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网抑云”的梗在网上大火，调侃某音乐APP评论区“人均抑郁症”。于是有网友开玩笑地说：“网易云总统不是丁磊，而是太宰治。”
作为“丧文化”的开山鼻祖，太宰治“丧”得最彻底。太宰治的人生是轰动性的，严格说来，不是因为他活得轰动，而是死得轰动，丧得轰动。人们给他这样的评价：“一个死得最多的日本作家”。
在他短短三十九年的人生里，太宰治曾经和一个酒吧女招待殉情一次，尝试自杀五次，最后，在写下《人间失格》的1948年，和情人一起跳进玉川上水，终于溺水身亡。
那么，废青人手一本的《人间失格》，是如何被奉为“丧文学圣经”呢？
《人间失格》被认为是“只为太宰治自己而写的小说”，讲的是作者自己一生的故事。同时，它也是日本战后“无赖派”小说的代表作。而所谓的“无赖派”，是一个同放荡、堕落、颓废等字眼联系在一起的流派，和十九世纪欧洲的“颓废主义运动”、战后美国的“垮掉派”文学相似，充满幻灭与自我放逐的情绪。
这是一部充满争议的作品，有人说它是“失败者的文学”，三岛由纪夫曾经说它是懦夫写下的小说。不过，也有人把太宰治、川端康成以及三岛由纪夫的作品称为“昭和文学不灭的金字塔”。
的确，换个角度看，太宰治将“丧”上升到了美学与哲学的高度，正如日本评论家奥野健男所说那样：
“无论是喜欢太宰治还是讨厌他，是肯定他还是否定他，太宰的作品总拥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太宰笔下的生动描绘都会直逼读者的灵魂，让人无法逃脱。”
我过的是一种充满耻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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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宰治用带着悲剧色彩的自我剖白，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极端的人生观。《人间失格》正文的开头就是主人公大庭叶藏的一句自白：“我过的是一种充满耻辱的生活。”
接下来，整部小说都在解释这种耻辱感的由来。
首先，叶藏对这个世界的见解，与大多数人都不同。
他既不理解他人，他人也不理解他。比如，为什么人们发明铁路是为了某种实用的目的，而不是像叶藏以为的那样，是为了供人在铁轨上游戏玩耍呢？为什么床单、枕套、被套这些东西不是装饰品，而是消耗品？为什么人类进食的行为是因为饥饿，而不是一种令人厌烦的、不得不做的义务呢？
这还是叶藏在家乡念小学期间的想法，但已经暗示了两件事情：第一，他认为物质世界是无用的，甚至可以说一切都是无用的，文明社会的众多发明都应当被用来游戏、用来破坏、用来浪费。
不仅如此，他认为活着也是无用的。否则，为什么让许多人感到愉悦的食物，对叶藏来说却是一种痛苦的义务呢？叶藏的人生观，从一开始就具有否定一切价值的倾向，那么他此后一系列的放纵行为，乃至最后发疯的悲剧，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次，对于自己这些异于常人的想法，叶藏年幼时已经有所察觉。
他曾自问道：“自己的幸福观与世上所有人的幸福观风马牛不相及，这使我深感不安，并因为这种不安而每夜辗转难眠，呻吟不止，乃至精神发狂。我究竟是不是幸福呢？”按理说，他应该是幸福的。因为他出生于富裕人家，从小衣食无忧。但是，叶藏并不觉得幸福。
叶藏认为幸福在于精神，不在物质，不是说衣食无忧就能得到幸福。但问题是，他的精神世界是否定生命的意义的。前面我们说过，他认为人活着是无用的。
这种矛盾心理，影响到了叶藏和他人的关系。敏感懦弱的叶藏，不知道该怎样和别人坦率地交谈这种危险的人生观。自己的生活让叶藏感到耻辱，而他人的生活也同样让他感到耻辱。
左二为太宰治
因为害怕暴露自己真实的一面，叶藏想出了一个办法：既然不可能被人理解，那就扮演一个小丑的角色吧，假装成天真无邪的乐天派，用滑稽的言行来讨好卖乖，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可笑的“畸形人”。
为此，他在夏天穿上鲜红的毛衣，像个疯子似的在走廊里跑来跑去，只为让人家取笑。他还在课堂作文里故意写下荒唐的故事，博取同学的笑声。这同样造成了叶藏口中的“耻辱的生活”，一种小丑式的生活。
长大后，叶藏被送到东京上学。他无法忍受课堂，很快搬出学校宿舍，隔三差五地逃学。他偷偷地去一家画塾里学素描，想要成为一名画家，尽管他最后只成了一个“蹩脚的三流漫画家”。
在画塾里，叶藏认识了大他六岁的朋友掘木正雄，开始跟掘木出入东京的酒馆和风月场所，过上了典型的浪子生活。他发现，只有沉溺于香烟、酒精和妓女的时候，才能暂时忘记自己对他人的恐惧。
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
那就是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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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于风月场所的叶藏，很受女人欢迎。但叶藏却说，他不相信爱情，对女人也提不起兴趣。在迄今为止交往的人中间，他只喜欢那个贫穷下贱的常子，这是作为失败者的他所找到的“同类的亲近感”。
