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想》节选
叶舟
那时候 黄河安澜 却也白发三千
一匹伺伏的鲸鱼
用脊梁拱起了祁连
那时候还有关公与秦琼
亦有忠义
和然诺 事了拂衣去
一般不露痕迹
那时候 没有磨石 刀子一直闪光
拳头上可站人 胳膊上能跑马
那时候的路不长 足够走完一生
谁摸见了地平线
谁就在春天称王
有一天,民谣歌手吴俊德背着一把冬不拉,从大理来到兰州,给叶舟弹唱了一支曲子,“莲花开了,满世界都是菩萨的微笑”——这句歌词能形容叶舟当时的心情,大概也是宿命之地对他做出的批阅与检视。这天是叶舟长篇小说《敦煌本纪》定稿的日子。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地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交汇处,是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敦煌”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中张骞给汉武帝的报告,“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公元前121年,在河西走廊打了败仗的匈奴人仓忙西撤,意气风发的霍去病一路追击到敦煌才勒住马缰,这片掩于沙海上的小舟由此开启了它在华夏文明史中的传奇航程。
写作近四十年,叶舟的文学疆域没离了他的故乡。生于斯长于斯,叶舟在黄河上游这一带生活、歌哭、书写、成长,甘肃埋着他的胎印,也是他的寄梦之所。
19岁写下第一首关于敦煌的小诗。叶舟对敦煌的迷恋,似乎与生俱来。只要看见“敦煌”两个字,他甚至会有一种触电般的反应,雪夜投奔,喜乐,信仰,醉氧了一般。
许多年前,他和同为作家的李修文有过一次甘青之行。长途奔袭几千公里,在河西走廊上迎送晨昏,在玉门关及阳关之间背诵李白和王昌龄,在敦煌莫高窟下给常书鸿先生上坟。很多次叶舟根本不敢进莫高窟,走到对面的沙坡上,上面埋的是所有敦煌研究院老先生们的骨灰,是他们的坟。其中最大的一爿就是常书鸿,他的墓碑正对着对面的9层楼,成一条直线。叶舟每次都会先去这些坟堆里面走一走,唠叨唠叨,之后就坐在常书鸿的坟前,磕个头,给他点一根烟,放在墓碑上,说“常先生,看你来了”。
敦煌于叶舟,到底是个怎样的存在呢?一片土地与一个人,到底能有怎样命定般的机缘呢?“打个比方吧,敦煌就像一座超级发电站,一旦靠近她,我就发亮,天空和想象也会彻底打开,一览无余,赐予我无穷的动力。”叶舟说。
有段时间,叶舟就职于一家都市报社,负责新闻采访和版面编辑,不停下地县,跑河西走廊,那段日子相当艰难,没黑没白,常年熬夜,叶舟与文学渐行渐远。行走奔忙于丝绸古道,他在这片苍野之境倒寻得了新的诗歌根据地,为日后的小说写作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故乡。
12月4号,《敦煌本纪》研讨会在中国作家协会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陈青,甘肃省文联主席王登渤,《芳草》杂志社主编刘醒龙,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佘江涛,甘肃日报社社长王光庆出席。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主持。
叶舟在研讨会上
叶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发表大量诗歌和小说作品。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回头看,叶舟不能指责那些少年之作,“但它们的悬浮与苍白,却是明显的。”直到发现“敦煌”这个词,叶舟义无反顾投向了她的怀抱。
整个90年代,叶舟写了上百组诗,发表在全国各地的刊物上,2000年集结出版,就叫《大敦煌》。叶舟说,与其说我是迷恋,不如说这是一种皈依;与其说我在供养,不如说此乃一块福地。
