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将军
六十年代中期，新中国在外交工作中最亮眼的成果就是同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而将美国封锁、扼杀中国的阵线在西欧打开了一个缺口。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同时发布《中法建交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商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在冷战正酣的背景下，这短短的44个字，立即震惊了全世界，被西方媒体称为'外交核爆炸'。
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长期致力于摆脱冷战所造成的两极对立，一直坚持推行'自由独立的政策'，被称为'法兰西之父'。同时，惺惺惜惺惺，戴高乐对远在东方，同样坚持民族独立，反对霸权的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也有着很深的感情，希望早日踏上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与毛泽东会晤。
中法建交，为实现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创造了条件。但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远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那么自由、随便，每一个程序，每一个步骤，甚至一招一式，都代表着国家的荣誉与尊严。周恩来说'外交工作无小事'就是这个意思。而且，戴高乐本人的自尊心很强，在外交场合特别注意不给别人留下'屈尊'、'迎合'等印象。在与世界最大的两个国家——美国、苏联交往时，法国一直秉持'先来后往'的原则，由艾森豪威尔、肯尼迪、赫鲁晓夫首先访问法国后，戴高乐再进行回访。所以，即使戴高乐恨不能马上就飞到中国去，但仍然把'架子端起'，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主动邀请他访问中国，或中国领导人先访问法国后，他再对中国回访。
于是，戴高乐动用了几乎所有的资源向中国释放'信号'。
1964年7月，法国驻缅甸大使中国驻缅大使耿飚表示，实现戴高乐总统和周恩来总理的互访，对加强法中友谊有重要意义； 8月，法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在与中国驻印尼代办聊天时，无意'感叹'，戴高乐就要到拉美各国访问了，如果能'顺访'中国，这次旅程就完美了；10月，和戴高乐有着密切私谊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干脆'赤膊上阵'，直接向陈毅副总理建议邀请戴高乐访华； 12月，和戴高乐关系非同一般，对中法建交有着重大的贡献的法国参议员、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在一次宴会上，看似漫不经心，却又非常郑重地向我国驻法国大使黄镇提出，希望中国邀请戴高乐访华。中方当然欢迎戴高乐来访，但听到的都是别人的'建议'，没有得到戴高乐直接的意思表示，中方便没有采取相应行动。
戴高乐
戴高乐只得另想办法。1965年7月，他决定派地位仅次于法国总理的文化事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作为自己的特使，到中国去探一探底。面对着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西方发达国家投来的'桃'，中国方面当然'报之以李'。马尔罗受到了中方高规格的接待。除了工作层面的正常交流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接见了马尔罗。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事情。虽然很多外国政要来华访问，都以受到毛泽东接见为荣，但是，毛泽东却很少会见外宾。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他正处于'二线'，他所会见的外宾大多是各国政党领袖。这也与他一惯重视意识形态有关。对于西方国家的一位部长，如果不是'特使'的身份，是很难能同毛泽东会见的。会谈中，毛泽东一如既往地主要谈了一些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方面的内容，而不愿与马尔罗谈具体事务。但是，马尔罗仍然抓住机会，很委婉地，却又很明确地表示了戴高乐期待着早日与中国领导人实现互访的愿望。
短短的几个月中，法国方面通过种种渠道频频向中国传递戴高乐的访华意愿，反映出戴高乐对进一步发展中法友谊，早日到中国访问的迫切心情。但是，戴高乐终究没有逆向思维。他绕了这么大的圈子，费了这么多的劲，总是希望中国方面能先迈出一步，'主动'向他发出邀请，却没有考虑到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在中国大地上的横行霸道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怎样的伤害！这个伤害，使我们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外交风格。与亚非拉国家打交道时，中国往往特别为对方着想，注意防止自己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但在同资本主义大国打交道时，中国则很看重自己应有的尊严，同样形成了'彼先我后'的潜规则。这一点，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过程可以看得很清楚。
因此，1966年2月，当法国外交部提出，拟邀请一位中国政府领导人，最好是周恩来总理访法后，我方却迟迟未做答复。以至于戴高乐亲自出马，主动约见中国驻法大使，亲口邀请周恩来访法。可却遭到了周恩来的拒绝。周恩来表示：根据当前国际形势，我国领导人不宜先行访法。于是，两国领导人的互访问题就这样被搁置了。
