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许多溺爱子女的父母一样，在我内心的最深处，我有一个最宠爱的孩子。他的名字就叫《大卫·科波菲尔》。 ——查尔斯·狄更斯
1870年6月9日，伟大的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逝世。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南侧的 “ 诗人角 ” 。与他比肩而卧的，是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彭斯等人。
在莎士比亚的墓碑上有一句祭辞：他不属于一代，而是属于万世。作为一位只读过4年书的都市童工，从记者走向作家之路的世界文学大师，狄更斯也无愧于分享这一殊荣。
伟大的作家书写一个时代，伟大的作品展现一个人生。而一个时代，就是由一个又一个的人生，这样或那样的人性组成。
在19世纪中期的维多利亚时期，有一个人的人生和一个人的作品是不会被遗忘的，那就是查尔斯·狄更斯和他“最宠爱的孩子”——《大卫·科波菲尔》。
如果不是因为1847年三四月的一个小插曲，也许狄更斯永远不会写《大卫·科波菲尔》。
如果他不写，他就还是那个30岁就名利双收的成功人士，光鲜外表下似乎没有一丝阴翳：在前有办得风生水起的杂志和畅销的作品，在后有温柔的妻子和可爱的儿女。
但是在心，有一团挥之不去的童年阴影，让他无法安然享受这光鲜的一切。
那天，一个名叫狄鲁克的人向福斯特打听，那位大名鼎鼎的作家博兹（狄更斯的笔名）是否就是约翰·狄更斯的大儿子——那个在鞋油作坊给瓶口贴标签的小男孩。
当福斯特转述这个问话时，狄更斯先是搪塞了过去，不置可否。
然而伤疤已经揭开，潮水已然涌来。他一向讳莫如深，连妻儿好友都不曾告知的秘密，终究让他再也睡不着觉了。
数周的辗转反侧之后，他终于伤心万分地向好友叙述了自己童年的种种苦难，并接受建议，开始着手写出自己的故事。
诗人波德莱尔说过一句话：天才就是随手被抓回来的童年。狄更斯的作品正是他童年经验的重塑和变形。
因为如此，他在作品中才总是刻画那些 “ 在伦敦迷雾、盗窟贼窝、暴君学校、后母家中众多的孤独可怜、游荡迷惘、挨打受辱、危险濒临、惊悸不安的孤儿 、苦儿 、弃儿 、流浪儿 、低能儿 、小乞丐”。
在成为恩格斯赞誉的 “ 时代的旗帜 ” 之前，他首先是在树立自己童年的旗帜。在对小奥列佛、小耐儿、小杜丽、露西、乔和小皮普深表同情之时，他首先是在怜爱童年时的自己。
狄更斯十岁那年，父亲因无力偿还债务被抓入狱。母亲迫于生存压力带着弟弟妹妹一起住进了监狱。作为长子的狄更斯不得不辍学，变卖家具，来到一家鞋油作坊做起了童工，以接济监狱里的家人。
在小说中，狄更斯以大卫的口吻写道：
“我知道，我从早做到晚，跟普通的成年人和孩子在一起干活，是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我记得，我在街上到处游荡，吃不饱，喝不够。我知道，要不是上帝可怜我，单凭我所受到的那点照顾，我很容易变成一个小强盗或小流氓。”
小狄更斯在伦敦的贫民窟里受尽了屈辱，尝尽了绝望，以至于他成年以后再也不敢踏足那片区域。那所歪歪斜斜的旧房子，房子里腐烂的地板和楼梯，乱窜的老鼠和鞋油的味道，成了日日折磨他的梦魇。
在那个小男孩心里，梦想成为一个有学识有名望的人的愿望早已灰飞烟灭了。而由于维多利亚时代蔑视卑贱劳动的风气，他后来更羞于提起这段往事。
或许是出于对父母的失望，让狄更斯在《大卫·科波菲尔》里宁愿让大卫成为一个遗腹子，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只是保留着他也许是一个慈父的印象。而母亲虽然对他爱护有加，却因为轻信恶人过早地离开人世。