没有泾渭分明的创作藩篱,想写诗的时候就大量写诗,想写小说的时候就埋头写小说,这对叶舟是再自然不过的生活习惯与艺术习惯。《敦煌诗经》《蓝色的敦煌》《敦煌卷轴》《敦煌短歌》…… 但其实,与他天马行空、旷野之气的诗歌相比,叶舟在小说中的头始终是低着的,他心里一直不痛快——语言、情节、结构和人物塑造,很多问题和困惑亟待解决。于是,卷旗西返,敦煌洗去了叶舟的沉重和暮气,给了他新生的勇敢。
千禧年的大年初一,敦煌莫高窟大雪纷飞。叶舟一个人游逛在千佛岩,行走于莫高山,他感觉每一个洞窟吹过的每一阵风,就像佛陀赐予的一张琴,在天地间吹响。整整一天,叶舟徘徊在宕泉河两岸,跟众多的菩萨和飞天娘娘过了一个新年。
在那个日光如雪崩一般的早上,在千佛岩下,叶舟发愿,将来的一天,一定要写出一个大部头,一部心血之作,道出敦煌的秘密,说出莫高窟的前世今生,让那一块土地上的苍生赤子、田夫故老成为真正的主角。
这个念头是雄心壮志,却不是一闪而过的梦想,它定在叶舟心里,跟了他十几年。叶舟边练笔,边收集资料,阅读史志,在河西走廊沿线和祁连山两麓踏勘,求索着大地万物的涵养及馈赠,发酵着这个故事,他还清楚地记得找见黑暗中灯绳的那一天。
2016年年底,叶舟从扬州赶往南京禄口机场,眺望着车窗外的落日,突然觉得它像一介少年游侠,先自己而去,奔向了敦煌。在那一刻,叶舟知道他找见了。
翻过年的2月18日,叶舟擦完桌子,倒一杯茶,认真地抽了三根烟,在电脑上敲下了第一句话:“这一门人天罡地煞,披着血衣,在河西走廊一带迎风顶罪,忠勇热烈,攒足了声名。前后六辈子爷孙,一共捐出了七颗脑袋,满腔子的血,至今仍未淌尽。”由此,《敦煌本纪》开始了。
写作过程只用了差不多两年,写起来很快,酝酿的过程比较痛苦。“19年前我如果要写一个长篇小说,我一定写不出来,要写也是胡编乱造。但是经过这些年的发酵,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储备,我的故事渐渐就成型了,这个时候如果还不怀孕,就成高龄产妇,会难产。”
刚开始,叶舟就知道这是一个大故事,但他没想到是如此大的一个故事。“我本以为大约是在七八十万字左右,但最后成书是一百多万字。”叶舟把所有感情都灌注进去,洋洋洒洒、挥洒自如、百无禁忌,也不管字数了。写完以后一看,心想可能也只有这么厚的书才能配得上敦煌——“故事的厚度、密度、深度、广度、温度,只有将这几个向度的东西结合起来,才能配得上那一座千佛灵岩,配上那个伟大的遗址。”
读《敦煌本纪》,评论家李敬泽吓了一跳,“他就是个孙猴子,不得了。”叶舟个头不高,戴眼镜,戴帽子,人群中再平凡不过,看着还有几分弱小,《敦煌本纪》里藏着他一股无穷的劲头。李敬泽说叶舟有大想法——《敦煌本纪》选的时间点非常有意思,20世纪初的时间节点,也是我们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节和缝隙。选敦煌这样一个地方,在这个点上写一部本纪,是为中国人立本纪,为中国精神立本纪。那个贯通古人和今人、贯通古代和现代、贯通我们民族的西方和东方、贯通我们民族的那些基本精神气概和法度伦理的东西,叶舟在《敦煌本纪》中,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有一个壮大而自由的展示, “《敦煌本纪》也是给我们一个看中国的视野。中国之了不起,中国之大,不仅仅是幅员广大,还表现在有敦煌这样一个巨大的空间和精神上的回旋之地,这也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的来源。”
人们对丝绸之路的遥想,大多停留在张骞出使西域后,东西文明彼此交融贯通的辉煌璀璨,中原大地物产丰盈,人马兴旺,缔造了生命力更加强劲的中华文明。然而从清朝末年开始,随着国运败落,整个丝绸之路已经形成了一片锈迹斑斑的地带,西部开发时有一个词叫“锈带”,可以形容繁盛过后逐渐没落的河西走廊。经济的落后,文化的滞后,民众交往交通的滞涩,是导致后来整个西域衰败的致命因素。
在小说家眼中,所谓的“锈带”,所谓的边角料,或许正是一个强悍故事真正的埋尸之地。死而复活,涅槃再生,这本身就是悲剧的源头。
起笔时,叶舟立下了这样的念想:这部小说要构建一座20世纪初的沙州城,并在城外的二十三坊内,安顿下身世各异的苍生赤子,让他们活命于一幕幕湍急而颠沛的光阴中,去看尽人世上的悲欢炎凉。这部小说要刻画一座鲜为人知的莫高窟,包括藏经洞和大量的卷子,也包括王道士与斯坦因,如何在一个山河板荡的时代,去悲深愿重,去慷慨取舍。这部小说要追逐一群匡危扶倾的滚烫少年,他们骄傲而沉着,寡言笑,重然诺,轻生死,一路走向了悲剧性的终局。这部小说必须廓开一条朴直而壮烈的大道,在广阔的西北,为当时的中国保存下最后的一份元气。“ 说到底,《敦煌本纪》讲述的是正义、力量和正信,也包括困局与反击。”叶舟说。
