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被推迟的未来中”

这原是孪生的两篇书评，作者李静睿，或者称阿花的伊萨卡岛。一篇写的是巴勒斯坦人萨义德，一篇写的是犹太人奥兹。一座城池，两个民族，无数流亡和归家。但即使写满痛苦，仍旧“充满了最为平常却让人微笑的生活碎屑”。因为不管世事如何变化，“火山近在咫尺，人们依然坠入爱河、感觉嫉妒、梦想迁升、传着闲话”

尽管奥兹的外公说，没有正义的怜悯或许对耶稣适合，但不适合吃恶苹果的普通人，但这是一篇怜悯的文章，因为我们自己也置身其中

“ 我一直认为，萨义德的《格格不入》与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爱与黑暗的故事》可互为映照阅读，只有一个巴勒斯坦，尤其是只有一个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却都视其为故土。在以色列建国之时，萨义德说那是“毁灭性的集体亡国”，奥兹却写他们彻夜等待之后的落泪狂喜。叶落归根和启程流亡，只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

‖ 萨义德：格格不入

在纽约的时候我们最常去的地方是哥伦比亚大学，哥大有着美国常青藤名校中最袖珍的校园，窄窄的主干道旁种着白杨（起码我认为是白杨），几块可怜的草坪上偶尔会有女生只穿着内衣晒太阳。每当以色列政府又有什么举动，就能看到学校里的巴勒斯坦学生和以色列学生各自占据校园主干道的一旁示威，我总是怀着一种并无理性支撑的同情心站在巴勒斯坦学生的一边，因为他们大都衣衫褴褛加上满脸疲惫，手里举着几块破纸板，写着“滚出加沙”（GET OUT OF GAZA）之类的口号。以色列学生却个个装备完整，穿着犹太长袍，戴着名为Kipa的小圆帽，有桌子椅子，有绣着蓝色大卫星的以色列国旗，还有漂亮的犹太女生四处发送印刷精美的小册子，那个时候我总是要想：如果萨义德还在，他会怎么做？

萨义德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了四十年的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终身教授，作为一个巴勒斯坦人，他担任过多年巴勒斯坦国民议会的成员，却一直住在美国犹太人大本营的纽约，又面对伊斯兰世界被日益妖魔化的大趋势，我想他一定极端孤独，所以在自传《格格不入》（OUT OF PLACE）的最后，萨义德才会说：“我生命里有这么多不和谐音，我已学会不必处处人地皆宜，宁取格格不入。”

我读过萨义德所有出过中文译本的著作，却一直偏爱他最私人的两本书，一本是自传《格格不入》，一本是和摄影师吉恩·莫尔合作、讲述巴勒斯坦人生活的《最后的天空之后》，这个书名来自巴勒斯坦诗人马哈穆德·达威什的作品：

“在最后的国境之后，／我们应当去往哪里？／在最后的天空之后，／鸟儿应当飞向何方？”

这是萨义德对自己或者说整个巴勒斯坦民族未来的疑问。

虽然早就是美国公民，萨义德还是自认为流亡者，因为他成长的三个地方都已经不复存在：他1935年出生于耶路撒冷，但当年的巴勒斯坦已经成为以色列，他们家族在西耶路撒冷的房子后来的居住者是著名的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他童年大都在开罗度过，但是法鲁克国王治下的殖民地埃及在1952年已经消失；有二十年间他们家人总是去黎巴嫩度假，但是在多年内战之后那里已经面目全非，萨义德在1980年曾经回到黎巴嫩，他们当年所租的度假屋被火箭炮穿出了一个大洞。

“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这是萨义德的名言，但是他又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有流亡者心态，即使不是真正的移民或放逐，仍应当具有移民或放逐者的思维方式，“面对阻碍却依然去想象、探索，总是能离开中央集权的权威，走向边缘——在边缘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这些是足迹从未越过传统与舒适范围的心灵通常所失去的。”这可以被认为是萨义德的终生自陈。