现实中的狄更斯一家因为一笔小小的遗产摆脱了贫苦的命运，小说中的大卫则独自跋山涉水，孤注一掷地去寻求自己素未谋面的姨婆贝特西·特洛佐德的帮助。
后来狄更斯做了一家律所的学徒，并开始潜心研究速记技巧，打通了进入新闻界的大门。他用自学的方法完成了对自己的再教育，一步步实现了写作的梦想。
在小说里，狄更斯几乎诚实地以大卫·科波菲尔的名字重现了自己艰难的发展之路。当贝特西姨婆将大卫重新送回学校接受教育时，她对大卫说了一句影响他终生的话：
“无论在什么时候，决不可卑鄙自私，决不可弄虚作假，决不可残酷无情。你要是能免除这三种恶习，那我就能对你永远抱有希望了。”
孤苦的小大卫虽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但他从淳朴的保姆佩格蒂身上学会了爱与善良，从正直的姨婆贝特西那里学到了决心和品格。这些品质，其实是狄更斯本人一生在践行和表达的。
狄更斯一直被称为一名人道主义作家，他坚信道德的力量，善良的力量，相信个人的努力所能带来的改变。他一直用他的小说来呼吁统治者关注底层人民和儿童，企图用道德的感化来缓解阶级矛盾和改变当时社会的残酷现状。
有人说他太天真了。
因为过于看重这些小人物的温情和伤痛，而不忍给他们一个悲惨的结局—— 而恰恰悲剧的收尾才是真实的世界在发生的——这就造成了狄更斯的思想局限性。
据说在写作《老古玩店》时，狄更斯本打算给主人公小耐儿一个完美的结局。但他最好的朋友福斯特认为这样的结局落入俗套，而如果小耐儿离开人间，那么她纯洁可爱的形象就会永远留在读者心里。
狄更斯最终采纳了这个建议。小耐儿的死的确让广大读者肝肠寸断，也给小说带来了成功，但却让身为作家的狄更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恢复平静。他说：
“没有一个人会像我这样对耐儿感到惋惜，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太悲痛了，…….，当我想到这个悲惨的故事时，就好像可怜的玛丽昨天刚刚死去一样。”
这个玛丽，就是与狄更斯关系亲近的妻妹，她在狄更斯婚后一年去世。
其实狄更斯塑造的很多角色，都来自他童年时期的自己，家人，爱人或朋友。在《大卫·科波菲尔》中更是如此。
大卫的故事就是狄更斯自己的故事。佩格蒂身上寄托了他对母爱的渴望。爱格尼斯象征着玛丽。朵拉似乎就是狄更斯年轻时曾求而不得的初恋情人。而总是因欠债陷入贫穷，但是始终坚持正义的米考伯，不就是狄更斯自己的父亲吗。
正如他长期以来无法对童年的经历释怀一样，他也同样难以跨越 “ 好人有好报 ” 的局限。正是因为懂得了现实的残酷性，作家才更呼唤道德；正是因为 “ 好人有好报 ” 并不总是真实发生，作家才更要在虚拟的文学世界里给他们一个好的结局。
毕竟，他们都是自己早已饱尝苦难的亲人。
每一个作家归根结底都是在书写自己。大师不例外，名著也不例外。
狄更斯写哪一部小说，都不如写《大卫·科波菲尔》时才思泉涌。因为他终于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鞋油作坊里屈辱的生活。
只不过，这次不是以噩梦的形式，而是要去倾诉，去舒泄，去解脱和补偿，去握手言和。他就是要让那些丑恶的坏人自食苦果，让他思念的人们得到好报。
我想，经典之所以被称为经典，不只是在于它书写一个时代的真实，还在于它展现一种不变的人性之光。
应该感谢那个在伦敦黑鞋油作坊里受苦受难的小男孩，让无数人因为做了一名读者而变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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