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种类型的作家，一种是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类型的，他们创造出了一大批跟自己绝不相同的人物；还有一种是福楼拜、菲利普·罗斯类型的，他们对自我非常感兴趣，几乎每本书都是自己经历的变形，就好像他们对纯粹的虚构嗤之以鼻，只相信从自身出发的写作才是有意义的。这是英国文学批评家詹姆斯·伍德在他的书中对作家类型进行的一个简单的区分。但是这种区分严格来说意义不大，无论是那些看起来完全依靠想象力进行创作的作品，批评家也能抽丝剥茧地从中找到作者本人的影子，而那些看起来非常自恋，只描写自己的作家，其实在作品中非常狡黠地使用了很多虚构性的写作技巧。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从来都不是截然分明的。所以像卡佛这样的小说家才总结出了这样一条规律，最好的写作是一点点自传性加上大量的想象。
我的意思本来是想说，如果想看真实性的文本，可以去读回忆录（自传）这种传记文本，但转念想，回忆录就是意味着真实吗？我对传记这种文学体裁最感兴趣的地方正在于，它只不过是以真实的名义进行的书写加工，说白了，这就是一种伪装的艺术。美国的文化评论家本·雅格达针对传记写了本书就叫《伪装的艺术：回忆录小史》。“伪装”的意思就是我们以为的真实可能是虚假，我们以为的虚构，本来就掺杂着真实。加上近些年流行的“非虚构”写作更是如此，在新闻真实性的基础上进行文学性的加工，大多数写作都是由此发端。
另外，虽然我在不同的场合中，会使用自传和回忆录，但是对这两种文学形式的区别依然糊里糊涂，比如在《伪装的艺术》中，雅格达提到在西方传统文学中，自传完全聚焦于作者自身，而回忆录则关注其他的人和物事物；但是又提及到法国文学中的区别，自传是留有大量的想象性空间，而回忆录则比较准确和真实；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回忆录又发生了变化，作者已经不再纠结真实性问题，如果我不记得那些细微的差别，我可以编造，因为故事比记忆的真实性更重要。所以，基本上，我已经分不清自传和回忆录到底该如何区分。但是无论这两者区别如何，都与自己的记忆有关。
所有的这一切都源于记忆，以及我们对记忆的认知。人的记忆是非常奇妙的东西，比如我们会选择性记忆，记住那些对我们重要的事情，忘记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但是有时候，原本以为再也不记得的事情，突然从记忆的脑海里冒出来。我们深信不疑的事情，可能会出错，我们犹豫不定的事情，也有可能是正确的。记忆不受控制，我们无法探究出记忆的遴选机制是什么，所以，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当我们写作的时候，记忆是无法控制的。
在《伪装的艺术》中，雅格达提到了我们的记忆总是不经意地曲解过去：比如人们会根据自己的意愿，对自己过去的经历进行美化；人们会用现在的知识去分析过去的事情；我们会对过去的记忆进行精心的编排加工；以及记忆会在人们世界观的形成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说来说去，记忆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创作者，它会在不知不觉中塑造你对过去的认知，而且这种塑造充满了戏剧性，变得更引人入胜，就如同文学加工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写作只不过是对记忆创作机制拙劣的模仿。
所以，我们由此可以对图书市场上那些信誓旦旦以真实为卖点的名人自传图书进行排雷。真实从来不是判断传记的一个标准，因为真实本来就是用来虚构的。这里最关键的是问题在于，传记的写作不是有多客观，而是有多真诚。卢梭的《忏悔录》之所以长盛不衰，并不是他准确地记录了某事某刻发生了某件事，而是他足够坦诚地呈现出了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复杂面。另外，卢梭也改变了我们对自传的认知，比如他把写作的重点放在“强调内在的生命（思想和情感）而不是外在生命（行为）；重点关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承认平凡小事（比如偷丝带之后的小小谎言）也可能像一场大战一样带来惊天动地的后果，甚至更严重”。
传记这种文学体裁给了写作者很大的灵感，让他们开拓了新的领域，比如开篇的提到的那种文学中的分类，既然传记做不到足够的真实，虚构也就顺理成章了，我们当然可以把自己的人生完全写成小说。二十世纪很多经典名著由此诞生，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托马斯·沃尔夫的《天使·望故乡》，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等等。
传记文学的模糊性也催生了更高明的创作技巧。比如美国小说家菲利普·罗斯，几乎每部小说都是他变形的自传，从他的某段经历中找寻到写作的灵感，由此衍射出无数的化身；另外是小说家库切，同样也是一个把传记这种体裁写出花样的人。在他的小说中，他虚构了作家库切之死，假托传记作家的笔法给库切写作了一部传记。这种后现代主义的写作手法，让文学与传记之间的界限真假难辨。也让文学的魅力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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