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0月13日
罗兰·巴尔特对法国小说当前状况的感受。
我是随笔作家，因为我是脑力劳动者。我也很想写作中篇小说，但是，我在为自我表白而寻找一种写法上遇到了困难。在法国，随笔作家都不得不从事另外的工作，强制性就在于此。在我的一生中给我激情的东西，便是人们使自己的世界变得可理解的方式。如果您同意我的说法，那便是对于可理解性的探索，便是有关意指的问题。人们在赋予他们的写作方式某种意义。借助于一些单词，写作会创立出一种意义，而这种意义并非这些单词开始时就有的意义。正是这一点需要理解，而我尽力表达的也正是这一点。
只要想谈论NR（新小说），它就必须是需要加以明确的一种现象。必须意识到，是社会最终把作家包容了进来。作家已不再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人，他已不再隶属于出钱让他写书的人，他已不再为一个确定的阶级服务。在我们的社会中，作家几乎是幸运的。这是人们观察到的情况，不可据此得出什么结论，但如果想得到理解的话，却必须去参考它。一方面，是幸运的作家；另一方面，是充满构思和矛盾的复杂社会。
人们对于新小说都说了些什么呢？说它远远地躲避真实，说它在寻求一种技术性的同时，放弃了其责任。
当有人这样说的时候，他是在求助于文学中的那些伟大典范，例如巴尔扎克、司汤达等。必须指出，那些小说家所表现的都是一种确定的、已有固定结构的社会，于是他们的小说都是现实主义的，那些小说所意味的都是一种真实——而有时并没有经常得到强调的是——都是对于过去时的一种怀恋。
今天，政治事件、社会混乱、阿尔及利亚战争，在新小说中出现不多。有人这样说：新小说的作品都不是介入性的。确实是这样，但是，作为个人和公民的作家们却是介入性的，并且他们勇敢地承受着这种义务。
有人这么说过：作家必须使其作品成为介入性的。但是，这属于理论范畴，因为作品无时无刻不是失败的。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会失败……但，这仅仅是因为写作是提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或解决问题的艺术。
唯独写作可以提出一个问题，这是因为写作带有一种力量，它可以使这个问题成为悬念。当提出的问题是真实问题的时候，它们就出现混乱。新小说完全意识到了它的角色。
卡夫卡很清楚，文学就是提出问题的方式。您认为还有什么使得巴尔扎克在今天仍然是吸引人的呢？是他描绘生活的能力吗？肯定是别的东西。也许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就提出了有关资产阶级社会的那些问题。
今天，我们的社会是非常难以理解的。生活在其中的人，几乎无法分析这个社会。各种阶级问题，若使用50 年前的词语，根本无法去想象。我们同时生活在一个阶级社会和一个大众社会之中。那些重大的问题，即那些直接的问题，纷杂混乱。政治文化本身似乎也出现了停滞。这些不同的因素影响着写作，并表现在其中。
面对今天的生活，您可想象一下与布莱希特相似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似乎已经由于生活的多样性而瘫痪了。世界变得冲动过多。这也是一些因素，我们不能否认。
于是，有人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新小说提出了什么问题呢？它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和非常简单的重大问题。它在发问：“事物能意味着什么吗？”
在此之前，文学从未怀疑过事物带来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这里想说的是围绕着我们的全部东西，既包括一种事件，也包括一种物件。因此，文学的作用就是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借助于叙事、故事、人物或物件提出这个问题。
有人大叫了起来：为什么还包括物件呢？对此，必须做出一些解释。对于物件，人总是让其负有意义，但是相反，它却从未充当过文学素材。各种物件并不在小说中得到考虑。例如在《危险的关系》一书中，作为可以说是问题的唯一的物件，是一把竖琴，并且它还服务于传递讯息。因此，新小说曾尝试将物件看成是脱离其通常意指的东西。罗伯-格里耶曾赋予了物件一种全新的看法。他在展示物件时，毫无回忆，毫无诗意。这是一种不透明的描述，而不是现实主义的描述。物件是在无意义光环笼罩之下出现的，正是因此出现了忧郁，而这种忧郁则是一种深刻的、超验的感觉。
这是一项相当庞大的事业，一方面，它是技术性的，另一方面，又是哲学性的。其最后出路在哪里呢？我毫无所知。当一部作品获得成功的时候，它便含含糊糊地提出问题，而借助于这种方式，它又变成诗性的。
在这样的作品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它们也有着共同的不足：在作品的可能性与赋予作品的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协调。一首诗，因其短小而使人感兴趣，但一首过长的诗则失去其力量：新小说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令人惊讶的是，所有这些小说家都带给了人们客观性和确定性。不过，读者也可以提出问题。他可以提问：为什么色情从文学中不见了呢？他还可以自问：是否存在着让人感到厌倦的一种可以真也可以假的方式呢？最后，他还可以想到：为什么作家们都只想去搞电影呢？
《费加罗文学》（Figarolittéraire），1962 年10 月13 日，皮埃尔· 菲松（Pierre Fisson）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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