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东南学术》2017年第4期，转载自同名公众号）
摘要：斯蒂格勒声称，他要续写当代《资本论》。他指认，在当前的数字化资本主义社会里，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的图式论被外移到第三持存的数字化人工记忆中，正是这种数码幻象共同体建构支配所有人的大写的伪我们。在电影-电视的时间客体流的流逝中，大写的伪我们的商业推销和政治意识形态深深嵌入到所有人的意识流中的蒙太奇构式中。
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1952－）：当代法国哲学家，解构理论大师德里达的得意门生。早年曾因持械行劫而入狱，后来在狱中自学哲学，并得到德里达的赏识。1992年在德里达指导下于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获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论文：《技术和时间》）。于2006年开始担任法国蓬皮杜中心文化发展部主任。
法国著名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作为德里达的得意弟子，以其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论著跻身于目前欧洲最著名的社会批判理论家行列。他的三卷本巨著《技术与时间》是其技术哲学和批判理论的奠基之作。在斯蒂格勒看来，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葛兰西最早发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控制的工具是认同性的文化霸权，而斯蒂格勒则将这种文化霸权在数字化生存中的实现机制归属为电影-电视中隐匿的他性接受。不过，这一次，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的图式论被外移到第三持存的人工记忆中，正是这种数码幻象共同体建构出支配所有人的大写的伪我们。在电影-电视的时间客体流的流逝中，大写的伪我们的商业推销和政治意识形态深深嵌入到所有人的意识流中的蒙太奇构式中。斯蒂格勒将自己的这种社会批判理论指认为在今天“续写《资本论》”的努力！
一、文化工业新地缘政治与电视灾难
在《技术与时间》第三卷第三章中，斯蒂格勒认为，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上，存在着英美的经验论和欧洲的先验论的对峙，他自称既否定经验论，也不赞成先验论。在他看来，康德接受了休谟对经验的反思，但却在经验的呈现和塑形上给予了先天观念综合判断的优先地位。这当然是对的。然而，康德并没有理解的问题是，先天综合判断自动构序现象界的过程中，并非是人的头脑中的第二持存（记忆）中的观念构架在起作用，如果没有外部第三持存（rétentions tertiaires）的技术（知识）客体作为载体，那么，“人的理性和知性（raison et son entendement）或许就像蒸汽一样烟消云散，所以‘建构者（constituant）’（先验主体）反过来却是由他所构成之物构成——这意味着，他只能在后天中得以构成，因此他总会遇到他自己的‘重构（reconstitution）’这一问题：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被‘重构’的主体”。
这是一个十分精巧和深刻的构境层。斯蒂格勒说，康德所指认的先天综合判断对感性经验的自动整合作用不可能发生于人的头脑中，而只能依存于外部第三持存载体（书籍与文献）的重构，更加准确地说，如果没有经典文献记载的观念激活和重构，先天综合判断的非经验性的标准（critère）是无法确立的。斯蒂格勒的结论为，先天构架的标准恰恰是某种第三持存中的观念“投射（projectif）”建构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主体本身正是被重构而成的。其实，这还真的未必。因为康德所指认的先天综合判断对个体经验的自动整合从时空定位到看到世界的统觉连续，倒真是在个体感性直悟中完成的，这一自动知性构境过程的确不需要经过书本或文献等第三持存的转换。只是当个体需要进行复杂的理论学术和科学研究活动时，才可能运用到书本和第三持存上的体外记忆和知识系统。
