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近日比较少新译作品，会贴一些以前的文字。这是我写于2007年12月至2008年1月初的一篇较长的人物札记，比较长。一. 流浪他人之女：德国、以色列、英国 她，是本文的主角，又因为她活着的时候，太默默无闻，一直是别人的某个人（当然，很多女人都是如此），因此我们称之为A女。A女是一个二战犹太难民，父亲是犹太人，来自俄国也在俄国接受大学医科教育，母亲是德国人，她父母的这种结合在当时的德国不太容易被承认，但是纳粹开始上台的时候就变得很危险。A女1927年5月15日生于柏林，两年后妹妹出生。随着德国排犹色彩越来越浓，她父母辗转多国终于在1934落户以色列，当时她7岁。在特拉维夫她度过了青春期，进入英国传统的学校，在1943年朦朦胧胧地爱上了一个英国空军，然后失去了联系。二战期间许多前德国犹太人涌进以色列，以巴政局很不明朗。因此，一半出于父母移民英国的希望，一半出于自己对于文化生活的渴望，她于1946年进入英国一所艺术学校读书，终于和那个空军联系上了，结婚。丈夫的职位卑微，觉得移去加拿大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于是她随夫去了加拿大，父母随后也移民加拿大，并一直定居在那儿。自我：汲取流浪的养分 A是一个很有文化艺术趣味的女人，无与伦比的美貌在一瞥之间便能令人惊异，而独特高雅的气质却又能在自己离去之后久久萦回于目睹者的回想。她的一个同性朋友回忆说：“与她在一道，简直就是爱神阿芙洛蒂特在你左右”。认识她的男人们，有人说她有索非亚·罗兰的风韵，有人说她更像伊丽莎白·泰勒。她的美貌与气质多少和她的出生有关，她到哪儿都不是邻家女，有一种异国风情流在血液中。她在遗书中，撰写了自己的碑文：Here lies a lover of unreason and an exile（这里长眠着一个缺理性的爱人、一个流亡者）。 她从不是一个乖乖女，内心深处有一种泼辣与果敢，似乎只有刺激与冒险的挑战才能更加激起她的生命活力，而如果这种挑战与诗歌和艺术有关，那么她更加兴奋。然而，她与那个时代及社会对她的要求格格不入：她不会持家。她能出得厅堂，她能在卧室疯狂，但她下不了厨房。前者令她成为无数男人女人的眼中苹果，次者令敢于追她的男人觉得不虚此行，后者令与他共同生活的大男人犹如抢占了一根鸡肋。 她的一个好友直言不讳：她生错了时代。像这样空有一份艺术性情而无特别能力付诸创造的女人，本可以成为艺术家们的缪斯，从而实现自我；如果生在19世纪悠游于雪莱、布朗宁和济慈之间，她会如鱼得水。人妻：加拿大再婚 1952年，身为人妻的她，25岁，被另一个人爱上了，也爱上了这个人。她内心深处的叛逆或许是她感受自己生命激情的最佳方式。为了再婚，她必须离婚，而当时离婚的前提是一方通奸，并且要有确切证据，也就是即使是被配偶捉奸在床，也得有他人在场，或者有照片之类的实物为证。结果是，她丈夫出头承担了恶名，律师为他提供了一个女人，他订了宾馆房间，在大厅里等到那个女人之后，进屋，脱衣，并排躺在床上，然后两个调查员按时到来。 因此她再婚了，但她的二婚一直保持着一种隐秘状态。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多伦多，未婚同居非常不成体统，然而他们为自己这种非法关系甚为自豪，骇世惊俗令他们兴致盎然。结婚半年后，男的认识到这场婚姻是一个错误。他在前几年写的回忆录中说道：“用今天的说法是，当我遇到她的时候我会说，来和我同居吧，那么我们就会一起疯狂而激烈地玩一场六个月的美妙外遇，然后分道扬镳。她是一个你玩婚外情的绝佳女人，但是我们就是不能琴瑟和鸣”。他丈夫在英国谋得一个大学教职，然后到加拿大度假。
阿霞·艾丝特·伽特曼（Assia Esther Gutmann） 二. 自我自己的人生：事业与爱情 一日，她与丈夫在饭店吃饭，遇到一个年轻人。两个人一见钟情。他出生于日本横滨，如今在剑桥大学读历史与英文，一个诗人，叫做戴维·韦弗尔（David Wevill），而她此时当然不知道，即便在她死后，她也将以Wevill这个姓氏为后人所知。此刻戴维回加拿大渥太华，看望父母，度暑假。他年仅21岁，与她相差七岁。他出版于2001年的一首诗《苹果以及苹果》中如此写道：“我们相差七年。/ 七颗星球，七颗石头，沾着血污”。 她和丈夫回到伦敦，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轨道，事实上是她丈夫像过去一样一头栽进了自己在著名的LSE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学，给予她充分的时间与新认识的情人戴维挥霍。1957年春，她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终于逐步找到的自己发挥潜能的地方，而戴维的剑桥学业结束，留在了伦敦。他们的交往不再隐秘，甚至大有三人行的意味，两个男人分享这个女人的爱情，每周的平日她属于诗人情人，周末她则属于那位经济学的丈夫。 这一段时光她过得充满生机与激情。