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尔君·阿帕杜莱著 陈燕谷译
现代世界，在某种全新的意义上，已经成为一个互动体系，而我们对此却知之甚少。［1］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尤其是那些关注跨区域进程的学者（Hodgson 1974），和那些关注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世界体系的学者（Abu－Lughod 1989；Braudel 1981一1984；Curtin1984；Wallersteinl974；Wolf1982），很久以来就认识到世界进入大规模的互动状态已达数世纪之久。然而，就其秩序和强度而言，当今世界所卷入的互动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境界。在过去，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文化交往（cultural transaction）通常是极为有限的，有时候是受到地理与生态条件的限制，有时候则是主动地抵制与他者的互动（例如，在其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的中国，还有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凡是在跨越世界的不同区域发生的持久的文化交往中，通常都会涉及商品（以及与之利害攸关的商人）的长途贩运，通常都会有形形色色的旅行家和探险家插足其中（HeIms1988；Schafer1963）。直到本世纪之前，持久的文化互动有两个主要的动力，一个是战争（以及有时候是伴随战争而来的政治制度的大规模变革），另一个是宗教皈依，在有些情况下，宗教把战争当作它扩张的一个合法手段。这样，以旅行家和商人、朝圣者和征服者为中介，世界上发生着频繁的远距离（和长时段）的文化交往。这似乎完全是不言自明的。
但无可否认的是，直到过去几个世纪之前，跨越巨大的空间获取资源受到一系列因索的限制，如时间、距离、有限的技术等等，所以在社会及空间上彼此隔离的群体之间的文化交往通常是代价高昂的，只有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持续一定的时间。不管其原因是宗教方面的，还是商业和政治方面的，总是无法形成世界范围的文化重心，相反，只能围绕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的群落形成一些规模较小的文化重心。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这种重力场的性质似乎己经有所改变。一方面是1500年以后西方航海探险的扩张精神，另一方面则是一些庞大而又富于侵略性的社会的自主发展，这些社会包括美洲大陆的阿兹台克帝国和印加帝国，欧亚大陆的蒙古人，以及他们的后裔莫卧尔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东南亚岛屿布基尼斯，前殖民地时期非洲大陆诸王国，如达荷美等等，一个互相交叉重叠的世界范围的网络己经初步形成。货币、贸易、征服和移民开始成为持久的跨社会纽带。这个进程由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技术转移和飞速发展而加快了速度（Bayly1989），最终构成一个以欧洲资本为中心并遍及整个非欧洲世界的复杂的殖民体系。这个复杂而又互相交叉的欧洲的殖民地世界（首先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后主要是英国、法国和荷兰），为民族性和自我中心等观念历久不衰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正是这些观念造就了最近几个世纪以来凤靡全球的民族主义的想象的共同体（The Imagined Communities, Anderson1983）。
伴随着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谓的"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的出现，一种新型的权力被投放到世界上来，这就是大众文学（mass literacy）的权力，印刷资本主义有效地排除了人与人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的需要，从而使得民族亲和性规划（projects of ethnic afinity）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群众性的阅读行为使得事件的进程建立在一个悖论的基础之上，这就是人为地建构原质主义的悖论（the paradox of constructed primordialism）。当然，在这个殖民主义及其辩证的孪生兄弟民族主义的故事中，还有许多别的因素介入进来（Chatterjee1986），但建构民族性无疑是整个故事的中心环节。
但是印刷资本主义的革命，以及由它释放出来的文化凝聚力与对话关系，只是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世界的一个作用有限的先驱。因为从上个世纪以来的科技革命，尤其是交通和信息领域的革命，已经使得以印刷品为主导的互动方式似乎越来越难以胜任而有渐趋式微之势，恰如印刷革命使以往的文化交往形式曾经遭受的命运一样。随着蒸汽机、汽车、飞机、照相机、计算机和电话的问世，我们的生活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即使是那些距离我们最为遥远的人亦可谓之天涯若比邻了。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率先尝试着从理论上把这个世界描述为地球村，但他的理论有点过于强调媒体新秩序的共同体主义涵义。我们现在对媒体的认识则有所不同，每当我们谈到"地球村"的时候都必须牢牢记住，正是媒体制造出"设有位置感"（no sense of place）的共同体（Meyrowitz1985）。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仿佛是无根的，甚至是精神分裂的（Deleuze and Guattari1987），我们需要一种能够解释这种无根性的理论。这种理论必须阐明：一方面是个人与个人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异化状态和心理距离，另一方面则是那种天涯若比邻的电子幻觉（或梦魇入我们正是在这里才开始触及到今日世界上各种文化进程的核心问题。驱使皮科.艾耶耳（Pico Iyer）最近的亚洲之行（1988）的那种好奇心，在一定意义上是各种歧异因索相互纠缠的产物，其中既有这个世界难以言喻的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的作用，也有本土居民对人日和事物的全球流动既充满欲望又心存畏惧的扳其微妙的作用。艾耶尔自己的印象证实了下述事实，即如果说有"一种"全球文化体系正在形成的话，其中也充满了反讽和抵抗。在亚洲这种抵抗有时候会披上一层对西方事物的被动性和无边欲望的伪装。