这里，斯蒂格勒以康德和胡塞尔都津津乐道的抽象数学运算为例，看起来，数字运算中总是由先天的算法和几何公式支配，可是任何计数开始都是一种感性的运动行为（如数指头和结绳计数），只是“经过内在化之后”才有数学和几何的观念运算，再后来，会外在化成一种“机械行为”比如把计算的一些功能交给机械打字机和数字化计算机。这倒是一种实践唯物主义观点。斯蒂格勒说，他的第一卷“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就是要说明，“人类的理性和知性始于这种把某些操作移交给某一义肢，也即借助已存在的、作为后种系生成的传播能力的某一技术领域”。然而我并不以为，斯蒂格勒这一例举是能够说明他的上述观点的，因为一般的数字运算发生时，个体通过自己背熟的数学公式完全可以不依赖第三持存上的知识完成计算。在斯蒂格勒看来，康德的先验论恰恰忽略了第三持存领域的重要意义。这是他在此书反复说明的观点。
当然，对哲学思辨的讨论并不是斯蒂格勒的目的，他是想引出在更宏观的现实尺度上的问题。他说，今天在北美（nord-américaine），“通过计算机器的文化，通过将逻辑知识运用于物流产业（也即所谓的‘控制论’）”，以至于美国通过拥有像IBM这样的跨国信息技术公司，终于成为了称霸世界的信息技术大国。可以判断，IBM公司这里的到场还只是作为提供电脑硬件塑形的资本，微软那样的软件构序资本以及苹果公司那样的根本改变人的存在构序方式的全球化资本还没有进入斯蒂格勒的视野。他认为，面对这种社会存在中发生的重大现实变化，欧洲先验哲学和英美的经验论哲学都显得束手无策，历史哲学也不例外，甚至“马克思（和休谟）是一个研究工业的伟大思想家，但是他一直没有能够进入‘计算和持存领域的工业，这一问题，而且和他的前辈一样，马克思最终也没有谈到这一概念”。这是一个笑话，让19世纪的马克思进入到20世纪末才出现的计算工业中来，这本身就是一个荒唐的想法。当然，这是为了标榜只有斯蒂格勒才是真正进入这一重要领域的人。
斯蒂格勒认为，如果说在以往的历史发展中，知性已经开始将一部分功能外移到第三持存中（如打字机、中国的算盘、藏传佛教中的转经筒），而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完全实现这一点，主要是由美国的网络信息工业发展强力推进的。斯蒂格勒认为，今天的知性构架及其运作已经完全外移到数字化的第三持存中去了。这倒是真的。想想我们今天的所有写作、艺术创作、科学研究和工业设计，无不依存于电脑和互联网的数据库。可斯蒂格勒此处想的并不是这一类问题，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主要还是在纠结于被电影-电视掏空的人的意识想象力。这也是他指责康德丢弃的构境层面。斯蒂格勒认为，这种现实变化已经造成了意识的“急剧的变异”，即“意识流共时性的能力、以工业的方式来组织计算的能力、遴选的标准在第三持存中的运用”，可以看出，资本已经被大量投入到这一“断裂性的技术（technologie de rupture）”之中，生成着北美工业新的地缘政治（géopolitique）。斯蒂格勒认为，如果人类学家勒鲁瓦-古兰曾经将人的存在外在化（extériorisation）区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骨骼外在化阶段，二是肌肉组织外在化阶段，三是神经系统外在化阶段。那么，此处由美国引导的数字化文化工业的发展则开创了一个人的存在外在化的新阶段，这就是想象力（imagination）外在化的阶段。斯蒂格勒认为，这一外在化过程是从电影工业对人的想象力的剥夺开始，却以电视对大众想象力的掏空和捕获为全面实现。以斯蒂格勒的观点，这一新阶段的开端属于美国，在那里，“一个拥有好莱坞的国家，一个拥有IBM的国家，而且在那里，电影变成了电视，也即一种大众现象”。在他看来，从电影院到电视收看，再加上网络信息技术下的远程登陆，这将会是一个质的变异：结果是出现了一种没有想象力的“沉默的大多数”。所以，电视也就成了斯蒂格勒集中讨论的焦点。
关于这个掏空了人的想象力的电视，斯蒂格勒先是评论了布尔迪厄那本著名的《关于电视》（Sur la télévision）。在他看来，布尔迪厄关于电视的讨论忽略了上述勒鲁瓦-古兰的“人类学的分析”，即人的存在外在化的阶段论，因而是不够深入的。并且，这一关于电视的讨论恰恰是反讽式地在电视上进行的授课，更有趣的是，当布尔迪厄的这一讲稿以著作的形式出版时，竟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斯蒂格勒认为，可布尔迪厄并没有意识到，在这电视即时直播和书本这两种第三持存中，恰恰是大众化的电视所建构的共时性意识流使书本获得了广泛的认同。这也就引出了斯蒂格勒自己对书本和电视的差异性分析。