她工作的广告公司Notley's很喜欢雇用诗人，例如当时英国风头正健的诗人Peter Redgrove, William Trevor, Edward Lucie-Smith等等都曾被雇，而她正是从同事Lucie-Smith那儿得知英国当时最具有活力的运动派诗人小组The Group的年轻诗人们每周五聚会。她和戴维不时参加这种聚会，但没有在聚会中遇到另一个最终令她死亡的诗人。她自己不是一个诗人，但是毕竟和诗人热恋着，因此也偶有诗作。她仅存的两首诗中有一首《冬末，赫特福德郡》写到她和情人散步时在家附近的教堂看到的一个历史人物。 当然，她丈夫从未看到过她的诗。她丈夫专注于学术，效果斐然，后来成为一个很著名的经济学教授，也是她结过婚的男人中最成功、最富有的。当然，这是后话。此时，三人都不急着谈离婚的事，丈夫认为妻子迟早会玩够了回来，情人还没有足够的条件和她结婚，而她则认为自己真心地同时爱着两个男人。 她的诗人情人总能令她全身燃烧着母性，正如她的丈夫总是宽怀得像个父亲。她的诗人情人戴维·韦弗尔此刻正为自己的前途郁郁寡欢，但他又不能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终于，他决定加入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外派教学团，到缅甸的曼德勒大学教书。重组的人生：缅甸婚姻 戴维·韦弗尔给她写来了悲伤的信、孤独的信、热烈的信；他是一个诗人，小她那么多岁，从遥远的缅甸写来：“我的爱，我如此孤独——我这是做了什么呢，出走万里之外，便可以因为想念你而哭泣”？他的诗如此写道： Wherever we walked together, there was This assertion of melting. As if Underneath, the cells spoke and begged. 无论我们在何处同行，总有 交融如此坚持。有如 在表层之下，细胞说话、乞求。 她怎能安居于温吞水的生活？这时，她丈夫很君子地提出离婚，决定最终放手，因为他看不得她魂不守舍，也无力再等她回心转意了。当然，离婚的条件还得有确凿证据证明婚姻破裂，在那个时候，证明必然是家暴、遗弃或者通奸。 这一次，她写了招认书，交待自己和情人的通奸细节，列出何时何地如何幽会等等；由于情人远在缅甸，因此也就免了调查员的诸如捉奸在床的照片证据。他们的律师朋友说，按理，他们的离婚案很快就会获得批准。于是她还没有法定的单身身份，却已远奔情人的怀抱，来到了缅甸这个已经独立的英国前殖民地。 然而她的离婚许可来得太迟，早有人在他们背后嘀嘀咕咕，说他们的关系不合道德。女王陛下的受聘教师竟然和已婚女人通奸同居！因此，戴维未获续聘、未获转任，他们在缅甸住了不到一年，1960年5月回伦敦前才正式结婚。 如果要有婚姻，那么这应该是她理应期待的最佳婚姻：一个诗人、万里之外、完全陌生的文化、前有婚外情作为铺垫、现有浓烈的激情支撑、还有未知与未来。 这个男人将爱着她，直到她死后仍然忠心耿耿，而她直到死前也仍然念念不忘。他的爱令她一直心疼，他的爱在她生命最绝望的时刻送来一丝暖流，沿着另一个男人插下的刀子流进她的心底，逐渐地冷却。
休斯的《随想曲》 休斯这首诗借用了普拉斯的一首诗《边缘》（Edge）。普拉斯在1963年2月5日那天写了她一生最后的两首诗，2月11日凌晨用塑胶袋封好厨房到卧室的门，将牛奶和几片面包放到孩子的床前，头伸进煤气灶。普拉斯在《边缘》中写道：She has foldedThem back into her body as petalsOf a rose close她已将他们叠起放回她的身体，犹如玫瑰的花瓣闭合 阿霞的自杀也是如此。1969年3月23日晚，她用塑胶袋封好了门，用威斯忌吞下安眠药，看着4岁女儿熟睡的脸，躺在打开的煤气灶前，因此虽然楼下就有邻居，而且都没有睡觉，但是淡淡的煤气味却没有令他们立即采取行动。晚上7点半她的帮佣离家，一个小时后楼下邻居闻到煤气味，一直到10点45才破门而入。她面对着仰脸而睡的女儿，母女俩很安详。 阿霞写给她父亲的遗书上中说：相信我，我最亲爱的Vatinka，我的朋友，我共同度过流亡与灾难的同道，相信我所做的是必要的——你不会希望我再过三十年地狱般的生活——是吧？生命在开始的时候总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但是这种活死人的生活要求太过分了。……请不要为我悲痛，相信我，我做了正确的事。请不要为我悲痛，我至亲的Vatinka——人生越来越糟——无尽头。……请不要认为我发了疯或者我只是出于一时的疯狂而这样做。这是很简单的考虑。我不可能将小舒拉独自一人留下。她已经太大，不适于被人领养。 阿霞将她的父亲称为她流放人生中的同道人，这读来令人心疼。 阿霞的父亲来到伦敦，仅仅带走了几件很小的家庭纪念品。四个月后，1963年7月29日，他也随女儿和外孙女去了。 普拉斯自杀之后几个月，休斯写信给她的母亲，除了说自己还爱着普拉斯之外，还说他们本来已经在谈和好的事了。 这话我们能够相信么？虽然在普拉斯那边，他有可能一直抱着那样的希望，但是在她死后，休斯的话或许更多的是一种安慰而已，抚慰自己，告慰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