艾耶尔本人描述的菲律宾人对美国流行音乐不可思议的爱好和共鸣，就是那种"超现实的"全球文化的一幅活生生的写照，因为在菲律宾演唱美国流行歌曲之普及，演唱风格之维妙维肖，较诸今日的美国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似乎整个国家都会模仿肯尼.罗杰斯和莱依姐妹，就好像它是一个巨大的亚洲莫顿合唱团。然而，要想描述这佯的情境，美国化（Americania－tion）无疑是一个苍白的字眼，因为菲律宾人唱美国歌（大多数是旧歌）固然又多又好，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他们的生活在其他方面和产生这些歌曲的那个相关世界并非处于完全的共时状态。在一种日甚一日的全球化的扭曲状态中，这些菲律宾人怀念的是一个他们从来未曾失去的世界，詹姆森最近把这种状态称为"针对目前的怀旧"（1988）。这是全球文化流动政治（poli－tics of global cultural flows）中的一种主要的反讽现象，在娱乐和休闲领域里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它用插科打浑的方式捉弄欧洲年代学（Euro一chronology）霸权。美国式的怀旧滋养着菲律宾人的欲望，这种欲望实质上是一种桓级能力的再生产（a hy-per一competent reproduction）。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没有记忆的怀旧（nootalgia without memory）。这种悖论当然是有其解释的，它们是历史的产物；它们揭露了美国文明使命的故事及其在政治上对菲律宾人的强暴。这个故事的结果之一就是创造了一个冒牌美国人的民族（a nation of make一believe Ameri-cans），他们长时间地容忍一位会弹钢琴的女总统，与此同时马尼拉的贫民窟却在日益扩大和衰败。那些最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也许会说这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按照晚期资本主义的奇特逻辑，拼贴与怀旧正是形象生产与消费的主要方式。在跌跌撞撞地迈人高科技的21世纪之际，美国人早已经把那些60年代"chills"、50年代的晚餐、40年代的服装、30年代的房屋，还有20年代的舞蹈等等，全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就美国而言，问题决不是什么怀旧，而主要是为了旧戏重演而构筑的一种社会想象。詹姆森大胆地把怀旧政治同后现代商品的感受联系起来，他当然是对的。哥伦比亚的缉毒斗争再现了越南的热带丛林，它的英雄人物是奥利·诺斯，还有他那些带着面具的后继者--乔治.韦恩带着吉米·斯图尔特的面具，斯皮罗·阿格纽又带着乔治·韦恩的面其，所有这些人物都变成在阿富汗大获全胜的斯塔隆--可见，这里既有美国对苏联帝国主义暗暗的嫉妒，也有越南战争的旧戏重演（这一次是大团圆结局）。年届知天命的滚石乐队受到18岁的小青年的垂爱，他们根本不需要用怀旧的方式来兜售其父辈的英雄业绩。麦卡尼向新一代听众推销披头士，用拐弯抹角的怀旧满足他们的新瓶装旧酒的欲望。《天罗地网》披上90年代的新装再度亮相，《亚当一12》也不例外，《传令兵》和《不可能的使命》就更不用说了，它灼全都作了技术包装，但对原作氛围的模仿倒也维妙维肖。
过去不是一块凭借简单的记忆政治就可以返回的乐土。它是形形色色文化景观的共时性货栈，也是一种时问的铸造。阅到过去并把它据为己有，靠时是有侍制作的电影，有待表演的场景，有待赎回的抵押品。如果你追随鲍德里亚（Baudrinard）和利奥塔（Lyotard）进人一个彻底摆脱社会能指的符号世界（整个世界不过是一个迫斯尼乐目），那么这一切自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我想捂击的是，在发达资本主义文化风格中，不同的时期和姿态可淑随意互换已经成为一个日益明显的趋势，而这种趋势是同更大范围的各种全球力量相联系的，这种可替换性向美国人表明，过去通常是存在于别入的国度里。如果你的现在就是他们的未来（观代化理沦和许多沾沾自喜的旅游者的幻觉都是这么看的）如果他们的未来就是你的过去（就像菲律宾人对美国流行音乐的爱好所显示的），那么你自己的过去似乎就可以被当作是你的现在的规范化形态。所以，尽管某些人类学家还在继续把他们的他者安放在后者不曾占据的时问性空间（temporal spaces）里（Fabian1983），但后工业文化生产已经进入了后怀旧阶段。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屑已经不再是世界形象体系的木偶操纵者了，而只是跨国建构想象图景的复杂网络中的一个关节点。在我们今日居住的世界上，想象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一种全新的作用。为了理解这种作用，我们需要把以下各种观念汇聚起来；旧的形象观念，尤其是机裁生产的形象（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意义上）；想象的共问体观念（在安德森的意义上）；法国人关于想象作为一种建构集体抱负的观念，这种观念和杜古克海姆所谓的集体表象一样实在，现在是通过现代媒体网络发挥作用的。
形象、想象物、想象的一所有这些语汇都把我们引向全球文化进程中某种新的批判性酌东西：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想象。想象不再是幻觉（群众的鸦片，他们实际的作为是在别处），不再是少数精英的消遣（与普通人的生活无关），不再是纯粹的观照（与欲望的主体性的新形式无关），相反，想象成为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实践领域，一种工作形式（既是一种劳动，也是一种有组织的文化实践），一种主体（"个人"）与全球范围内决定的可能性之间进行协商的形式。把（在某些背景中的）拼贴游戏与国家及其竟争对手的恐怖与压制联接在一追舶，正是这种被释放出来的想象。想象现在成为所有主体（agency）形式的关键成分。但是，为了理解这个论断的意义，我们有必要涉及一些其他的问题。
同质化与异质化