首先，斯蒂格勒讨论了书本作为第三持存的特点。他说，书本作为第三持存是与人的记忆力的减退和记忆术联系在一起的，早在古希腊的柏拉图的《菲德罗篇》里，后者就指认出，“书本是用一种人造的已死的记忆（mémoire artificielle et morte）去代替活动的话语流（flux des paroles vives）”，当人们记不住当下发生的话语流，才会有文字记载的书本。并且，“书本使话语的交谈和话语的时间在无对话者的阅读的时间中产生了‘延异’” ，然而，正是延异导致了思考的可能性究竟；相反，智者的现场发言却没有思考的时间。斯蒂格勒认为，柏拉图没有注意的方面是，即便是作为“活动的话语流”的现场发言：
智者则使用文本、技术和第三持存，为他们的口头演说中的现场效果做准备，那些演讲并非即兴而作，不是从内心直接蹦出来的，也不是在激烈的辩论中随机创作而来，而是将提前准备下的修辞效应转录下来——布尔迪厄在摄影机前所做的，似乎也是如此。
在斯蒂格勒看来，所有看起来在现场即兴发挥的演讲，其实都是事先利用第三持存的书本和文献资料所进行了充分准备的结果。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记忆力减退迫使人们将灵魂的粮食（denrées de l’ame）储存起来”，这是书本作为人的知性和记忆的外在化功能的实现。作为静物的书本，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被考察、被质疑、被批判”，可以有充分的延异时间对其进行思考。
其次，不同于静物状态上的书本，电视作为第三持存，是在播出和收看的过程中，“将一个源源不断的流（flux intarrissable）注入到诸多意识之中，电视的时间与这些意识相互交织”。这是指成千上万的观众（诸多意识）在同一个时间中收看同一个电视节目，电视节目以一种单向的连续的时间客体征服着观众，让他们潜移默化地接受某种要求（被制造出来的欲望和意识形态）。斯蒂格勒说，电视正是当代资本的工业时间技术的手段之一，它使得“人们得以捕获灵魂的时间，使工业时间客体在灵魂中相互交织（enlacer），产生一种不可能逆转的（retour）的伤害”。它让今天人们的意识像电影生产一样地可以通过看不见的蒙太奇，编辑成统治者和资本家希望塑形成的接受载体。所以，斯蒂格勒一再说“意识犹如电影”，只是远程登陆的电视让意识的这种被动接受和宰割的性质变得无处不在和随心所欲。
由此，斯蒂格勒断言，“电视不仅仅是它的公众（publics）的灾难（misère），同时也标志着它所在时代的概念机制在面对该时代的‘实效的现实性’之时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极度的贫瘠（extrême pauvreté）”。请注意，斯蒂格勒这里所指认的贫瘠与他后来重构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新观点相关。所以，电视的形而上学也是“不可避免的灾难的哲学”。在斯蒂格勒看来，从布尔迪厄讨论电视的“问题式效果（effet problématique）”中可以发现，他根本没有意识到，电视批判“首先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和精神工业的生态学的问题（une question d’économie politique et d’écologie industrielle de l’esprit）”。在这一点上，斯蒂格勒是对的，固然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也并不那么精深。可这却是斯蒂格勒自认为他比布尔迪厄深刻的地方。在此，我们可以联想到当年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嘲笑蒲鲁东抽象的概念游戏的苍白。由此，斯蒂格勒提出了更加宏大的理论目标：在今天续写《资本论》！“布尔迪厄看起来根本没有认清该问题的本质，而且该问题或许迫使我们不得不追随马克思的精神（l’esprit de Marx），将《资本论》继续写下去，或不妨大胆地说，它迫使我们对大工业的本质和无产阶级的贫困（misère du prolétariat）给予更多的关注。”这才是斯蒂格勒的雄心大志。不过，这里的资本主义大工业和无产阶级贫困的内容已经是全新的理论构序了。
