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鲁：平生直译
1939-2020.9.20
郑克鲁先生是真正与世无争的人。常人随年齿增长，总会有若干心事耿耿于怀，成“胸中块垒”之类，在郑先生那里却是见不到半点，即便有，或许也被他的节奏随时冲淡至无。
郑克鲁有着不变的节奏——口头叙述的节奏，笔下行文的节奏，回别人的话的节奏。在他的谈吐中很难找到重点，他不会加重语气来说出什么个人原则，也难得说到某件事情时，得意起来以至卖个小关子。不管谈寥寥数万字的《青鸟》（梅特林克的戏剧），还是谈接近百万言的《蒂博一家》（罗杰·马丹·杜伽尔的小说），他谈论起来也不会重此而轻彼。虽然他说，他只翻译法语作家的一流作品，但在那么多耗费了他不同时间和精力的一流之作中，他似乎从来说不上特别偏爱哪一本。
他的一切都是“明牌”：在澳门的祖居，在北大学的法语，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的深造，然后是写教材，编丛书，和大量的翻译。李健吾是他的老师。“我主张直译”——他从来这么讲，他认为被很多人认为是以意译为主的傅雷，其实主要也是直译。他认为直译能传达原作的味道，“引进一点原文的句式、表达法，甚至意象”。他说，把长句拆开，多加几个逗号，或许能译出分开来看美而顺的句子，但看整篇就不见得好。
郑克鲁在《蒂博一家》上耗费心力最多，这本典型的法式“长河小说”，在八十年代“获诺贝尔作家丛书”推出时即名列其中，因而受到重视。郑克鲁是在编书、留学、教学的同时翻译的，在《蒂博一家》第一卷里，直译的句子俯拾皆是。蒂博先生的儿子雅克不学好，被父亲送进了教养院，他的另一个儿子昂图瓦纳去看雅克，回来后告诉父亲，要让雅克赶紧离开那里，他说，他去那里是因为“突然起了疑心”，他“怀疑规章制度，怀疑雅克九个月来忍受这制度的后果”，他“让雅克说了真话，发现了令人心酸的事实”……这些“直译”实在是太“直”了。
他不认为译者有创作的自由。他所坚持的“直译”，免不了要被看作体现了翻译态度上的马虎、不讲究。不过，当他的直译主张遇到那些以原始的、粗狂的风格取胜的法语文学时，读感就会好很多。像巴尔扎克中短篇，像梅里美的小说，写的都是些发生在18和19世纪的事，一些顶着陈旧的名衔的遥远人物，故而郑克鲁的语言风格能赋予文本以适当的陌生感。在巴尔扎克的《刽子手》这则故事中，马尔尚营长的防区失守，全营覆败，他来见戈蒂埃将军认罪，说：“我把自己的头给您送来了！”以“意译”的眼光来看，这话恐怕是又硬又罗嗦，可是在这里，郑的“直译”实属最佳。
1980年，郑克鲁把他翻译的几个巴尔扎克小说结成《家族复仇》一书，在雄心勃勃的漓江出版社出版。那是一个外国文学译作出版的奇迹之年，那时的书，动不动都是五万册十万册的印量，《家族复仇》印了十万册朝上，橙色的一本，手感如一块小瓷砖。而郑克鲁的译者序，却见不出半点初试身手的激动。他把要说的，该讲的，全都说到一遍，只求稳和正确，形成叙述闭环。像《长寿药水》，这是他翻译的第一个巴氏短篇，他的评价是“色彩绚烂，气氛阴森，想象奇特，可说是《人间喜剧》中一支小小的华丽的浪漫曲”。他对整本书的总评，可以说句句是在“划重点”：巴尔扎克“是个有时表现出浪漫主义风格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善于在典型环境中刻画典型人物。”
在更大的程度上，他的功绩在于介绍。既然是介绍，就不必去追求打上译者的个人烙印，去提出新说，表达批评、研究的个人品位；介绍，就不用强己所难，去百般推敲文字的美。翻译小说，就是把小说介绍给读者，更多的野心他是没有的，就连读者是否会因他的译文而爱这位作家，他好像也不甚关心。
他懂得扬长避短，给自己设限；他翻译过的法语作家，从仲马父子到雨果，从梅里美到巴尔扎克，从乔治·桑到梅特林克，从拉马丁到波德莱尔，堪称人多势众，可是他的老师李健吾翻译的福楼拜，他却知难而退，他在一次受访中说，他不敢翻译《包法利夫人》，自知“无法传达原文的美”。
郑克鲁编了很多专业教材，搭建结构，列举各种“知识点”以便掌握，这是他作为“介绍人”的本分。或许他本该更专心于打磨文笔，可是翻译这一工作，在他这里的意义实在是不如人们习惯期望得那么高的；相反，他是个有着较强的“机构忠诚”的人，质朴而彻底地认同他的教书匠的身份。他在人前从不提自己北大毕业，只说“我是上海师范大学的老师”，这种实在，这种不事虚荣，也是一种“直译”的态度。
他的译作早已等身，而十多年前，很少碰20世纪的法语作品、更少碰论著类作品的他，却接下了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的翻译任务。他在自己的领域、自己的节奏里一向是那么的安全，却也不愿错过这个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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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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