这或许让'小气'的法国人感到没有'面子'。当6月22日，中国驻法大使黄镇法国再次向总理蓬皮杜转达周恩来的意见说：周恩来感谢戴高乐的邀请，并很高兴访问贵国，但遗憾的是今年下半年的日程已有安排，故不能成行，但他愿意邀请蓬皮杜总理于今年下半年访华时。蓬皮杜委婉地用相同的理由拒绝说：如果周恩来总理在他时间允许的时候来法国访问，他将受到同我们两国关系相称的接待.我很满意地听到周恩来总理邀请我访问中国，我也希望能访问中国，但下半年议会讨论预算和明年年初大选在即，政府首脑不能出国访问。
左三、左四分别为丘吉尔、戴高乐
但是，'端起'归'端起'，戴高乐可等不起。眼看着与中国建交并实现了领导人互访的国家越来越多，连美国和日本都不断地向中国摇'橄榄枝'，中国在国际舞台的日益活跃，也日益重要，戴高乐有点急了。1969年4月22日，他对即将赴任的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说：'只要中国领导人愿意访法，你都可以以我的名义邀请，如果中国方面回请，德姆维尔总理将接受邀请。'
没想到，6天后，戴高乐却被迫辞职了。1967年以来，法国的经济情况持续恶化，戴高乐对此却没有什么建树，导致法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和工人运动。戴高乐虽然提出了改革的方案，但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他不得不再次宣布辞职。这一年戴高乐已经是一位79岁高龄的老人了。
离开了总统的位置，便没有了因为'身份'所伴生的'障碍'，戴高乐访向中国的愿望更加强烈。而中国人民也没有忘记戴高乐的友好情谊和'戴高乐主义'对中国的支持。1969年 7月，毛泽东破例接见了法国计划和领土整治部部长安德烈·贝当古率领的政府代表团。会见中，毛泽东常常把话题转到戴高乐的身上，以中国式的委婉，传递了中国人民对戴高乐的好感与关切。'人走茶不凉'，毛泽东的'耿直'让戴高乐激动不已，他决定，抛开一切'面子'等'虚头巴脑'的东西，'主动'到中国去。1969年9月9日，戴高乐在科隆贝的乡间寓所委托即将任法国驻华大使馆参赞的外甥女科尔比向中国方面表达自己希望得到前往中国访问的邀请的愿望：'到中国去，对我来说是一个美梦，说真的，我很想到那儿去。'但，戴高乐又强调说：'自然，我需要接到中国政府和毛主席的邀请……我必须能同毛主席交谈。'戴高乐满以为这次一定能成行了，他甚至将自己的回忆录的最后一章的题目都准备好了，就叫与'与毛泽东的会见'。在一次家庭聚会时，戴高乐高调地向亲友们透露，他的计划是能在1971年6月成行，在中国度过对自己有着特殊意义的6月18日。1940年6月18日，在英国BBC广播公司，年届50岁的戴高乐神情严肃地坐在话筒前，用深沉的声音、坚定的语调朗读着著名的《告法国人民书》：'……现政府已经开始和敌人进行交涉，以便停止敌对行动。……但这是最终的结局吗？我们的失败是否已成定局而无法挽救了呢？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不！……法国失掉了一场战斗，但并没有失掉正义的战争……法国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这铿锵的战斗誓言如一道闪电划破沉沉黑夜，透过笼罩法国的失败主义阴霾，使法国人民精神为之振奋，也使戴高乐一跃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当时是以反帝、反殖民主义的形象而著称于世的 ，戴高乐将对自己有着重要意义的'6.18'这一天安排在中国来度过，反现出他内心对中国的认同。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正准备正式邀请戴高乐访华。但是，在当时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中国方面也拿不准戴高乐会不会接受邀请，也得注意国家的'面子'。为此，周恩来委托英籍华人，著名作家韩素音女士向法国方面'传话'。 1970 年1 0 月20 日，韩素音在巴黎委托戴高乐非常信任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顾问雅克·吕夫向戴高乐转达周恩来的口信：'中国政府愿意邀请戴高乐将军去访问中国。中国方面将尊重将军的全部意愿，他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他要到中国哪里旅行就去哪里，他愿会晤什么人就会晤什么人。中国等待着将军。'
韩素音还特别说明，这是中国政府的正式邀请。毛泽东主席期待着与戴高乐在北京见面。希望戴高乐能明示是否愿意接受，以便中国方面决定是否发出邀请。
雅克·吕夫却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因为当时法国总理德姆维尔正在中国访问。为了不让德姆维维尔想得太多，吕夫打算等到德姆维尔访问回来后再向戴高乐报告。
然而天不假人，一切都晚了。
1970年11月9日晚上7点25分，戴高乐因动脉瘤引发胃动脉破裂而撒手人寰。临终前，戴高乐对身边的人说，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能踏上中国的土地，没能与毛泽东会面。
戴高乐去世的消息传来后，中国政府立即决定以高规格进行吊唁，以表达对他的深切敬意和悼念。毛泽东、周恩来分别给戴高乐夫人和法国总统蓬皮杜发出唁电，称戴高乐为'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到法国驻华使馆进行了吊唁，黄镇大使作为特使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法国政府为戴高乐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的宗教悼念仪式。同时，中国北京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以示哀悼。这是中国首次给予一位外国元首如此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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