二、在马克思之后续写数码时代的《资本论》
斯蒂格勒说，续写《资本论》是一个“宏大的规划”，它可以对《资本论》的某些分析进行回顾，对之提出质疑，尤其是有关时间问题的分析。很显然，斯蒂格勒这一次对《资本论》的重写和续写并不是真的打算按照马克思原有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关系的主线进入，他的续写是关于时间的哲学思考。为此，他还援引本萨义德（Daniel Bensaïd）的《不合时宜的马克思》（Marx l’intempestif）一书，并赞同了此书中的一些主题：一是指认马克思的学说是一种“关于时间的哲学”，即“关于资本这一抽象时间以及劳动时间的衡量的哲学”。其实，他们共同关心的时间问题并不是马克思原有的以劳动时间为线索的政治经济学构境，而已经是现象学构境中的时间哲学。二是马克思在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中发现了一种接受机制。斯蒂格勒认为这正是他自己关心的哲学主题。斯蒂格勒说，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一哲学作为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是一种历史哲学，它揭露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时候，首先批判了唯心论中的一种‘回溯型思辨的电影（cinéma rétro-spéculatif）’：通过接受和虚构（d’adoption et de fiction）的过程（这也是本书中想要讨论的），这种‘回溯型思辨的电影’把即将到来的必然性投映到当下和过去（le présent et le passé）”。
说《资本论》同时也是一种历史哲学，显然是深刻的。但学电影导演出身的斯蒂格勒永远忘不了电影的构境，马克思也被这种电影专业术语重新装扮起来。可以看出，他似乎十分激动于本萨义德指认出来的这种存在于马克思哲学中对“接受”机制的关注，他甚至发现，“这一接受过程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命名的‘思辨的把戏（artifices spéculatifs）’付诸实践，《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这种接受的过程也有描述”。这应该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隐性支配机制的批判，即用虚假的观念遮蔽真实社会关系的过程，在后来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的确再一次讨论过这种意识形态“接受”。
在斯蒂格勒自己看来，马克思既继承了黑格尔，也颠倒了黑格尔的观念，特别是关注到黑格尔哲学中那种“外在化过程（processus d’extériorisation）”的观点。这可能是指黑格尔哲学在总体上表征了一种绝对观念外在化实现自身的历史过程。这一点，恰恰是斯蒂格勒所聚焦的内容。2016年，斯蒂格勒在南京大学开设的“南京课程”中，明确指认了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颠倒：“当马克思提出外化（exteriorization）——知性在本质上就在于外化——首先且最重要的是生产手段即他的‘唯物主义’时，对知性（understanding）的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的定义就被马克思所颠倒了。”这一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另外，斯蒂格勒认为，“马克思对商品进行了思考，并将商品从根本上看作是一种拜物教化的过程（processus de fétichisation）”。但斯蒂格勒并没有说明，这个拜物教化过程与前述外化过程的关联。不过，斯蒂格勒认为，马克思也有不足：