身为巴勒斯坦人对萨义德而言是一种复杂的感受，他在《知识分子论》中引用过一句阿多诺：“错误的生命无法正确地生活。”萨义德一直认为自己是阿多诺唯一忠实的跟随者，他甚至称自己为“犹太——巴勒斯坦人”（a Jewish-Palestinian）这种与有戚戚显得多少有点黑色幽默，因为阿多诺这句话是在哀叹犹太人千百年来的命运，而另外一个有趣的细节是，萨义德在谈及“离散”这种状态时一直坚持使用Dispersion这个词，拒绝使用犹太人最常见的Diaspora：“离散是一系列没有姓名和上下文的肖像。画面大多不加解释，没有姓名而且无声沉默。”

在萨义德看来，巴勒斯坦民族的痛苦在于所承受的灾难既沉重又沉默，在《最后的天空之后》里，他哀伤地说巴勒斯坦人的命运：“我们没有著名的爱因斯坦、查格尔、弗洛伊德和鲁宾什坦,用他们遗留下来的显赫成就来保护我们。我们也不曾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被纳粹党屠杀的大灾难，可以博得世界的同情。我们是'其他的’和相反的,是大批离开和迁徙的几何图形中的瑕疵。沉默和谨慎掩盖了伤害,减缓搜索尸体的速度,也抚慰了因为失去而带来的刺痛。”

在其他人都能将身份视为理所当然之时，巴勒斯坦人却总是被要求出示各种身份证明，“再也没有比进入一个阿拉伯国家时遇到的海关和警察检查更能让我不愉快的事情了”。访谈录《权力、政治与文化》中，萨义德也多次提到这种被遗忘的感受：“这是身为巴勒斯坦人很真实的境遇。人们不但否定你的政治主张和权利，也否定你的历史，完全漠视你身为受难者的事实。”

萨义德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年他从新泽西沿着1号公路回纽约，在加油站遇到一个阿拉伯工作人员，他的口音让萨义德一听便知是巴勒斯坦人，但是在萨义德追问他来自哪里时，对方始终闪躲，先是说约旦，后来又说是纳布卢斯人，这种明显不情愿表明自己是巴勒斯坦人的态度深深刺伤了萨义德，却又更加刺激了他的民族自觉意识。

这次重读《知识分子论》，发现他对萨特评价很高，似乎忘记了萨特和波伏娃对共产主义罪恶的缄口不言，这大概是因为作为被殖民者，萨义德赞赏萨特在法国介入阿尔及利亚和越南事件中的表现。萨义德愤怒于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的种种行为被历史和现实原因合法化，尤其是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Thomas Friedman作为当年《纽约时报》驻贝鲁特办事处主任后来也描述过这场恐怖战争：“亲眼见过最惨的贝鲁特式死亡发生在一九八二年八月，当时以色列飞机轰炸了西贝鲁特一幢住有几百名巴勒斯坦难民的八层大楼，这幢大楼倒塌，把每个人都活埋在里面。谣传巴解组织在地下室有一个电讯中心，但是我从没有见到这方面的证据。”

而早在那一年的春天，萨义德在哈佛读研究生时的好友阿费夫·布洛斯已经在贝鲁特被刺死，死状极惨。萨义德说：“那是三个月后以色列入侵，以及黎巴嫩内战烽火肆虐的恐怖征兆和预告。”

萨义德还特别看重1948年这个历史点，因为连以色列的历史学家也已经证明那一年有将近一百万巴勒斯坦人被蓄意驱离了自己的土地，“我们其实是受害者的受害者”。拥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即使已经在纽约生活了四十年，萨义德“日常仍有临时将就之感”，他一直没有买过房子，在接受以色列记者采访时，他说自己的命运就是待在纽约，停留于一直摆荡的状态。

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再次真正拥有祖国的梦想，期待巴勒斯坦地区建立起一个属于巴勒斯坦人的国家，这件事现在看起来依然遥遥无期。我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9月24日，后来才发现，那一天是萨义德刚好去世十年。在那一天的新闻中，以色列30名议员向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公开信,要求政府取消下一阶段释放在押巴勒斯坦人员的计划。从仇恨导致的仇恨根植于历史与现实之中，盘综错节几乎已经无解。

我一直认为，萨义德的《格格不入》与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爱与黑暗的故事》可互为映照阅读，只有一个巴勒斯坦，尤其是只有一个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却都视其为故土，在以色列建国之时，萨义德说那是“毁灭性的集体亡国”，奥兹却写他们彻夜等待之后的落泪狂喜，叶落归根和启程流亡只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最后的天空之后》读到最后，会觉得萨义德好多痛苦都和我们类似，他在这本书的结尾处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被推迟的未来中。”而这个迟迟不来的未来，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看到，在最后的天空之后，鸟儿应当飞向何方。

