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性》，[法国]罗兰·巴尔特 著，张祖建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中性: 法兰西学院课程讲义，1977-1978》（Le Neutre: Cours au College de France，1977-1978），法国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著，是了解其晚期思想的重要文本。
早在1944年的《关于<局外人>的风格的思考》一文里他就提出了“中性”概念。后来的《写作的零度》（1953）、《符号帝国》（1970）、《罗兰·巴尔特自述》（1975）、《恋人絮语》（1977）、《明室》（1980）等书里都有对这一概念的阐述。
中性是什么？中性原来是个语法概念，巴尔特把它定义为“破除聚合关系（paradigme）之物”。什么是聚合关系？“它是指两个潜在的项次之间的对立”。实际上就是索绪尔结构语言学所讲的意义产生于自足的符号系统内各个语言要素（音位、语义等）之间的关系，即差异、对立的关系产生意义。譬如，法语里l的意义取决于和r的对立（l/r），白的意义取决于和黑的对立（白/黑）。这样看来，意义的基础是非此即彼的冲突。
巴尔特在结构的两项之间加入一个既非A又非B或者A和B结合的无形的中性项，目的是要甩掉、消除或反制聚合关系的僵硬的二分法。进而又将其推进到形而上学、逻辑、摄影、美学、绘画、精神分析、写作风格、国际法、生活态度、性观念、科学等一切需要作出选择、介入冲突、产生意义、承担责任的思想和行为领域，可见，中性概念是对整个西方文明推崇的价值观的深刻反思，它涉及一切能避开以二分法为标志的聚合关系和冲突的形态多样的领域。
本书选了23个熟语（figure，又译为“外在形象”、“意象”）：善意、疲惫、沉默、优雅、睡眠、断言、色彩、形容词、愤怒、观念域、回答、礼仪、冲突、波动、引退、傲慢、全景、契机、无为、雌雄同体、强度、休假、畏惧，它们是中性（包括反中性）的表征、闪现、可能的体现；广征博引中国哲人（老子、庄子、杨朱、陆羽）、佛教哲人（释迦摩尼、摩诃迦叶、道元和尚、铃木大拙）、印度教哲人（商羯罗）、希腊哲人（智者、怀疑派）、中世纪德国玄学、帕斯卡尔、卢梭、波德莱尔、托尔斯泰、本雅明、米莱什、纪德、尼采、胡塞尔、后结构主义者（拉康、德里达、德勒兹、福柯）等的言论，编织起一张延伸、闪烁、曲折、变化的阅读网络，展开了一场极具巴尔特个人色彩的激情似火、相互投射的文本间的话语游戏。
这些熟语人们个个习以为常，但它并不是消极的毫无价值的，而有着重要的积极的意义。巴尔特把熟语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话语的冲突性形式有关（断言、形容词、愤怒、傲慢等），一类是与搁置冲突的状态和行为有关（善意、疲惫、沉默、优雅、睡眠、波动、引退等）。经过他极富想象力的发掘、构建，中性的立场和力量显露出来：不建立体系、转瞬即逝、非此非彼、缺少信仰、缄口沉默、不下断言、选择偶然、反抗权势、与世无争、鄙视守旧、逃避终极意义、非冲突、非说教、万物无差别等。在阐述方式上，巴尔特有意采取适合于既非此亦非彼的阅读方式的简约、片段的笔记形式，熟语的顺序随机排列以打破事物出现的必然性和神圣性，对中性既不解释也不规定而仅仅描写（即拆解各种细微的差异）。
熟悉当代西方思想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的读者立刻能看出，巴尔特在本书中宣扬的就是解构精神，即对差异的激情，企图在思想的根源处摧毁一系列顽固坚韧的西方价值观念，他称之为科学与哲学的傲慢——坚守僵硬的二元对立、建立概念的知识体系、划分事物的等级秩序、追求真理性的普遍解释等。中性就是关于差异的学问。
问题在于，巴尔特真得冲破了由语言、概念、逻辑、形而上学编织的无处不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之网以及依此而砌建的密不透风的社会习俗、行为、制度之“墙”么？这令人颇为心生疑窦。正如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猛烈炮轰正统的宏大叙事却没有放逐局部决定论，巴尔特反复申言自己不制造概念而只展示中性，但中性还是一个概念，一个更为普遍的范畴，适用于一切靠意义组合起来的组合段；他想用中性打破聚合关系强制划分的等级秩序，但中性本身就是一种暴力，用他的话讲，中性永远是悖论，既搁置暴力，又是暴力；消除僵硬的二元对立乃中性之要义，但巴尔特告诉我们，中性是新的聚合关系的第二项，原初项是暴力（争斗、赢取、做戏、傲慢）；巴尔特一生为人低调，文艺上反对萨特的“介入”论，但他在本书里指出，中性不等于回避矛盾，而是寻求新的介入领域，中性依然是冲突性的。最激烈的反传统往往成了无坚不摧的传统之剑最锋利最闪光的部分，此乃思想之宿命，又堪称思想之幸运。
敏感、细腻、退隐、忧郁的巴尔特，不停地变换思考的姿态，循着细微的差异去生活，中性在他的心目中，既是意趣盎然的愉悦享受，又是供他驱使的古今文本交互活动的场所。以无法省约的“不”字为标识的“中性”，一种抗争，憎恨死亡的抗争，成了巴尔特的新的信仰，中性是他内心的真切感受，生存的活力之源。说到底，中性如他所言，是一种“欲望”与“幻象”，现实中无法企及的理想境界，所以，巴尔特说，中性探索即对中性之欲望（pathos，感性欲求）。在他那里，美学、伦理、宗教在中性世界里“道通为一”，中性熠熠生辉，静静地倾听着差异的呼唤。
对中国读者来说，“中性”这个西方世界不大熟悉的概念，我们似曾相识却又颇感陌生。不懂东方语言的巴尔特一方面强调自己“特别重视东方哲学的文本”，另一方面又承认具有一种“真切的外异性”的东方哲学在西方人的眼里“顶多只是一道模糊的光影”。于是，几个有趣而重要的比较思想、比较诗学的课题摆在我们面前：东方神秘主义在中性概念的营造过程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巴尔特对中国（东方）的明显的也许是创造性的“误读”给我们提供了哪些传统思想、语言、诗学的“新”观点、“新”视角？摆脱冲突性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非此即彼的意指形式对中国当代思想、艺术、审美具有什么积极的或消极的意义？（张旭曙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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