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作家的柏拉图：如何进入柏拉图的对话？

作为作家，柏拉图不是凭空创造，也并不是没有其确切的关切，因而需要将他放在古希腊城邦政治、思想文化尤其是雅典的背景下来考察。

虽然基于文体研究的编年分期很成问题，导致历史发展论的客观性、确切性也成问题，但我们还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体谅它们(尤其是外在论的历史发展进路)，因为我们可以从中感知到其内在的某种热望，即渴望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来论述柏拉图思想的发展历程。只不过由于对柏拉图其人所知甚少，这种热望在根本上就无从实现，因而任何发展论范式在根本上就是假设，这可谓不幸。这种热望无从实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献不足。

如果说在“知人”方面的确有所遗憾，在“论世”方面则可以从希腊史家的著作中获知大量信息。因而，大体可以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来窥探柏拉图的学说。近现代的柏拉图研究传统还有一个表面特征，即过于严肃、僵硬，虽然意识到所谓“苏格拉底对话”的生动活泼，但其自身却一点都不“活泼”:一板一眼地寻求发展轨迹，极为僵化地断言编年顺序，似乎柏拉图就像他们所描述的那样按部就班地发展、写作。

他们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希腊人有说谎的天性，根本不能领略希腊人会饮时的轻松场面。恰如施特劳斯(Leo·Strauss)所言:现代柏拉图研究发源于德国，德国是一个没有喜剧的国度。作为作家，柏拉图只写作对话(书信除外)，因此，任何解释者都要面对一个事实，即柏拉图的作品充满了戏剧特征。

任何抛开戏剧情节、只抽取所谓哲学内容的研究，在根本上是有失偏颇的;任何死盯住字面含义、不顾上下文情境及戏剧情节进展的分析，在根本上是失于机械的。其实，很多敏感的解释者注意到对话的戏剧特征，试图从各个角度加以阐释，只是这并未成为柏拉图研究界的主流。

总之，我们需要留心逻辑论证与戏剧情节之间的关系，需要考虑苏格拉底(柏拉图)出于某种说服、教导的目的，而作出的那些似是而非、看似前后矛盾甚至与字面意思完全相反的论述，即要注意其修辞特征。情节而外，便是人物。除苏格拉底外，柏拉图对话中还出现大批年龄、身份、社会地位、性格特征等方面各异的角色，我们应充分留意这些差异，才能体会苏格拉底言辞的针对性及其最终效果。

此外，我们还要牢记柏拉图的“在场”，要留意他与其笔下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借助那些人物之间的对话所想要传达的信息。

作为对话作家的柏拉图，其自身存在着一种紧张。他选择口头交谈的形式来呈现哲学活动，显然是因为意识到对话、问询、辩驳等口头活动与哲学之间存在本质关联。但是，柏拉图对话毕竟是写下的对话，我们很容易就能联想到《斐德若》中对书写之缺陷的描述。

因此，口说与书写之间的紧张便成了柏拉图作品自身内部一种挥之不去的紧张。就笔者所知，近代以来最早对此问题作深度探究且卓有成效的当属克莱因(Jacob·Klein)。在《〈美诺〉疏解》一书的导言中，克莱因阐发了他注疏实践的指导原则。

在论述口说与书写的关系之前，他首先借助反讽(irony)概念强调读者参与对话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人们对柏拉图对话中苏格拉底的普遍印象是其言行方面极具反讽意味;而苏格拉底的反讽特色在于，他并不是在其他在场之人没有听出反讽的情况下获得自我满足，而是依赖他们能够抓住他的反讽、能够听出他所没有说出的东西;这种反讽预设了聆听对话之人必须是一个沉默的参与者;这包括我们读者，如果我们不参与，对话便没有发生，那么我们面对的就仅仅只是一本书。

接着，克莱因指出，柏拉图对话毕竟是写下的作品，面对一个写下的文本，我们如何参与其中呢?而且，柏拉图在《斐德若》中明确说写下的文本并不可靠，这同样适用于《斐德若》及柏拉图对话自身，如何解决这些困惑?

