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阿德·阿贾米（Fouad A. Ajami ，1945-2014），美籍黎巴嫩裔政治学家，出身什叶派穆斯林家庭，是当代著名中东问题研究专家，生前曾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教授，斯坦佛大学胡佛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高级研究员。
福阿德·阿贾米（Fouad A. Ajami ，1945-2014）教授
阿贾米与亨廷顿的争论肇始于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1927-2008）出版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众所周知，《文明的冲突》一书由亨廷顿于1993年发表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的《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1]一文扩展而来。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1927-2008）教授
在这本书中，亨廷顿认为在冷战结束后，以“文明”为依托的政治实体间的竞争将取代国家与意识形态，成为世界冲突的新形势。亨廷顿进一步指出，导致文明冲突的根源在于权力，由于权力生成的世界秩序不对等，发展不平衡，伊斯兰世界中的年轻一代面对现代化的潮流正变得越来越保守与抗拒，由此将会进一步激发伊斯兰极端思想与原教旨主义。因此，尽管以儒家文明为代表的文明也会对西方提出挑战，但是世界冲突与矛盾的主体却在以西方国家为载体的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亨廷顿对土耳其也有较多着墨，他指出，随着伊斯兰主义政党在选举中获胜，宗教势力正在土耳其国内复兴，土耳其正在谋求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导者，其立国之基——凯末尔主义与军队监护下的世俗政权正在遭受冲击。此外，亨廷顿还警告，土耳其将成为伊斯兰文明冲击欧洲的桥头堡。
致力于当伊斯兰世界首领的土耳其“新苏丹”埃尔多安总统
对此，阿贾米一方面认为不是文明统率国家，而是国家控制文明。为此，他举例当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同是伊斯兰国家的沙特却召集海合会成员支持科威特抵抗。[2]另一方面，阿贾米也认为亨廷顿的预言并不可信。在他看来，国家间的秩序是西方国家建构的，传统是脆弱的，全球化过程的本身也就是西方化。因此，正是在这层意义上，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像西方本身。面对这种大潮，第三世界中的埃及、土耳其、印度等国家，概莫能外。阿贾米特别指出，土耳其已经走上了现代化历程的不可逆道路，因此，土耳其并不是致力于在从巴库到塔什干的突厥国家中发挥影响力，恢复昔日在伊斯兰世界中的帝国荣光，而是让自己融入从法兰克福、波恩到华盛顿的全球化的道路中。[3]但是在“9·11”事件发生后，人们不禁为亨廷顿的高瞻远瞩感到叹服，尽管亨廷顿本人对这是否是“文明的冲突”保持审慎的态度。[4]肇始于2010年底突尼斯小贩自焚事件的阿拉伯之春席卷了整个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世界，当人们都认为这是第四波民主化到来而欢呼时，这次阿贾米却与亨廷顿提出了一样的担忧。在他看来，这在带来自由的同时也孕育着危险。他指出，在埃及，强人穆巴拉克的终结虽然终结了，但是自由主义政党却没有做好准备，反而是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的穆斯林兄弟会跃跃欲试，在等待这个历史时刻。毫无疑问，在选举中获胜的是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穆斯林兄弟会乃至更极端的萨拉菲主义政党。[5]
遭受“阿拉伯之春”冲击的西亚北非
2004年，在亨廷顿出版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本书《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与《文明的冲突》这本著作受到的评价一样，赞誉者有之，然而招致更多的却是挞伐与群起而攻之。亨廷顿甚至被贴上了“种族主义者”、“沙文主义者”、“排外主义”等标签。但是以阿贾米、白鲁恂（Lucian Pye）、布热津斯基为首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却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公开为亨廷顿辩护。他们强调，尽管他们并不完全同意亨廷顿的全部观点，也无论他写这本书的动机是什么，但是他提出了至关重要的议题，他的观点反映了真实的情况，值得被认真对待和理性讨论。[6]
2007年，亨廷顿从哈佛大学荣休。由于年轻时的过度劳累，晚年的亨廷顿饱受糖尿病、心脏病等慢性疾病的折磨。在2008年，也就是亨廷顿在世的最后一年，阿贾米多次在著名新闻媒体上发表文章，呼吁人们能意识到亨廷顿提到的问题的重要性。2008年12月24日，也就是西方圣诞节的前一天平安夜，亨廷顿与世长辞。同年12月30日，也就是在亨廷顿逝世一周后，阿贾米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上发表了题为《塞缪尔·亨廷顿的警告》（Samuel Huntington's Warning）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阿贾米肯定了亨氏对美国建国精神之于国家特性坚持与提高的初衷，同时他也肯定了亨廷顿对于致力于推广全球化与民主化造成自身国家特性与身份危机的“达沃斯人”主张的担忧与批评，也表达了早年对亨廷顿写就《文明的冲突》批评的歉意。他对早年自我狭隘意识做了检讨，同时夸赞了亨廷顿作为一名政治学家的高瞻远瞩。这也展示了阿贾米作为一名知名学者治学态度的严肃与诚恳，[7]
如今，亨廷顿和阿贾米两位大师都已作古，但是他们的警告并不遥远。
撰文：杨端程
注释：
[1]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Summer 1993), pp. 22-49.
[2] Fouad Ajami, “The Summoning: ‘But They Said, We Will Not Hearken’”,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4 (Sept. -Oct. 1993), p. 8.
[3] Fouad Ajami, “The Summoning: ‘But They Said, We Will Not Hearken’”,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4 (Sept. -Oct. 1993), p. 5.
[4] Fouad Ajami, “The Clash”, 2008-01-06, http://www.nytimes.com/2008/01/06/books/review/Ajami-t.html
[5] Fouad Ajami, “The Arab Spring at One: A 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 2 (Mar. - Apr. 2012), pp.62-65.
[6] Fouad Ajami et al, “In Defense of Huntington,” Foreign Policy, No. 145 (Nov. - Dec., 2004), p.4.
[7] Fouad Ajami, “Samuel Huntington's Warning” ,2008-12-30, https://www.wsj.com/articles/SB12306017202314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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