主体部分与大冶有关，可能要写几年，不知什么时候完成。
《今日大冶》：您对诗歌写作者的寄语。
李建春：诗意是诗歌写作最初的动因，但是写到一定程度，要反诗意，即拒绝现成的诗意，开掘陌生的诗意。换一个角度，比如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当地的生活的话，会有什么感觉？这会带全新的灵感。大冶、黄石在当代已形成另一个传统，从这里走出去的艺术家往往很厉害，比如石冲，一位矿工的儿子。以及魏光庆，马六明，刘港顺等，这些都是全国著名的当代艺术家。这些艺术家都有一股狠劲，说明在大冶的生活有一种内在的、让人激动的因素。要进入现实，哪怕是传统的现实主义，也比表面的爱情、亲情有意义。“寄语”实在是没有，好像一个前辈似的，我与大冶的诗友们其实在同一个平台上。我们一起写作吧。看谁不被生活打垮，多少用诗歌回敬几句；也不被柔软的酒水迷醉，却反过来利用它们，作为语言的润滑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