今天，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the tesion between cultural homogenixation and cultural heterogenization）。有大量的经验事实可以支持同质化论证，其中多数是来自左派的媒体研究（Hamelink1983；Mat-telart1983；Schiller1976），也有一些来自别的视角（Gans1985；Iyer1988?）。同质化论点通常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美园化观点和商品化观点，但二者往往是密切相关的。这些观点有欠考虑的地方是，尽管宗主国的各种力量以很快的速度传入到新社会里来，但它们以至少问样快的速度被用这样那样的方式本土化了，音乐和建筑风格是这样，科学和恐怖主义，文化景观和制度也不例外。对这种本土化的动力进行有系统的探讨才刚刚开始（Barbor1987；Feld1988；Hannerz1987，1989；Ivy 1988 ；NicoH1989；Yoohimoto1989），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伊里安加亚人来说，印度尼西亚化要比美国化更可怕，对于韩国人来说更可怕的是日本化，对于斯里兰卡人来说更可怕的是印度化，对于柬埔寨来说更可怕的是越南化，对于前苏联的亚美尼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来说更可怕的则是俄罗斯化。这个除了美国化之外更有所畏惧的名单还可以继续开下去，但这决不是一种随意的胡编滥造；对于小国来说，被大国尤其是那些邻近的大国从文化上吞并的恐惧是永远存在的。一个人的想象的共同体，对于另一个人来说则是政治的牢房（political prison）。
这种呈梯形状态的分等级动力现象在全球比比皆是，它还涉及到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下文将有所论述。目前我要指出的是，把这些复杂多样的力量（和恐惧）简单地称之为同质化，就有可能为各个民族国家对付它自己的少数民族提供可乘之机，用全球商品化（或者是资本主义以及别的什么外部敌人）的威胁来掩盖它自己的霸权策略。
我们必须把新的全球文化经济理解为一种复杂的秩序，既互相交叉重叠又充满断裂与脱节的秩序，我们再也不能用现存的中心一外缘模式（centerperiphery models）来理解这种秩序了，即使是那些主张多中心与多外缘的模式也无济于事。此外，对于这种新秩序来说，下述各种模式也不再适用了：简单的推挽式模式（如移民理论），过剩与匮乏模式（如传统的贸易平衡模式），消费者与生产者模式（如大多数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就拉什（Lash）和乌利（Urry）所谓的无组织的资本主义（disorganized capitalism1987）而言，即使是那些出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最复杂最灵活的理论（Amin1980；Mandel1978；Wallerstein1974，Wolf1982），也是不合时宜的和无能为力的。目前全球结构的复杂性在于，经济、文化和政治之间发生了根本性的断裂与脱节，我们的所作所为还只是刚刚开始从理论上来把握这种现象。［2］
为了考察这些断裂与脱节，我提出一个初步的框架，用以观察全球文化流动的五个维度之间的关系。这五个维度是：（a）人种图景（ethnoscapes）；（b）媒体图景（mediascapes）；（c）科技图景（technoscapes）；（d）金融图景（finanscApes）；（e）意识形态图景（ideoscapes）。［3］我使用图景（scape）这个店缀旨在表示这些景观流动的和不规律的形态，它们深刻地体现了国际资本的特征，正如它们也同样深刻地体现了国际流行的服装款式的待征。上述语词全都加上图景这个后缀还有助于表明，它们不是客观给定的关系，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它们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们是深受不同视角制约的建构，随着不同角色的历史、语言和政治境遇的不同而发生扭曲和变形，这些角色包括：民族国家、多国公司、移民社区，以及亚国家群体和运动（不论是宗教的、政治的还是经济的），甚至还包括村落、邻居和家庭这类关系密切的群体。的确，个体行动者在上述景观的各种视野中是最微不足道的角色，因为这些景观归根结底是由那些既体验着也构成着规模更大的结构的那些势力操纵着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们对这些景观的感知方式制约着的。这些景观就是我将称之为想象的世界（imagined worlds）的建筑材料。所谓想象的世界（它扩大了安德森的概念）乃是由遍布全球的个人和群体在持定的历史境遇中的想象所构成的多元世界（Appadurai：即出）。我们今天所居住的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全球有许多人都生活在这种想象的世界（而不仅仅是想象的共同体）之中，因而他们能够抗拒（有时候甚至能够颠覆）包围着他们的官方精神和企业家心态的想象世界。
所谓人种图景是指人的景观，我们居住的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就是由他们构成的；旅游者、难民、移民、流放者、外籍劳工，以及其他流动的群体和个人，他们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本质特征，而且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着各个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政治。这并不是说现在已经不存在相对稳定的共同体和关系网络，如亲缘关系、朋友关系、工作与休闲关系，及出生、居住和其他各种关系形式。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个人与群体加入到迁徙的现实中来或者是陷入迁徒的幻觉之中，这些稳定性的经线处处都和人类流动的纬线交织在一起了。更为严重的是，这些现实与幻觉的作用范围巳经越来越大，印度农村的男男女女不光是想去普纳或马德拉斯，而且还想到迪拜和休斯顿，斯里兰卡的难民出现在印度南方和瑞士，而荷蒙人则被驱赶到伦敦和费城。由于国际资本不停地变换其需要，由于生产和技术制造出不同的需要，由于民族国家不断地改变其难民政策，这些移动的群体是决没有可能让他们的想象长时间地处于停滞状态的，即使他们愿意保持稳定也是办不到的。
所谓科技图景是指技术的全球型构及其不间断的流动状态，不管是高技术还是低技术，不管是机械技术还是信息技术，现在都快速地跨越各种以往被认为是牢不可破的界线流动着。现在有许多国家成为多国公司的经营基地。一个利比亚的大型钢铁企业可能会包括印度、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的利益.它们分别提供新技术型构的不同部分。驱使这种奇怪的技术配置的这些独待的科技图景的动力，不再是什么经济的、政治控制和市场的合理性，而是货币流动、政治可能性以及熟练和非熟练工人之间日趋复杂的关系。所以，印度不仅向迪拜和沙加输出侍者和司机，而且向美国输出软件工程师一他们先是短期受雇于塔塔博洛夫斯公司或世界银行，然后经过美国国务院的洗涤熨烫而成为富有的外国定居者，最后他们又成为有利可图的投资的对象，成为联邦及各州在印度的投资规划的顾问。
我们现在仍然可以用传统的指标来描述全球经济（因为世界银行还存在），仍然可以用传统的比较方法来研究全球经济（宾西法尼亚大学的林克规划就是这样做的），但作为这些指标和比较的基础的科技图景（和变动不居的人种图景）是如此之复杂，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远地脱离了社会科学的领地。谁能够对日本和美国的工资，或纽约和东京的房地产价格进行有意义的比较，而又不需要对复杂的财政和投贤流向作出复杂细致的计算呢？货币投机和资本转移的全球网络把这两个国家的经济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了。