‖ 阿摩司·奥兹：最好的结局是契诃夫式的结局

我慢悠悠第四次重读完《爱与黑暗的故事》，这大概是这几年里我重读次数最多的一本书，我着迷于它絮絮叨叨的叙事，绕来绕去绕出了一种迷人低沉的节奏，好几个细节在书里被多次书写，有些细节甚至被复制到了奥兹其它的作品中（比如《地下室里的黑豹》），被记忆纠缠的人总是如此，因为无法摆脱，只能一再重复。

这本书的最后一段是奥兹试图唤醒自杀身亡的母亲：“她早晨依旧没有醒来，天光明媚时也没有醒来，医院花园的榕树枝头，鸟儿爱莉斯惊异地呼唤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唤她，无济于事，然而它一遍又一遍地尝试，现在依然时时在尝试。”其实整本书也正是如此，奥兹试图用一个悲欣交集的犹太家族史呼唤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民族冲突结局，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契诃夫式的结局，然而至今无济于事，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尝试，时时尝试。

奥兹出生在英国托管下的耶路撒冷，至今仍然生活在那里，耶路撒冷是他不可辩驳的家乡。他的父母分别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从波兰和俄国前来，他们这个小家庭都躲过了纳粹大屠杀（奥兹的大伯一家三口都死在集中营，堂哥丹尼爱拉没有活过三岁），勉强算是最为幸运的那一批犹太人，却从来没有能摆脱掉几千年来纠缠犹太人的不安全感。

每隔三四个月，他们要去药店和特拉维夫的亲人打一次电话，这通电话的准备工作隆重到几乎荒谬可笑的地步，然而内容却很难超过五分钟，无非是“我们一切都好。我们在药店里给你们打电话。”“我们也是。有什么新情况吗？”“没什么新鲜的。你们那边呢，茨维？有什么情况吗？”“一切都好。没什么特别的。就那样呗。”……

奥兹说，后来他才明白，父母们一点都不知道他们能否真的可以再次交谈，或许这就是最后一次，因为天晓得将会出什么事，“可能会发生骚乱，集体屠杀，血洗，阿拉伯人可能会揭竿而起把我们全部杀光，可能会发生战争，可能会出现大灾难，毕竟希特勒的坦克从北非和高加索两面夹击，几乎要抵达我们的门口了，谁知道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空洞无物的谈话实则并不空洞，只是笨拙罢了。”

巴勒斯坦对于犹太人而言是距离两千年的失而复得，所以他们时时恐惧得而复失，奥兹的父亲年轻时待在维尔纳，欧洲的每面墙壁上都写着“犹太人滚回巴勒斯坦去”，但五十年后他再去欧洲旅行，却发现每面墙壁上又在呐喊：“犹太人滚出巴勒斯坦。”

生活在阿犹冲突的阴影之下，连最简单的生活琐事都要承受民族主义的重负。在奥兹童年时，以色列尚未建国，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有一条铁打的规定，不买任何进口商品，要是能够买到相应的当地产品就不买外国货，而且还得区分犹太人出品还是阿拉伯人出品，比如在买奶酪的时候，他们就得选择是买犹太合作社塔努瓦做的基布兹奶酪，还是买阿拉伯奶酪，“的确，阿拉伯奶酪便宜一点。但是你要是买阿拉伯奶酪的话，是不是就有点背叛犹太复国主义了呢？”

犹太人曾经充满自信，在拥有自己的国家后会善待原来就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因为犹太人本身就是数千年来一直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因此他们一定可以公正慷慨地与阿拉伯人共享故乡。然而事实却用接连不断的死亡残忍推翻了这一想象。

对于1947年之后的巴勒斯坦历史，阿犹双方有着截然不同的表述。作为巴勒斯坦在西方最重要的代言人，萨义德悲痛地谴责犹太人为了回到两千年前的故乡，却把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当下的故乡。萨义德同样出生于耶路撒冷，但现在他的整个家族早已流散在外，萨义德根本不记得自己离开耶路撒冷的最后时刻，因为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回来，在萨义德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张镀金的巴勒斯坦地图，那是一张巴勒斯坦完整领土的地图，因为他根本反对1947年的分治计划。

