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0月13日
罗兰·巴尔特对法国小说当前状况的感受。
我是随笔作家,因为我是脑力劳动者。我也很想写作中篇小说,但是,我在为自我表白而寻找一种写法上遇到了困难。在法国,随笔作家都不得不从事另外的工作,强制性就在于此。在我的一生中给我激情的东西,便是人们使自己的世界变得可理解的方式。如果您同意我的说法,那便是对于可理解性的探索,便是有关意指的问题。人们在赋予他们的写作方式某种意义。借助于一些单词,写作会创立出一种意义,而这种意义并非这些单词开始时就有的意义。正是这一点需要理解,而我尽力表达的也正是这一点。
只要想谈论NR(新小说),它就必须是需要加以明确的一种现象。必须意识到,是社会最终把作家包容了进来。作家已不再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人,他已不再隶属于出钱让他写书的人,他已不再为一个确定的阶级服务。在我们的社会中,作家几乎是幸运的。这是人们观察到的情况,不可据此得出什么结论,但如果想得到理解的话,却必须去参考它。一方面,是幸运的作家;另一方面,是充满构思和矛盾的复杂社会。
人们对于新小说都说了些什么呢?说它远远地躲避真实,说它在寻求一种技术性的同时,放弃了其责任。
当有人这样说的时候,他是在求助于文学中的那些伟大典范,例如巴尔扎克、司汤达等。必须指出,那些小说家所表现的都是一种确定的、已有固定结构的社会,于是他们的小说都是现实主义的,那些小说所意味的都是一种真实——而有时并没有经常得到强调的是——都是对于过去时的一种怀恋。
今天,政治事件、社会混乱、阿尔及利亚战争,在新小说中出现不多。有人这样说:新小说的作品都不是介入性的。确实是这样,但是,作为个人和公民的作家们却是介入性的,并且他们勇敢地承受着这种义务。
有人这么说过:作家必须使其作品成为介入性的。但是,这属于理论范畴,因为作品无时无刻不是失败的。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会失败……但,这仅仅是因为写作是提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或解决问题的艺术。
唯独写作可以提出一个问题,这是因为写作带有一种力量,它可以使这个问题成为悬念。当提出的问题是真实问题的时候,它们就出现混乱。新小说完全意识到了它的角色。
卡夫卡很清楚,文学就是提出问题的方式。您认为还有什么使得巴尔扎克在今天仍然是吸引人的呢?是他描绘生活的能力吗?肯定是别的东西。也许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就提出了有关资产阶级社会的那些问题。
今天,我们的社会是非常难以理解的。生活在其中的人,几乎无法分析这个社会。各种阶级问题,若使用50 年前的词语,根本无法去想象。我们同时生活在一个阶级社会和一个大众社会之中。那些重大的问题,即那些直接的问题,纷杂混乱。政治文化本身似乎也出现了停滞。这些不同的因素影响着写作,并表现在其中。
面对今天的生活,您可想象一下与布莱希特相似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似乎已经由于生活的多样性而瘫痪了。世界变得冲动过多。这也是一些因素,我们不能否认。
于是,有人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新小说提出了什么问题呢?它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和非常简单的重大问题。它在发问:“事物能意味着什么吗?”
在此之前,文学从未怀疑过事物带来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这里想说的是围绕着我们的全部东西,既包括一种事件,也包括一种物件。因此,文学的作用就是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借助于叙事、故事、人物或物件提出这个问题。
有人大叫了起来:为什么还包括物件呢?对此,必须做出一些解释。对于物件,人总是让其负有意义,但是相反,它却从未充当过文学素材。各种物件并不在小说中得到考虑。例如在《危险的关系》一书中,作为可以说是问题的唯一的物件,是一把竖琴,并且它还服务于传递讯息。因此,新小说曾尝试将物件看成是脱离其通常意指的东西。罗伯-格里耶曾赋予了物件一种全新的看法。他在展示物件时,毫无回忆,毫无诗意。这是一种不透明的描述,而不是现实主义的描述。物件是在无意义光环笼罩之下出现的,正是因此出现了忧郁,而这种忧郁则是一种深刻的、超验的感觉。
这是一项相当庞大的事业,一方面,它是技术性的,另一方面,又是哲学性的。其最后出路在哪里呢?我毫无所知。当一部作品获得成功的时候,它便含含糊糊地提出问题,而借助于这种方式,它又变成诗性的。
在这样的作品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它们也有着共同的不足:在作品的可能性与赋予作品的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协调。一首诗,因其短小而使人感兴趣,但一首过长的诗则失去其力量:新小说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令人惊讶的是,所有这些小说家都带给了人们客观性和确定性。不过,读者也可以提出问题。他可以提问:为什么色情从文学中不见了呢?他还可以自问:是否存在着让人感到厌倦的一种可以真也可以假的方式呢?最后,他还可以想到:为什么作家们都只想去搞电影呢?
《费加罗文学》(Figarolittéraire),1962 年10 月13 日,皮埃尔· 菲松(Pierre Fisson)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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