由此可见，把金融图景一并考虑进来是非常有用的，因为现在全球资本的配置巳经成为一个越来越神秘的、变幻莫测的、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以把握的景观了。货币市场、国家的证券交易和商品投机，使得大量的资金以盲目的速度穿越不同国家的疆界，以致于在百分点和时间单位上微不足道的差异都会造成大得无法估量的后果。但是关键的问颗在于，人种图景、科技图景和金融图景之间的全球关系中存在着深刻的断裂与脱节，而且这种关系是根本无法预测的，因为每一个图景都受其自身的限制因素和刺激困素的制约（这些制约因素有的是政治的、有的是信息的、有些是技术一环境方面的），与此间时，每一个图景的变动都对其他图景构成一个限制因素和运动参数。所以，即使是为全球政治经济提出一个初步的模式，也必须把人日流动、技术流动和金融转移之间深刻的断裂脱节的关系考虑进去。
上述断裂的图景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构成一种筒单的、机械的全球基础结构。进一步折射出这些断裂的，是我所说的媒体图景和意识形态图景，尽管这两者与形象景观有着密切的关系。媒体图景既指生产和传播信息的电子能力的分配（报刊、杂志、电视台和电影制片厂），现在遍布全球而且日益增长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都可以利用这些电子能力；另一方面，媒体图景还表示这些媒体所创造的世界形象。世界的各种形象是以极其复杂的方式折射出来的，这要取决于它们的模式（文献性的还是娱乐性的），它们的硬件（电子设备还是前电子设备），它们的观念（地区的、国家的还是跨国的）以及拥有和控制它们的是哪些人的利益。媒体图景最重要的功能是，它们能够向全世界的观众提供五花八门无所不包的形象、叙事和人种图景，尤其是用电视、电影和音像磁带的形式。商品世界、新闻世界和政治世界在这里全都搅成一团莫辨彼此了。这就意味着，对于世界上无数的观众来说，媒体成为一个集印刷品、电影胶片、电子屏幕和广告栏目为一体的极其庞杂而又互相关联的大杂烩。现实景观和虚构景观之问的界限在他们眼里是模糊难辨的，所以这些观众对大都市生活的直接经验越是丰富，他们所建构的想象的世界就越有可能只是一些空想的、审美的、甚至是幻觉的客体，如果它们是按照某种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想象世界来估价的，那就更加荒诞了。
媒体图景，其生产者是私人利益还是国家利益姑且不论，总是倾向于以形象为中心以叙事为基础来描绘现实世界，它们用来款待消费者而且也是用来改造他们的节目，是构造想象的生活一既是消费者自己的想象的生活，也是异国他乡的别人的想象的生活一所需要的各种原料，如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文本形式。这些节目能够而且确实把各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拼凑成晦涩暖昧的，但又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隐喻（Lakoff and Johnson1980），因为它们有助于构造有关他者的叙事，以及有关可能的生活的元叙事与幻觉，这些东西有可能进一步激发占有和流动的欲望。
意识形态图景的组合也少不了形象，但它们通常具有直接的政治性，往往涉及到国家意识形态以及旨在取得国家权力或部分权力的政治运动的反意识形态（counter－ideologies）。这些意识形态图景的构成要素是启蒙主义世界观，其中包括许多观念、术语和形象，如"自由"、"福利"、"权利"、"主权"、"表象"，当然也少不了"民主"这个元术语。启蒙的元叙事（包括它在英国、法国和美国的不同版本）是按照某种内在逻辑建构起来的，其先决条件是阅读、表象和公共领域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关于美国早期历史上这个过程的动力，参见Warner，即出）。但是，它们飘洋过海的经历，特别是19世纪以来的经历，己经使欧美元叙事中把这些术语和形象紧紧地捏合在一起的那种内在统一性变得松动了。现在，欧美元叙事成为一个结构松散的政治福音，不同的国家利用不同的关键词（Williamo1976）组建他们自己的政治文化。
这些远离故土飘洋过海的关键词各有不同的遭际，其结果之一就是各种政治叙事一它们制约着世界各地的精英与其追随者之间的交流一都遇到一些既是语义学又是语用学的问题：所谓语义学问题是指，这些关键词（及其对等语词）在其从一个语境到另一个语境的全球运动中必须小心谨慎地翻译；所谓语用学问题是指，政治家及其听众在使用这些语词时可能要受到不同语境的约定性的制约，它们只有通过这种约定性才能转化为公共政治。这些约定性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修辞的性质问题（例如，年迈的中国领导人所说的流氓行为的危险性，究竟是什么意思？韩国领导人说纪律是民主和工业发展的关键，这又是什么意思？）
这些约定性还涉及一些更复杂微妙的问题，例如，如何评价不同的交流文类（如报纸对电影）？有哪些语用文类规范制约着不同文本的集体解读？例如在印度，一次政治讲演所用的关键词和习惯用语，如果能够让人联想到印地语电影，就会赢得听众的关注；而在韩国听众对政治话语中作为修辞策略的佛教或新儒教代码更为敏感。阅读、聆听和观看之间的关系变幻莫测，影响这些变化的方式至关重要，可以说在不同的国家语境和跨国语境里，不同意识形态图景的形态就是由这些方式决定的。这种变幻不定的全球性联觉现象（globally vahable synaes－thesia）几乎还没有引起注意，但对它进行分析巳经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现在，民主显然成为一个元术语，从海地和波兰到苏联和中国都引起强烈的共鸣，在各式各样的意识形态图景中，民主都处于中心地位（这些意识形态图景都是由启蒙主义其他重要语汇粗制滥造的翻译构成的各具特色的语用学型构）。这种情况导致出现了新的术语万花筒，因为各个国家（以及企图控制国家的群体）都力图安抚人民，这些国家自己的人种图景处于不稳定的流动状态，而它们的媒体图景在展示其意识形态的同时有可能给后者带来严重的问题。意识形态图景的流动性还待别由于日趋增长的移居国外（包括自愿和被迫）的知识分子而变得更为复杂了，这些背井离乡的知识分子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持续不断地为民主话语注入新的意义。