奥兹则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隔空反驳说，在“独立战争”期间，阿拉伯人攻克的所有犹太人定居点无一例外被夷为平地，犹太人遭到杀戮和俘虏，四处逃亡。当然，有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被以色列驱逐，至今流亡天涯，然而却有十万人留了下来，然而在加沙地带（当时加沙尚未被以色列占领），“没有一个犹太人，一个都没有，定居点被消除，犹太会堂和墓地被夷为平地”。

如果对阿犹双方的表述都进行充分阅读，会发现正义与非正义在历史的纠葛中如此难以辨析，奥兹的外公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终生坚信两件事，怜悯与正义，但是他也认为需要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因为没有怜悯的正义不是正义，只是一个屠场，而另一方面，没有正义的怜悯或许对耶稣适合，但是不适合吃恶苹果的普通人。

唯一可以确认的是，这是一出至今尚未收场的悲剧。奥兹参加过1967年的“六日战争”，还曾经为拉宾撰写演讲稿，后来却对此有过深刻反思，在书里他说：“在个体与民族的生存中，最为恶劣的冲突经常发生在那些受迫害者之间。受迫害者与受压迫者会联合起来，团结一致，结成铁壁铜墙，反抗无情的压迫者，不过是种多愁善感满怀期待的深思。在现实生活中，遭到同一父亲虐待的两个儿子并不能真正组成同道会，让共同的命运把他们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不是把对方视为同命相连的伙伴，而是把对方视为压迫他的化身。或许，这就是近百年来的阿犹冲突。”2006年10 月8 日，奥兹曾经和以色列另外两个重要作家格罗斯曼和耶霍舒亚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以色列政府停止和黎巴嫩军事冲突，两天之后，格罗斯曼最小的儿子、20岁的乌利在战场上死亡。

奥兹后来提出过一种“对对碰”（the clash of right and right）的概念，即阿犹冲突是一场正确和正确的碰撞。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奥兹说这场悲剧有两种解决方式：莎士比亚式的或契诃夫式的。“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最后舞台上堆满了死尸。而在契诃夫的悲剧里，所有人都是不快乐的，痛苦的，幻灭的，悲哀的，可他们都还活着。我和我在和平运动中的同仁们，都在致力于一个契诃夫式而不是莎士比亚式的结局。”

《爱与黑暗的故事》超过五百页，即使写满痛苦，这却不是一本只会让人痛苦的书，它充满了最为平常却让人微笑的生活碎屑：窗台上长年累月放着密封的腌黄瓜罐，耶路撒冷市场里被捆住双腿挂在那里的母鸡，奶奶的花丝绸晨衣和绿色蝴蝶结，有严重洁癖的她一天要洗三次滚水澡，最后在一次洗澡中死于心脏病。

唯有在这些碎屑中，再动荡凄凉的人生也依然值得一过，就像契诃夫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即使生患重病，他的书信却一如他的小说，全是平常的游历、业务、工作的细微末节。这就是契诃夫对奥兹最大的影响。每个人的人生都蕴含成分不等的悲剧，却也不过是一种平常人生，在推荐《爱与黑暗的故事》时，奥兹说：读读这本书吧，你会了解一个在新闻报道中了解不到的以色列．虽然火山近在咫尺，人们依然坠入爱河、感觉嫉妒、梦想迁升、传着闲话。

写这篇文章时父母正在北京，他们每天坐两站公交车去家附近的八里桥批发市场买菜，有时候我也跟着过去，极新鲜的海白虾二十八一斤，满黄的梭子蟹只要三十，茭白青是青白是白躺在水红色塑料布上，一斤半一只的小公鸡破肚开膛连绵不断一字排开，看起来有一种分外磅礴的气势。即使并不是身处硝烟从不熄灭的耶路撒冷，前段时间北京依然充满焦虑，焦虑那些失去自由的朋友，焦虑会不会有更多人失去自由，焦虑我们的未来是不是会从深灰转为漆黑，然而菜市场让我安静，因为不管世事如何变化，只要我们以契诃夫式的勇敢默默与之对抗，生活就不会被彻底摧毁，一切尚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