尽管如此，马克思并没有对智力资本（capital intellectuel）的积累（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它已变成一种最根本的目标）进行真正的分析，而且从更宽泛的层面上来看，他忽略了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人造的持存（rétention artificielle）。尽管《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西方学术界通常简称Grundisse ——《大纲》）（Grundisse）对机器进行了思考，并将它视作知识的外在化（extériorisation des savoirs，我们稍后再将继续分析），但是劳动工具并没有被当作记忆的载体（supports de mémoire）而得到真正的分析，它依然被归类到生产资料的范畴中。
在作为《资本论》最初草稿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极为深刻地对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中科学技术（“一般智力”）及其对象化的作用进行了讨论和思考，但他不可能预见到今天数字化资本主义现实中发生的一切新情况新问题。这不能算是马克思的过失。在当代西方左翼学术界，马克思写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所谓“机器片断”受到格外追捧，通常的关注都是将其解读为“一般智力”与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非物质劳动”问题链接起来思考。
可以看到，斯蒂格勒并不像当代西方其他左翼学者将马克思的“机器片断”与资本主义自动化时代的“非物质劳动”关联起来，而是认为写下“机器片断”的马克思没有真正关注机器作为第三持存（“人造的持存”）的意义，特别是只将机器视作劳动工具归属为生产资料，似乎机器只是单纯的工具系统，而恰恰忽视了机器的“记忆的载体”的第三持存作用。这还是要把马克思嵌入到斯蒂格勒自己的技术哲学构境之中。
为此，斯蒂格勒又接连援引阿克谢罗斯（Kostas Axelos）在《反思技术的思想家马克思》（Marx penseur de la technique，1961）一书中的观点来佐证自己。他说，在阿克谢罗斯看来，马克思“不管怎么说都是第一个从哲学角度对技术进行思考的人，而且这构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首次抨击，海德格尔也曾这样说过”。阿克谢罗斯认为，马克思恰恰是通过资本逻辑之外的东西（比如共产主义）对大工业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是对的。然而，阿克谢罗斯对马克思也进行了批评，即“在马克思那里，技术一直是被当作一种生产资料被思考，这是因为形而上学对时间的理解尚未遭到质疑，仍然主导着马克思对技术的思考”。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海德格尔是一致的。斯蒂格勒说，他对阿克谢罗斯的这一观点深表赞同。因为，“在海德格尔那里，资本意味着计算（calcul），也即想要对不确定性（indéterminé）做出决断的一种超脱于俗世之外的时间性。事实上，面对技术这一问题，海德格尔与马克思一样，都遇到了计算这一问题，它同时也是与时间的不确定性（与死亡）的关系问题：关于这一点，我将在《象征与魔鬼或精神之战》一书中继续阐述”。
这有些胡扯了。第一，海德格尔并没有直接讨论过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这恰恰是他与马克思的根本不同；第二，这更不要说海德格尔与马克思一样，将资本理解为计算。斯蒂格勒非要说，马克思与海德格尔遇到了同一个难题，时间的不确定性与功利性的计算的关系。通俗地解释，就是说，在海德格尔那里，在一个有终极死亡界限的此在（有死者）那里，非物理的生命时间是不确定的，但此在去在世却是以关涉性的操持实现的，这种及物性的操持本质正是功利的计算。斯蒂格勒和阿克谢罗斯都错了的地方，是海德格尔从不真地涉及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关系，而是将这种劳动时间现实交换关系抽象为思辨。当然，斯蒂格勒承认在马克思那里的问题会更复杂一些。他认为，马克思虽然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并没有深入理解他所归入价值中立的生产资料的技术（生产力）的本质，即作为人的现实存在的体外义肢性延展——作为有组织（有机）的无机物的第三持存，技术的本质恰恰是面对有死者的有限性时间的，它“通过劳动使死亡延迟”，记录了曾经活着的人的不确定的思想和技能，并将其正在消逝的时间确定地留存下来，以构成延展存在的历史。总之，马克思没有斯蒂格勒“高明”。