克莱因转到口说与书写之间的关系问题，解释说:写下的文本并不完全可靠，必然包含有大量的游戏成分，因为写下之言辞是口说之言辞的影像，是对口说之言辞的摹仿，而摹仿正是最高游戏的来源，因此，写作由于其摹仿性质而在根本上必然与游戏相关，必然也是为了娱乐的目的。

此外，按照《理想国》的线段比喻，影像部分相对于原物必然在可靠性、清晰性上有所欠缺，所以写下之文本必然不完整、不能被适当地教授。但柏拉图显然认为写下之言辞其自身并不可耻，于是必须检省的问题是哪种写作方式较为适当。对此，《斐德若》没有直接给出答案。

克莱因回到《斐德若》对好的言说的描述，按照这种描述，好的言说的适当性在于:说者一方面要“知道”(“knows”)，即知道正义的、高贵的、好的事物，另一方面要懂得如何将言辞“写入”或“植入”听者的灵魂中，也就是说，说者要同时拥有“辩证的技艺”及“引导灵魂的技艺”。而对好的言说的描述同样适用于对其影像——好的写作——的描述，但必须基于以下前提，即写下之文本必须能够激活好的口头言说所根据的那些条件下的交谈，而不是被当作死的、僵化的文本。

对此，柏拉图所选择的对话形式，一方面通过摹仿交谈使书写的不完整性得到强调，因为在实际讨论的内在进程中，如果没有达成一致、没有得到完全的澄清，就会诱导讨论继续进行，而柏拉图对话恰恰能开启这一进程并通过紧跟关键性问题以及给出片面的或模棱两可的答案而保持其鲜活;另一方面，这只是柏拉图(苏格拉底)言辞的伪装形式或掩藏形式，通过对话所呈现出来的情节(action)，我们依然能够知晓答案。

换言之，柏拉图写下的对话作为对实际对话的摹仿，完全能够激活好的口头言说所根据的那些条件下的交谈，既逼真又鲜活。此外，柏拉图对话的戏剧特质完全展现出作为作者的他(当然也展现出作为说者的苏格拉底，后面括号内的“听者”指对话中苏格拉底交谈的对象)，既拥有“引导灵魂的技艺”即懂得如何将言辞“写入”或“植入”读者(听者)的灵魂中，又拥有“辩证的技艺”即“知道”。

当然，这些具体成效取决于读者(听者)注意和参与的强度，即取决于读者(听者)自身的品质。这便是克莱因就口说与书写之间的关系而延伸出来的对柏拉图对话的总体看法。

在此，笔者想借用莱辛的理论，略作改造和发挥。在《拉奥孔》中，莱辛力辨诗画之别，并尽数双方之优劣，认为绘画展现空间中静止的事物，而诗歌描述时间中连续的事件，彼此互不相通，双方区别在此，双方之优劣亦源于此。富于创造力的画家会选择某个静止的、“最富于孕育性的倾刻”，通过这种倾刻，人们可以联想这个倾刻的之前和之后，也就能在反思中知晓不能直观的连续事件，这样，画作所选取的场景就会弥补绘画本身所固有的欠缺。

类似地，口说与书写在某些方面虽是扞格难通，但柏拉图选择并借助对话这种“最富孕育性的形式”，使柏拉图(苏格拉底)在对话中通过不断地交谈、盘问(elenchus)，通过各种离题话、各种插入、甚至使对话陷入僵局(aporia)等，不仅可以尽量呈现真实的、口头的哲学活动，而且可以帮助读者在反思中洞察、知晓这种活动。通过对话这种“最富孕育性的形式”，一方面作者可以弥补书写本身所固有的欠缺、传达其教导，另一方面读者能籍此参与到对话中，从而领略其教导。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在为如何进入柏拉图而苦思冥想，其实柏拉图也在努力进入我们。比如，在《美诺》中，当阿努图斯(Anytus)出场时，苏格拉底事先向美诺介绍了他的身世和经历。我们感到奇怪的是，美诺来到雅典就寄宿在阿努图斯家中，照理来说他应该早就对阿努图斯有所了解，因而根本用不着苏格拉底来介绍。

显然，苏格拉底(柏拉图)是在向我们、向读者介绍。在《理想国》开篇，可以看到整部对话就是苏格拉底的独白，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听众到底是谁，但依然可以在宽泛意义上认为他是在对我们、对读者说话。

而且，当苏格拉底自述说，他和格劳孔正要回城时，波勒马霍斯老远看见了他并派家奴前去命令他们留下时，也显得有些奇怪，似乎是说他看见波勒马霍斯从背后看见了他。显而易见，柏拉图并不是在实录现实的场景，他是在向我们、向读者交待。所有这些都是柏拉图在努力进入我们的明证，其实，柏拉图作品的任何地方以及对话形式本身都是在朝向我们、朝向读者而展开，而我们也应当尽力通过仔细的阅读，以期与柏拉图的目光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