对我杜撰的五个术语进行的这番相当长的语词分析，为尝试性地表述当前全球性流动的条件奠定了基础；这些流动发生在而且是通过人种图景、科技图景、金融图景、媒体图景和意识形态图景之问日益扩大的断裂与脱节而进行的。这个表述是我关于全球文化流动模式的核心，它还需要做一些进一步的说明。首先，人目、机器、货币、形象和观念现在越来越各行其道：当然，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这些事物的流动都存在着断裂与脱节现象，但现在这些流动的速度、规模和数量是如此巨大，以致于断裂与脱节巳经成为全球文化政治的主要特征。日本入热衷于接受外来思想是众所周知的，世人眼中的日本形象就是孜孜不倦地出口（所有的）商品和进口（某些）商品。但日本人在移民问题上的极端封闭，丝毫不亚于瑞士人、瑞典人和沙特人。然而，瑞士和沙特阿拉伯都接纳了大量的外籍劳工，在这些国家里有着土耳其人、意大利人和其他环地中海群体。某些外籍劳工群体，如土耳其人，始终与其母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另一些群体，如南亚高技术移民，则希望在他们的新家水久定居，这就在一个非领土化语境中重新提出再生产的问题。
一般来说，非领土化（doterhtorialization）是现代世界的主要力量之一，因为它使劳动人口进入比较富裕的社会的下层阶级和底层空问，这种情况有时候会造成对母国政治夸张的和强烈的批评意识，有时候又会造成强烈的依附意识。不论你是印度人、锡克族人、巴基斯坦人还是乌克兰人，非领土化现在业已是全球原教旨主义的核心，包括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印度教原教旨主义。例如，就印度的情况来说，侨居国外的印度人显然受到印度国内和国外的各种利益的利用，从而形成一个复杂的金融网络和宗教认同，海外印度人的文化再生产问题同国内的印度原教旨主义政治在这个网络中联系在一起（Appadurai and Breckenridge：即出）。
同时，非领土化还为电影公司、艺术经理商和旅行社创造了新的市场，它们利用非领土化人口与其母国保持联系的需要而大发其财。当然，这些人为发明的母国（inventedhomelands）构成非领土化群体的媒体图景，它们通常纯属幻觉而且支离破碎，但它们提供的材料足以产生新的有可能导致族群冲突的意识形态图景。缔造克里斯坦（Khalistan），这个移居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非领土化锡克族人人为制造的国家，就是这种媒体图景的血腥潜能的一个例证，它们与民族国家内部的殖民主义（thei nternal colonialioms）呈互动状态（Hechter1974）。约旦河西岸、纳米比亚和厄里特里亚是现存民族国家和各个非领土化群体发生血腥冲突的又一例证。
非领土化观念还可以用来解释货币和金融，因为资金经理人员在寻找最佳投资市场时是不顾及国家疆界的。资金的这种流动反过来又成为新的冲突的基础，正如洛杉矾人担心日本人会买下他们的城市，孟买人则担心来自海湾国家的富裕的阿拉伯人，不仅会改变芒果的价值，而且会大大改变旅馆、餐厅和其他服务设施在本地居民心目中的形象，这些腰缠万贯的阿拉伯人在孟买的所作所为和他们在伦敦没有什么两样。然而，大多数孟买居民对阿拉伯人的到来是心情矛盾的，因为他们到来的不利的一面是，这样一来就没有朋友和亲戚在中东挣大钱，把金钱和其他奢侈品带到孟买和印度的其他城市。在印度城市里，这些商品改变了消费者的趣味，其结果往往是从空中和海上私运这些商品，然后在孟买的黑市上沿街兜售。孟买的中产阶级和流氓无产者中有不少人喜欢到这类黑市买东西，从万宝路香烟的卡通片、老香料剃须膏到麦当娜的录像带。黑市商品的另一个来源是那些经常出入这个国家的海员、外交官和空姐的非法活动，结果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的黑市上不仅充斥着西方商品，而且还有来自中东、香港和新加坡的商品。
正是在非领土化这块沃土上，货币、商品和人口在世界各地展开无休止盼追逐，现代世界的媒体图景和意识形态图景在这里找到了它们的断裂与残缺的对应物。因为大众传媒生产的观念和形象，对于非领土化人日互相转移的商品和经验来说，通常只是一种有所偏颇的引导。在米拉·纳尔（Mira Nair）优秀的影片《印度卡巴莱》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断裂的非领土化五光十色的表象。那些完全不能适应孟买的大都市节奏的年轻妇女，只能在孟买当卡巴亲舞女和妓女来谋生，她们在夜总会里用来娱悦男人的舞蹈完全脱胎于印地语影片中的色情舞蹈。这些景象反过来又迎合了关于西方及外国女性"放荡"的观念，同时也为这些女性的卖笑生涯提供了托词。这些女性中有一部分来自喀拉拉邦，那里卡巴莱夜总会和色情电影工业格外繁荣，部分原因是为了迎合从中东地区回家探亲的喀拉拉邦人的钱袋.和趣味，这些背井离乡的人在那里过着与女性无缘的生活，这无疑扭曲了他们关于正常的男女两性关系的意识。我们只要仔细地分析日本人和德国人到泰国的性旅游（sex tours）同曼谷的性贸易（soxtndo）悲剧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类似的把关于他者的幻觉结合在一起的关系，如旅游的便利和魅力，全球贸易经济，统治着亚洲和世界许多地区的性别政治（gender politics）粗暴的流动性幻觉，就可以知道这种错位的悲剧当然是可以随时随地重演的。
关于非领土化政治，以及它所表现的更大范围的错位社会学，还有很多话题可说，但在这里有必要深入地考察民族国家在当今断裂与脱节的全球文化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国家（states）与民族（nations）在任何地方都处于互相冲突的关系之中。完全可以说，在许多社会里，民族和国家成为互为彼此的规划。这就是说，一方面民族（或者更确切地说，具有民族性观念的群体）力争夺取或共同掌握国家和国家政权，另一方面国家也力争夺取并垄断民族性观念（Baruah1986；Chatterjee1986；Nandy1989）。一般而言，跨国分离主义运动，包括那些使用恐怖手段的运动，体现了民族对国家追求：锡克族、斯里兰卡的泰米尔族、巴斯克人、摩洛人、魁北克人，他们代表着这样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即既要力争创造自己的国家同时又渴望瓦解现存的国家。另一方面，国家也不甘示弱，它总是力图垄断共同体的道德资源，要么干脆宣称民族与国家体用不二，要么系统地展示遗产政治（heritagepolitics），将所有群体尽收网底，这些伎俩在世界各地似乎全都如出一辙（Handler1988；Herzfeld1982；McQuneen1988）。
这里，民族国家利用国家的和国际的媒体图景来安抚分离主义者，遏制所有差异观念潜在的分裂倾向。当代民族国家对付分离主义的典型策略是对差异进行分门别类的控制，用民族国家在全球或世界大舞台上的自我表现来诱惑小群体。全球文化政治一个重要的新持点是，国家与民族互为死敌。这个特点与上文论述的各种景观之间断裂性的联系不无关系。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中间的连接号与其说是二者结合的象征，不如说是断裂的标记。民族与国家之间这种断裂性的联系具有两层含义：在任何民族国家的层面上，它表示一场想象的战争，国家和民族都企图在这场战争中吃掉对方。这就是野蛮粗暴的分离主义、无处不在的多数主义（majoritarianioms），以及成为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规划的各种微观认同（micro-identities）的温床。在另一个层面上，这种断裂性联系深深地卷入到本文所讨论的全球断裂之中：民族性观念甚嚣尘上而且往往跨越现存国家的疆界；有时候（例如库尔德人）是因为以往形成的民族认同郡在却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巨大空间里，有时候（例如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漂泊在外的跨国群体促发了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微观政治（mioro-politios）。