斯蒂格勒认为，也因此，忽略了技术的第三持存本质的马克思的传统技术观，就很难进入到今天的对资本主义数字化第三持存特别是电视现象的批判性理解，以及对资产阶级全新的灾难性形而上学的批判。因为超越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历史局限”，续写当代《资本论》的他很自豪地指出：
时间的问题在电视这一节目传播（diffusion de programmes）的工业活动领域中被提出来，是因为视听型的时间客体流（flux de l’objet temporel audiovisuel）是以一台台机器的奴役为前提（suppose l’asservissement d’une machine et à une machine），这就好比无产阶级化了的劳动时间的前提是被机器（这个词的含义是它在机械学上的意义）所奴役，是劳动者被机器奴役——这样一来，劳动者就被剥夺了一切知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根本不是被称为工人（ouvrier），而被称为无产者（prolétaire）。
请一定注意，斯蒂格勒这里对《资本论》的重写和续写的本质是对科学技术条件下劳动者无产阶级化的重新认定，无产阶级不再仅仅是失去生产资料，而是被剥夺了一切知识，并且，这里的知识剥夺也不是马克思已经面对的劳动者成为机器的依附，而是一台台居有“视听型的时间客体流”的电视怪物的奴役结果。依斯蒂格勒的观点，在已经成灾的日常生活中的电视现象中，我们不难发现所有观众在一台台摄像机、播放设备和传播技术机器系统的操控下，人的自主知性被彻底剥夺了。但要真正理解这点，我们还是必须回到马克思曾经关注的劳动生产过程中去。他认为，马克思的技术观有一个非批判的缺陷，即只是强调机器对劳动者奴役的本质是相对剩余价值的剥削，而斯蒂格勒则认为，机器对劳动的剥削本质是在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者全部知识（技能）的剥夺，这样，在马克思看到劳动者生活贫穷的现象的无产阶级化（经济贫困）的地方，斯蒂格勒看到了知识被剥夺的新的无产阶级化——知识的绝对贫乏。2016年，斯蒂格勒在南京大学讲授的“南京课程”中硬要强调说：“马克思自己在《大纲》中就表明，在机器中由外化所执行的规则，作为编程化，就是结构性地、物质性地剥夺奴隶的所有知识的东西（structurally and materially deprives the slave of all knowledge）——这就变成了奴隶，即工人——雇佣劳动者，这种身份注定会通过雇佣劳动的方式被扩展到‘所有阶层的人们’。” 这显然是对马克思观点的夸张延伸。特别是这最后一句话，即知识的被剥夺将扩展到所有阶层。斯蒂格勒说，在西蒙栋那里，后者已经看到了机器对劳动者奴役的实质，即“导致了工人个性化的丧失（perte d’individuation）”。斯蒂格勒认为，这才是当代无产阶级工人（l’ouvrier prolétarisé）的灾难，而“当上述机器变为编程化和数控型（programmable et à commande numérique）时，它就可以不需要无产者，那么无产阶级工人的灾难将更为严重”。斯蒂格勒的意思是说，西蒙栋已经注意到的工人由于缺失知识所导致的个性化丧失的现象，在数字化资本主义的编程化和数控化条件下被大大加剧了。
斯蒂格勒说，正是因为马克思对技术理解上的上述缺陷，依循这一批判传统的布尔迪厄才会忽略电视技术对人的个性化剥夺这一更严重的灾难，也无法真正意识到“电视导致意识的贫瘠（paupérisation de la conscience）等现象学上的后果（conséquences phénoménologiques）”。斯蒂格勒觉得，这同样也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的问题，他们都在面对数字化动态图像（image animée）的文化工业时显得束手无策。在今天新的数字化资本主义面前，旧有的批判理论话语模式已经成为一个思想障碍。所以，斯蒂格勒提出要对传统的批判理论进行批判。“我们在这里批判他们，是因为他们构成了一个障碍，使我们无法去思考已经出现的事实、正在到来的事实，以及关键之处即将从电影的问题中而来的事实。电影的问题是上述各种事实发展演变的载体。这一思想的重任在今天尤为紧迫（urgente），因为当今的科技已经出现了一聚合之势（convergence），它从深层次上重新分配了经验的现实与有待采取的政治决策的空间。”