书里的这帮少年,从清朝末年,从1910年开始一直到1937年,在长达27年的历程中,为着复兴敦煌一带的文明奔跑,血涌,怒发冲冠,独孤求败。叶舟说,你如果读完《敦煌本纪》,一定会觉得胡梵义、胡梵同、陈小喊、蒋斧、孔执臣、索乘这些人物似曾相识。他们仍旧活跃于广阔的西北,光芒烛地,策励子孙。只有边疆,令他们大胆托孤,为他们保存下了最后的骨血以及最后的美,金沙深埋,奠定了未来的根据地。
有一天深夜,1点,《芳草》主编、作家刘醒龙接到了叶舟的电话,非要唱一首刚刚学会的西部民歌“花儿”给他听。刘醒龙说,甘肃的作家和诗人都有个毛病,兴之所至不管不顾半夜给人唱歌。
刘醒龙一直认为叶舟是个可遇不可求的诗人,新世纪初那几年,诗人写小说是个风气,“我就觉得诗人写小说,未必像小说未必是小说,所以就托朋友给叶舟捎个话,叫他不要写小说,害怕他一写小说把诗歌丢下了,我心里有这种想法。”
显然,叶舟没有听进去。刘醒龙倒深知文学中人:但凡有点雄心都是这德行,别人替你看好了这个路,说这个路好走,你就偏偏不走,非要另辟蹊径,走险象环生的路,而且还迟迟不知返。
直到看到《敦煌本纪》的稿子,刘醒龙决定《芳草》四期连载。“读《敦煌本纪》读到几千字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在半夜千里之外唱花儿的叶舟又回来了,叙事有悬念但不过度张扬,文本很民间却充满诗性。”
再过一个月,刘醒龙将卸任《芳草》主编。他感谢叶舟将《敦煌本纪》交给《芳草》首发,让他这个客串的主编得以站好最后一班岗。
《敦煌本纪》单行本的责任编辑,是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的魏玮。这个“90后”姑娘与叶舟同是甘肃兰州人。厚厚的两本书,对她来说是幸运,也是挑战。初稿非常成熟完善,魏玮要做的就是在通读过程中把主要人物、故事情节、小说结构全部梳理出来,拿不准的地方一一向叶舟请教求证,“叶老师的语言是诗性的,融白话、文言与西北方言于一体,对我很亲切,因为都是家乡俚语,书里写的也是家乡的山川风貌,很熟悉。”魏玮把《敦煌本纪》当作一个宏大课题,有前期文献资料积累,有文本细读分析,有作为出版产品的定位和阐释,也有将它推向市场的营销策划,书的顺利出版是大家共同的心血。
《敦煌本纪》是野生的,目光平视,春秋丛聚,犹如旷原上那一片故事的胡杨林。叶舟的写作,彻底释放了血勇之气,展开了想象的边境,起笔前他已经想好,这次一定把自己写开,写嗨,把所有词汇表天翻地覆重新筛选一遍。
有人说小说家其实是“发明家”,如今回过头来看《敦煌本纪》,叶舟说自己重新“发明”了一座敦煌,借了历史的外衣,表达自己对敦煌的认知。遗憾是有的,还不少,这些遗憾又埋下伏笔,等待将来的萌芽破土。
12月4号,在中国作协创研部、甘肃省文联、《芳草》杂志社、译林出版社共同主办的《敦煌本纪》研讨会上,叶舟准备了发言稿,因为怕耽搁时间太久而作罢。纸上本来有这么一段:
《敦煌本纪》的初心,就是试图去重新发现这个国家的边疆,去眺望我们这个民族的少年时代,去厘清这一伟大文明的来路,并获取今天的力量与担当。我个人以为,《敦煌本纪》的关键词如下:少年、情义、血勇、赤子、知己、快意、仗剑天涯等等。总归还是那一句老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书写远未结束,类似的使命也有待完成。
结果,在现场变成了“八十年代有个上海诗人写过一首诗,其中两句是这样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在冬天还爱着一个诗人。写了三十几年,这是我第一次开专场个人作品研讨会,是个难忘的大日子。欢迎大家去兰州,我请你们吃最好的牛肉面,给你们加肉加鸡蛋!”
李修文说叶舟是赤子,悲痛者,永远的少年气。我问他,怎么理解悲痛者?李修文给我的回答是:道不尽,你沿祁连山走一趟即知。
文|周茉
摄|冯海文
来源:中国作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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