在讨论那种足以颠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纽带的文化政治时，不要忘记无组织的资本（Kotha：i1989；Lash and Urry1987）毫无规律可言的飘泊不定的待点，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劳动、金融和技术现在已经普遍地互相脱节了，这种挥发性的影响构成民族性运动的基础（大者如跨国伊斯兰运动，小者如印度东北部廓尔喀人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邦的运动），折磨着各个国家之间关系中的伤痛处。国家迫于压力不得不"开放"，这些压力包括媒体、技术和旅游，它们在世界各地刺激消费主义欲望，而且即使是非西方国家也越来越渴望新的商品和奇观。另一方面，这些渴望有可能被卷入新的人种图景、媒体图景并且最终卷入到意识形态图景中来，就像民主在中国一样，以致于国家不能容忍它对民族性和人民性观念的控制所受到的威胁。世界各国都处于战争状态，围绕民主意识形态图景展开的斗争尤为激烈和重要，在有些国家，意识形态图景和科技图景发生严重的断裂（如那些缺乏当代生产和信息技术的小国），在有些国家，意识形态图景和金融图景发生严重的断裂（如墨西哥和巴西，在那里外债对国家政治的影响举足轻重），在有些国家，意识形态图景与人种图景发生严重的断裂（如秘鲁，在那里外来移民、本地人和跨区域的亲缘关系陷入自杀性的战斗），在有些国家，意识形态图景与媒体图景发生严重的断裂（如许多中东和亚洲国家），在那里国家电视、国际电视和电影展示的生活风格完全淹没了而且瓦解了民族政治的修辞：就印度来说，违法英雄的出现沟通了虔信与印度政治现实之间赤裸裸的斗争，而后者的野蛮与腐败可谓与日俱增（Vachani1989）。
以好莱坞和香港电影工业为中介（Zarilli：即出），尚武艺术的跨国运动（尤其是通过亚洲），充分展示了种种历史悠久的打斗艺术传统，经过重新编排以迎合当代年轻人（有时候是游民）的幻想，创造了新的雄风与暴力文化（cuItures of masculini-ty and violenoe），它们反过来又刺激了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中愈演愈烈的暴力。这种暴力推动了遍及全世界的不道德的武器贸易的迅速发展。在电影里，在公司和国家的保安部门，在恐怖主义活动中，在警察和军事行动中，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有AK一47和Uzi枪，这对我们是一个有用的提示，技术装备表面上的统一性掩盖着日趋复杂的形势，暴力形象和在某个想象的世界中建构共同体的渴望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搭上钩的。
于是，我们又回到本文一开始讨论的人种图景上来。在当今世界上，族群政治（ethnic poIitico）的基本悖论是，所谓的原质（primordia），不论它是语言还是肤色，邻里关系还是亲缘关系，早巳经全球化了。这就是说，有这样一种情绪，它最大的能量就在于让某种亲密关系变成一种政治情绪，将区域性变成建构认同的基础，随着各个群体的移动，这种情绪在广大而又无规律可言的空间里传播开来，但仍然借助媒体网络保持着互相联系。这并不否认这些原质往往是人为发明的传统（invented traditions）或回溯式联姻（retrospective affiliations）的产物（Hobsbawm and Ranger1983），而是要强调指出，由于商业、媒体、国家政策和消费者幻觉之间断裂的不稳定的互动，民族性一这个曾经装在瓶子里的区城性（不论它有多大）妖怪--现在巳经成为一种全球力量，而且总是通过国家边界之问的裂缝溜进来的。然而，这种新的全球断裂网络的文化层面与经济层面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决定关系。按照这种决定论，全球文化政治的方芳面面都是由技术、劳动和金融的国际流动的轨迹决定的，或者是完全局限在这个框架之内，只需要对现存的新马克思主义关于不平衡发展和国家构造的模式稍加变通即可。然市，这里存在着一种更为深刻的变化，其动力就是我所讨论的各种景观之间的断裂与脱节，而且这种变化本身就是由它们之间持续不断发生的流动的和不确定的互动构成的，这涉及到今日全球经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在此我从马克思言名的（和常被引用的）商品拜物教开始。在当今世界（我们现在把世界看作一个由许多复杂的子系统构成的庞大互动系统）上，商品拜物教巳经被两个相辅相成的后来者取而代之了，第一个我称为生产拜物教（production fetishism），第二个我称之为消费者拜物教（fetishism of the consumer）。
所谓生产拜物教是指由当代跨国生产基地制造的一种幻觉，在本地（有时候甚至包括工人）控制，国民生产率和领土主权等陈词滥调的伪装之下，它们掩盖着跨区域资本、跨国谋利流动、全球管理而且常常还有外籍劳工（所有这些都卷入到各种高科技生产运作之中）。就各种自由贸易区巳经成为生产尤其是高科技商品生产的模式而言，生产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偶像，它不仅掩盖了一般的社会关系，而且掩盖了日趋跨国化的生产关系。区域性（既表示本地的工厂和生产场所，也在扩大的意义上表示民族国家）也成为一个偶像，它掩盖了那些真正驱动着生产过程的向全球播散的各种力量。这就使得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状态倍加严重了，因为它的社会意义现在由于一种日趋全球化的空间动力而复杂化了。
至于消费者拜物教，我在此是指，通过商品流动（以及媒体图景，尤其是随之而来的广告）的作用，消费者巳经被转化为一种符号，既表示鲍德里亚所谓的仿真幻像（simuhcrum），它只能渐进地接近一个实在的社会主体的形式；同时又表示它掩盖了主体建构的真正所在，因为决定着主体建构的，不是消费者而是生产者和构成生产的各种力量。一种创造性的文化品位极高的消费主体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播散开来，就此而言，全球性广告是一项关键的技术。这些主体形象巧妙地细致入微地歪曲了一个机械化世界，以致于消费者坚定地相信他或她是一个行动者，而实际上他或她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选择者。文化的全球化并不等于文化的同质化，但是全球化使用了不少同质化手段（武器、广告技术、语言霸权和服装款式），它们深深地介人到区域性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经济之中，只是在国家主权、企业的自由经营和原教旨主义之间的异质对话中它们才会遭到遣返。国家在这种对话中发挥着微妙的作用：过份向全球流动开放，民族国家就会受到内部反抗的威胁一中国综合症；但如果过份封闭，像缅甸、阿尔巴尼亚和北朝鲜这样的国家，就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从国际舞台上消失。一般来说，国家成为这种遣返差异性（表现为商品、符号、口号和风格等各种形式）的仲裁者。但是，像这样遣返或输出差异性的设计和商品，只能日益加剧内部的多数主义和同质化政治，后者往往会引发有关遗产的论争。