所以，斯蒂格勒要超越这些已经过时的社会批判理论，创造新的数字化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在电影-电视从深层次上重新座架康德据说的经验呈现方式入手，揭露当代资产阶级利用新的网络信息技术的”聚合之势”对人们意识的全面支配，进而奴役和盘剥无产阶级的罪恶，续写今天的《资本论》。
三、大写的“伪我们”的同一性接受
在斯蒂格勒看来，要在今天的数字化资本主义时代续写《资本论》，承担社会批判理论的继承者和光大者，关键性的问题是要弄清楚为什么大众会如此顺从地接受资本的奴役和统治？资本世界的数字化生存中的同一性是如何实现的？他的结论是：这种“世界统一化的过程通过电影得以实现（processus d’unification mondiale a lieu par le cinéma）”！这至少是斯蒂格勒的一种答案。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3卷的主题是：“意识犹如电影。”电影=好莱坞，大资本通过好莱坞控制全世界的意识蒙太奇，进而统治全球。我觉得，斯蒂格勒这里的表述，虽然十分激进，但如果不加以限定，就会滑向一种唯心主义的观念决定论。因为，支配意识只是资产阶级现实奴役的一个主观层面，在经济关系和其他复杂社会关系中，当代资本对人的奴役和盘剥是更加深刻和全面的。不能攻其一点，不计其余。
斯蒂格勒说，康德的先验图式论（schématisme）之所以能够被资本主义工业化，这是因为以信息化数码第三持存的普遍出现，并且，这些可移动的数字化的第三持存（今天的电脑手持终端和智能手机）直接在全世界的共时性意识流中投放资本的公开和隐性的意图，其结果就是“图式论的工业化同时也就是一种世界的统一化的过程”。准确地说，是观念世界的统一性。依据斯蒂格勒的判断，这种统一化的过程必须发生在好莱坞，好莱坞必须成为“世界的首都——大都市（capitaledu monde, la metropolis）”。斯蒂格勒说，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涉及到电影流与观众的意识相互重合的浸入机制，他这里进一步的加深构境为：
以电影为对象的意识的时间会接受电影的时间，事实上，由于意识的运作，即大写的我（Je）的运作在某种方式上已经具有电影的特性，否则电影就没有能力去干扰图式论，与此相同，通过电影工业，美国的地缘政治（géopolitique américaine，其“传道士位于好莱坞”）得以去开发的建构政治（constitutive du politique）的一个维度，也即大写的我们：接受（Nous : l’adoption），而美国发现并揭示了这一“接受”过程的激进性。
这是斯蒂格勒文本中极为重要的一段评论，因为它指认了《技术与时间》第3卷批判理论的构境支点：即好莱坞的意识形态建构机制，通过电影支配全球观众进而潜移默化地输送资本的意志。在斯蒂格勒看来，美国资产阶级统治者最早发现了电影对人的意识的蒙太奇改造作用，于是他们利用好莱坞电影工业打造了全世界最大的梦幻工厂（这也是好莱坞的自喻），比起美国军舰飞机在全世界的武力炫耀，美国大片对全球观念的征服更加深入人心。它的生产逻辑是：通过高超的电影制作工艺和雄厚的演艺功力，在从对孩子们心理结构内化的动画片开始，到对历史故事的重构，再到妖魔化对手（社会主义的前苏东、越南、北朝鲜和中国，今天的中东穆斯林国家），观众在观看好莱坞影片的过程中，无意识地接受了一种大写的伪我们的共同主体意识，由此，建构起一种内化于人们心中的非批判式接受的美式政治倾向，开辟了美国化的全新心理文化上地缘政治。
斯蒂格勒认为，如果要理解世界的好莱坞化的实现机制，那么就必须重新回到形而上学的构境之中，去了解这个特殊的“大写的我们”的建构机制。首先，斯蒂格勒说，我们可以远一些先在康德哲学中做些基础性的铺垫。在康德的认识论革命中，他的先验的图式论已经关注到先天综合判断作用之下的某种意识流中出现的“同一化和物质化（identifiant et matérialisant）”现象：
然后再对这些思想进行再次激活（réactivant）、入序（ordonnant）、处理（manipulant）和诠释（interprétant），使意识流延续下去，为该意识流打开一个与其过去时刻具有一致性的未来，其中混杂、插入、镶嵌着其他意识（例如休谟、沃尔夫、莱布尼茨等人的意识）的过去时刻的要素。然而，过去时刻是被一个前摄（protentionnel）的过程所激活，也即一种自我意识的欲望（désir），或者说是一种自恋情结（narcissisme），而且康德意识统一化的过程是对激活所有意识之物的典范式的投射（projection exemplaire），已经将大写的我们（Nous）——也即勒鲁瓦-古兰所说的人类群体的统一化演变，或康德本人所说的所有意识的理想状态（idéal de toute conscience）——的结构构建出来。