但这种难得的幸福感，又让叶藏害怕了。他惧怕这种幸福。他说：“棉花也能让人受伤。趁着还没有受伤，我想就这样赶快分道扬镳。”就这样，他和常子分手了。
后来，叶藏和常子复合了。接着，两个被生活挫败的人决定一起跳海自杀，造成了轰动性的“镰仓殉情自杀事件”。常子葬身海底，叶藏却不幸得救。
从此之后，叶藏的生活变得更加堕落：父母与他断绝关系，学校将他开除；他开始流浪，吃女人的软饭，成了一个神经麻木的烂酒鬼。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叶藏遇见了纯洁善良的妻子良子。不幸的是，和良子的婚姻虽然给叶藏带来了短暂的慰藉，但最终直接造成了他的毁灭。
在和掘目一起亲眼目睹良子与人通奸的场景之后，叶藏彻底绝望了。
这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叶藏看来，良子是被诱奸的，她的纯真被另一个男人利用、践踏。掘木的无所作为与旁观态度，也让他终于对人类的友情失去了信心。他悄悄打开一盒安眠药，将它们一股脑吞了下去。
法国作家加缪曾说：“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
如果说第一次和常子的殉情是因为被具体的生活挫败，叶藏第二次的自杀就像是精神世界的彻底崩塌。那么，一个人的精神假如走到了绝境，自杀是合理的吗？
和叶藏的选择相反，加缪认为自杀是一种疯狂的行为，人应该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一样，尽管被诸神惩罚推一块不断滚下来的石头，却能够去承受这种荒诞与无意义，用不断推石头的工作，作为他对神与命运的反抗与斗争。
但叶藏的自毁倾向，来自于他的自我唾弃，自我唾弃又导致对这种反抗本身的不信任。
他说：“在这个世上不乏不幸之人，不，尽是些不幸之人。即使这么说也绝非过激之辞。但是，他们的不幸却可以堂而皇之地向世间发出抗议，并且，‘世间’也很容易理解和同情他们的抗议。可是，我的不幸却全部缘于自己的罪恶，所以不可能向任何人进行抗议……总之，我是罪孽的凝固体，所以，我只能变得越来越不幸，而这是无法阻止和防范的。”
叶藏自我毁灭的愿望贯穿了整部小说。不幸的是，他的第二次自杀再次以失败告终。被抢救回来的叶藏，对于良子所代表的美好纯真的爱情也感到幻灭。从此以后，他加倍地酗酒，接着就和小说之外的太宰治一样，发现自己得了日益严重的肺结核病。
“疯子”成了正常、理性与秩序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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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藏的精神越来越不稳定，最终被掘木和父亲的朋友一同骗上了一辆开往精神病院的车。由于对掘木的信任，叶藏并没有想到这竟是一趟通往疯狂的旅程。
当叶藏发觉自己被丢进精神病院的时候，他这样质问神灵：“难道不反抗也是一种罪过吗？”
因为这种不反抗，叶藏不仅成了一个疯子，也成了一个废人。尽管他坚持说：“不，我绝对没有发狂。”
他认为自己没有发疯，却被当成了疯子。或者说，人们用将他关进精神病院的方式，给他打上“疯子”的记号，作为正常人的反面。
法国思想家福柯曾在他的《疯癫与文明》一书中，讨论过“疯癫”这一概念在文明历史中的流变，以及“疯子”这一人群在社会当中扮演的角色。
按照福柯的观点，疯人自古有之，但随着现代精神病学的诞生，尤其是随着弗洛伊德学说的推广，我们开始把疯狂的人，看作是有“精神疾病”的人。于是，“疯子”成了正常、理性与秩序的反面，是需要被规训、被惩罚、被治疗的人。
但正如法国思想家帕斯卡说过的那样，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疯癫，人的不疯癫可能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疯子”不过是自认正常的人，用来肯定自身“正常性”所构建的标签。
在这样的情形下，叶藏感到自己不仅失去了生活的能力，而且已经“丧失了做人的资格”。
在小说的结尾，叶藏的父亲去世，他被带回故乡疗养，继续过着一种颓丧萎靡的生活。他不再酗酒，只是像一个等死的病秧子，毫无感情地度过每一个日子。
叶藏这样结束了他的自白：
“对于我来说，如今已经不再存在着什么幸福与不幸福了。只是一切都将过去。在迄今为止我一直痛苦不堪地生活过来的这个所谓‘人’的世界里，唯一可以视为真理的东西，就只有这一样。只是一切都将过去。今年我才刚满二十七岁。因为白发明显增多的缘故，人们大都认为我已经四十有余了。”
叶藏说他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废人”，这种“废”和我们所说的颓废其实还不太一样，它不仅是一种“丧”的情绪，也不止是“丧”的处世态度，而是一种将自己从人群当中彻底驱逐出去的做法，于是在拒绝相信自我与相信他人的双重幻灭之中，叶藏唯一的结局就是死亡，或者说，在小说的最后，叶藏过上了行尸走肉一般的生活，已经形同死人。
和叶藏沉重的悲剧比起来，我们挂在嘴上的“丧”字更像是对生活的自嘲，而不是对生活的全然否定，因为活着就是一种幸运。
编辑|凉山
排版|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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