所以，当今全球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这样一种政治，即同一性和差异性都力图吃掉对方，从而各自宣称它们成功地实现了战无不胜的普遍性和恢复活力的特殊性这一孪生的启蒙思想。这种互相吞噬的丑恶嘴脸表现为暴乱、难民潮、由国家实行的刑讯，以及（得到或没有得到国家的支持的）种族屠杀。它的比较光明的一面表现为，许多个人希望与幻想的视野扩大了，表现为有助于改善民生福利的低技未工具向全球扩展，表现为即年是南非政府也不得不畏惧全球舆论的力量，表现为波兰政府无力压制其工人阶级，表现为进步的跨国联盟有了广泛的成长。两方面的例证都数不胜数。关键的要点在于，当今全球文化进程的这两个方面，都是同一性与差异性持续不断地互相斗争的产物，而这场斗争的舞台的待点是不同类型的全球流动之间深刻的断裂与脱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确定的景观。
机械艺术时代的复制作品
我把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著名论文（1969，原版于1936）标题中的关键词颠倒过来，为的是把这个相当仓促的讨论限定在比较易于把握的水平上。不论全球文化进程的动力如何变幻莫测，有一个古典的人类问题是决不会消头的，这就是今日主要在再生产（reproduction，既表示复制也表示再生产一译者注）以及在传统意义上所谓文化传承的框架内讨论的问题。就这两种情况而言，问题都表现为如下：小群体，尤其是家庭这个传统的社会化场所，在它们为自身的再生产而奋斗的同时如何对待新的全球现实，以及在这样做时（仿佛这是偶然发生的）如何再生产它们自己的文化形式？用传统的人类学，术语可以把它表述为，在一个文化发生迅速变革的时代如何适应社会上存在的文化类型（enculturation）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并不新鲜。但在本文迄今所讨论的全球条件下，它确实呈现出某些新颖的维度。
首先，大多数适应文化类型理论（或者用更为宽泛的术语，社会化理论）所假设的，跨越代际的或日代代相传的知识的稳定性，再也不能成立了。由于家庭迁移到新的定居点，由于子，辈将长辈甩在后面，或者是由于在遥远的异国他乡长大的子女返归故里，所有这些情况都足以使家庭关系变得颇不安定。由于新的商品模式参与进来，债务与义务就要重新掂量，关于新背景的传闻与幻觉和现存的知识与实践搅成一团。漂泊散居在全球的劳工往往卷入到一个（一般而言的）婚姻关系和（具体而言的）与妇女的关系的巨大网络之中，因为婚姻成为社会化的历史模式和正当行为的新观念的契合点。代与代之间很容易产生隔膜和分裂，因为距离和时间使入们关于财产、礼仪和具体义务的观念受到威胁。最重要的是，在新的条件下，一种家庭政治使文化再生产的作用深刻地复杂化了，这就是让家庭在新环境中的邻居和同等地位的人看来是一个"正常的"（特别是对于年轻人）家庭。当然，所有这些对于移民文化研究来说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情。
真正新鲜的东西是，这个世界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文化流动，所以寻求确定的参照点（就像批判的生活选择所做的）可能是非常困难的。正是在这样的氟围中，人为地发明的传统（以及民族性、亲缘关系和其他认同标志），恐怕只能是水中捞月，因为跨国交往的流动性总是会挫败寻求确定性的努力。随着过去的群体日趋成为博物馆、展览会和收藏品的一部分，不管它是国家景观还是跨国景观，文化巳不再是布迪厄（Bourdieu）所谓的习性（habitus，实践和气质的一个可以复制而又心照不宣的领域），而是越来越成为一个自觉选择、合理论证和表象的领域，后者通常适用于多样化而又丧关了空间定位的观众。
即使在最亲密的领域里，如夫妻关系和父子关系，文化再生产的任务也变得政治化了，而且还得应付来自非领土化的阻力，因为家庭成员往往是在互相断裂的空问里沟通他们的相互理解和抱负的。在涉及到共同体、邻居和领土这类较大的问题时，这种政治常常会为公然主张使用暴力的认同政治火上浇油，正如那些规模更大的政治有对候也会渗透和推动国内政治一样。例如，当一个家庭的两个儿子在涉及跨国语境的政治认同上同父亲发生分裂，原有的本地化的规范就几乎不再起作用了。一个儿子加入黎巴嫩的赫兹波拉派，就有可能无法与其父亲和同胞保持一致了，因为后者的族群认同是站在阿马尔派或其他黎巴嫩什叶派派系一边。在这类冲突中，妇女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她们成为家庭遗产政治的人质，而且往往要承受男人的虐待和暴力，而这些男人本身也在变幻不定的空间和政治结构中被遗产和机遇的关系撕成碎片了。
在一个断裂的全球化世界上，机械艺术（或大众传媒，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的效果是无法驱除文化再生产的痛苦的，因为这些媒体能够为建构相反的认同提供有力的资源，年轻人可以凭借这种认问反抗其父辈的愿望和欲望。在更大的组织层面上，背井离乡的人们（不管是难民还是自愿的移民）中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文化认同，它们全都是以媒体（以及由它们制造出来的媒体图景和意识形态图景）的方式折射出来的。文化再，生产的脆弱性和大众传媒在当今世界的作用之间有一种关键性的联系环节，这就是性别政治和暴力政治。遍及全世界的B级电影工业中充斥着性别暴力（gendered politics）的幻觉，它们既反映了也美化了家庭中和街道上的性暴力，因为年轻男子（尤其是他们），在往往否认他们是真正的主体的语境中，毫无希望地求助于自我肯定的男子气概政治（macho politics），而妇女一方面被迫以新形式加入劳动大军，另一方面还要继续承受家庭负担，这两种情况导致了年轻男子的分裂状态。这样一来，女性的荣誉不仅维护着稳定的（也许是不人道的）文化再生产体系，而且成为性别认同和家庭政治的新领域，因为男人和女人都面临新的工作压力和新的休闲幻想。