这是斯蒂格勒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先天综合判断发生图式先导和统摄作用的完整理解，除去少量需要剔除的弗洛伊德的话语，在非学院和非文本学的构境中，这一诠释基本上是正确的。最有趣的，是斯蒂格勒如下一段话：“某个大写的我如果要想说些理性而且具有普遍性的话语，就应当一直自称大写的我们。”每个去在世的此在（我），要想表示自己是经过理性教化的，通常会将“我”伪饰为共在的我们。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以说明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学术界发生的从同一性话语的“我们认为”到有个人主体的“我以为”的话语主体倒序转化。
其次，在人类学家勒鲁瓦-古兰那里，这个变成大写的“我们”的过程被表述为个体通过“他性接受”建构的同一性，个人主体只是“作为他性的我（autres Je）和他性的大写的我们（autres Nous）的集合者才可能得以构成、联结、固定、持续并得到拓展（extension）”。其实，这是拉康的构境，他性的我是空无存在中的伪自我和伪个人主体，他性的大写的我们即是伪自我和伪个人主体无意识认同的大他者。斯蒂格勒举例说，比如一个群体（民族和国家）的持续存在必须建构出一种共同的过去记忆。
显而易见，勒鲁瓦-古兰是从人类学的视角述说作为一个群族凝聚自身精神同一性的历史叙事——共同的过去的建构过程。在他那里，所有群族中的个人，从一生下来开始就会接受长者口述（原初持存和第二持存）或历史文献（第三持存）共同构成的群族身份认同，我的个人身份的同一性是建立在一个大写的群族（大写的我们）共同的过去意象投射之中的。
斯蒂格勒的重要揭醒为：一是“这个接受的过程只有在隐而不现（occulte）的时候，它才能有效”。这个个体对共同的过去的接受不是外在的强迫，而是所有人成人化过程中努力获得的自我认同的必要环节。并且，这个接受作为对他者的认同，常常是看不见的。二是这个接受同时更多地是遗忘，所有历史叙事都会是选择性遗忘和编辑式的建构。斯蒂格勒告诉我们，这种遗忘的制造包括了电影制作中出现的所有技巧，如遴选、样片选择和蒙太奇，所谓“共同的过去”在每个时代的统治者那里都是精心编辑和删节过的，正是这种编纂和制作出来的“大写的我们的流（flux du Nous）”（历史），建构了群族中个体所无意识接受的内在化的“我的过去”。斯蒂格勒说，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将其指认为“虚构的种族性（l'ethnicité fictive）”。应该说，斯蒂格勒这里的分析是深刻的。
其三，斯蒂格勒用自己的构境话语重新加强了的看法。他认为，正是人的直接记忆之外的后种系生成的物性第三持存记忆，才可以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所有人都没有直接经历过的共同过去，它以共同的历史性幻觉支撑起一个“已经在此”的先在性的生存前提。
依托于生物性的长辈们口口相传的原初持存和第二持存毕竟是有限的，更多的历史传统都是记载于第三持存（文献与遗物）中的物性化人工记忆。这样才使得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在教化和成人化的进程中被自然地接受，并建构起我们生存下去的共同想象体。
从斯蒂格勒自己的话语来重新审视这个“伪我们”的建构问题，也就是接受的后种系生成特征，正是依托了第三持存的义肢性“技术”，人才可能不断地接受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人造的过去”，那个幻觉中的伪我们——“大写的我们投射才得以构建（construction du Nousprojectif）”。而美国的好莱坞化正是聪明地利用了这种“大写的我们”的建构机制，只是把共在的历史幻象通过更容易接受的电影叙事方式改变我们的共同意识构序，以完全坠入特定的意识形态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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