由于在这种全球新秩序中，工作与休闲并没有失去其性别歧视的性质，而是呈现为含而不露的偶像化表象，女性的荣誉日益成为好斗的男性共同体认同的代用品，而实际上他们的女人却不得不应付日益恶化的工作条件，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国外的工作场所。简而言之，非领土化共同体和背井离乡的人们，不论他们多么向往新收人的成果以及资本与技术新的配置，都必须同这些新人种图景的欲望和幻想周旋到底，同时还要为家庭这个微观世界的文化再生产而奋斗。随着文化形式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且日渐丧夫其心照不宣的约定性，而是变得越来越具有流动性和政治化，文化再生产的任务成为一场每日每时都在进行的赌博。我们现在还远远不能也不应当谈论机械艺术时代的复制作品，以上的讨论仅仅是勾勒出一种新的全球性文化再生产理论必须面对的问题的轮廓。
全球文化构造的形成或与过程
到目前为止，本文的论证致力于为一种一般的全球文化进程研究提供一个基本框架。我的分析集中于断裂与脱节现象，我使用了一些术语六人种图景、金融图景、科技图景、媒体图景和意识形态图景），目的在于强调复杂多变的流向和流动，因为正是这些流动使文化超越国家疆界的。我还力图表明，从任何一个想象世界的稳定视角来看，这种种流动（或景观）相互之间根本性的断裂与脱节是如何发生的。在此基础上，我们为建构一种全球文化进程的一殷理论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首先应当指出.我竹的文化构造模式亟需改变，因为人口、位置和遗产的同型性（isomorphism）外观巳然丧失殆尽。近年来的人类学研究成果使我们对文化的形式和实质的认识大为改善，使文化摆脱了那些极其狭隘的、局限在一定限度之内的、原质主义的形象（Appadurai，即出；Hannerz1989；Marcus and Fisher1986；Thornton1988）。但是这些成果大部分没有派上用场，除了那些陈旧形象或多或少的机械翻版之外，沃尔夫论述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的著作就是一个例证。我要提请注意的是，我们应当开始把当今世界的文化形式的型构看作是根本断裂的，也就是说，它没有欧儿里得式的界限、结构和规律。其次，我要指出这些文化形式，虽然我们认为它们是完全断裂的，但同时又是互相重合的，其重合的方式只是在纯数学（如集合论）和生物学中讨论过。所以，我们需要把（多元的）文化形式的断裂隐喻同它们的重合与相似性的分类描述结合起来。没有这后一个步骤，我们的比较工作就仍然是不完备的，只有将所要比较的东西清楚地分离开来，才能进行严肃的比较分析。我们应当如何比较这些断裂的文化形式一它们同时以互相重合的方式覆盖全球空间----呢？
最后，为了让以断裂性流动为基础的全球文化互动理论更有说服力，而不仅仅是一个机械的隐喻，我们还必须把某些科学家所说的"混沌"理论引入到人文学科中来。这就是说我们需要问，为什么这些复杂的、重合的、断裂的形式没有构成一个简单的、稳定的（即使是规模很大的）体系？而且需要问，它的动力究竟是什么：为什么种族骚乱会在此时此地发生？为什么在某些地方和某些时候国家的衰落要超过其他地方和其他时候？为什么有些国家蔑视偿还外债的惯例，而且比其他国家显得更加镇定自若？国际武器流动是如何助长了族群冲突和种族灭绝？为什么有些国家雄踞于全球舞台之上，而其他一些国家则吵吵嚷嚷地要求能够登上这个舞台？为什么重大事件在某个，点上发生在某个地方而不是别的地方？当然，这些都是人文学科传统的因果性、偶然性和预测性问题。但是在一介断裂与脱节的全球流动的世界上，换一种方式提出这些问题也许是很重要的。这种提问方式着眼于流动性、不确定性以及"混沌"的形象，而不是陈旧的秩序、稳定性和系统性的形象。如果不是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就会热中于构造一种全球文化体系理论，从而与至关重要的"过程"失之交臂。那样的话，我们的论述就会营造出一种秩序的幻觉，显然我们是不能把它强加给这样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的。
不管我们可能朝哪个方向推出这些宏观隐喻（断裂、多层次分裂和混沌），我们都必须提出一个来自马克思主义范式的老问题：这些全球流动的相对决定力量有没有某种预先给定的秩序？由于我已经假设人囗、技术、金融、信息和意识形态等各种流动之间的关系构成全球文化体系的动力，我们还能不能说存在着某种结构一因果秩序把这些流动结合为一个整体，就像经济秩序在马克思主义范式中所起的那种作用？我们是否可以说这些流动当中有一个，出于某种先验的结构原因或历史原因，总是优先于并且决定着其他流动？我在本文中尝试提出的假设是，这种种流动的相互关系，就其表现为特定的事件和社会形式而言，完全是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尽管我们可以证明，喀拉拉邦和中东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以及由此而来的金融流动，对于喀拉拉邦的媒体图景和意识形态图景的构成具有决定作用，但是在加利福尼亚的硅谷，这种关系就完全颠倒过来了，在那里一个持殊的高度专业化的技术领域（计算机）和持殊的资本流动，问样可淑深刻地决定人种图景、意识形态图景和媒体图景可能具有的形式。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流动之间的结构一历史关系是完全随意的或毫无意义的偶然性，而是说目前我们的文化"混沌"理论.尚未充分展开，还没有形成一个哪怕是初步的模式，更不必说成为顶测理论这个社会科学的全羊毛了。我在这篇文章里只是提出一种关于断裂流动的合理的经济技术语汇和一个初步的模式，我们也许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一种大致说得过去的全球分析。没有这样的分析，就很难建构辛克森（John Hinkson1990）所说的充分全球化的"后现代性社会理论"。
注释
［1］本文有一个稍短一些的版本发表在Teyory, Culture and society,V-ol.7，Nos.2and3，June1990。现在这个版本得益于普林斯顿大学发展研究所"后殖民国家认同"研讨班的讨论和启发。
［2］唯一重要的例外是弗雷德里克.詹姆森，他论述后现代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的著作使本文获益良多。然而，詹姆森和艾哈迈德（A.Ahmad）在Social Text对上，就文化问题建构一种全球性马克思主义叙事展开的争论表明，这的确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情。在这样的语境里，我本人致力于重新组建马克思主义叙事，对于我所强调的滞隔与断裂，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感到厌恶。重新组建马克思主义叙事旨在避免下述危险；如抹杀第三世界内部的差异，忽略社会现实（某些法国后现代主义者就有这种毛病），维护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叙事权威性；同时对于全球分裂、不确定性和差异性给予更多的关注。
［3］我正在写的一本书里对这些观念作了更充分的论述。这本书暂定名为Imploding worlds: Imagination and Disjunctur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no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