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哲人是否应该参与当下的事件并对之做出评论？这是一个关于知识分子在我们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问题。阿兰·巴迪欧和齐泽克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在这场鲜活的、易读的论争中，两位欧洲最具挑战性的思想家，给出了他们各自的回答。这场精彩的论辩收录在《当下的哲学》一书中，书中包含两位哲人各自的观点阐述，以及一次激烈的话语交锋。
今天的推送节选自《当下的哲学》，文中巴迪欧表明了他对于“电视哲学家”的反对，并指出了三种典型的哲学情境，以及在这些情境中哲学的责任所在。
今晚，我们反躬自问：在何种程度上，哲学会介入当下、介入历史和政治问题当中？最后，这种介入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应该号召哲学家介入当下的问题之中？我们——齐泽克和我——都试图介绍并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俩在许多方面都很一致，因此我们之间很难有场血拼。但我们会看到，我们可以做什么。
首先，要把错误的观念放在一边，即认为哲学家可以讨论一切问题。“电视哲学家”将这一观点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们讨论社会问题、当下的问题等。为什么这种观念是错的？
因为哲学家构建自己的问题，他是问题的创造者，也就是说，哲学家不是那些一晚又一晚在电视上被反复询问的家伙们，他们随着世事变迁而随波逐流地思考。
真正的哲学家是这样的，他们在自己的考量之基础上决定了什么是最重要的问题，他们为大家提出了新问题。哲学首先要做到：对新问题的创造。
于是，哲学家一旦介入某一情境——无论这个情境是历史的、政治的、艺术的、爱欲的、科学的……——总会有某种东西在他面前呈现为标志，这些标志指明了新问题、新创造的需要。
那么问题就变成这样：在何种条件下，哲学家会在他所面对的情境中，为了一种新思想，而找到一个新问题的诸种标志？在这一点上，为了奠定好我们讨论的基础，我希望引入“哲学性的情境”（philosophical situation）这个表述。各种事物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但是并非所有事物都是哲学性的情境。
因此，我想提出下面的问题：什么样的情境才是哲学性的情境，或者说哲学思想的情境？我会给你们列举三个例子，三个哲学情境的例子，这有助于你们理解我谈及的问题。
哲学情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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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已经这样提出了问题，那第一个例子已经在哲学上成形了。我们可以从柏拉图的对话《高尔吉亚篇》中找到这个例子。
这篇对话展现了苏格拉底同卡里克勒斯之间粗鲁的遭遇。这次遭遇产生了一个哲学情境，此外，这个哲学情境完全是在戏剧化的样态中设定的。
为什么？因为苏格拉底的思想和卡里克勒斯的思想毫无共同之处，他们之间完全不同。柏拉图之所以描写卡里克勒斯同苏格拉底的争论，是为了让我们明白两种如同正方形的对角或对边、势不两立的思想对立意味着什么。
这次讨论等于是毫无任何关系的两个词之间的关系。卡里克勒斯认为权力即真理，最幸福的人是僭主——那些通过狡黠和暴力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人。相反，苏格拉底坚持认为真正的人，也是最幸福的人，应该是正义（Just）的人，他谈论的是正义的哲学意义。作为暴力的正义和作为思想的正义之间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也非某种可以借助平常的尺度来处置的东西。
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真正的关系。因此，他们之间的争论亦非真正的争论，这是一场遭遇战。在这个文本中，对于读者来说，十分清晰的并非是哪一方会说服另一方，而是有一个胜利者和失败者。毕竟，这解释了在第三次对话中，苏格拉底的方法为何很难胜过卡里克勒斯的方法。希望有一个结果意味着希望有一个意义，这是一场胜负局，尤其是在见证了该场对话的年轻人眼中的胜负局。
最后，卡里克勒斯被击败了。他不承认失败，不过他不再说话，并在角落里默不作声。我们要看到，他是柏拉图对话的舞台上的失败者。但实际上像卡里克勒斯这样的人，是极少成为失败者的。这不过是戏剧的把戏。
当我们面对这种情境时，哲学是什么？哲学的唯一任务就是去展现我们必须选择什么。我们必须在两种思想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必须决定我们是站在苏格拉底一边，还是站在卡里克勒斯一边。
在这个例子中，哲学面对的是作为选择的思想、作为决断的思想。于是，我们便可以这样说：当一种选择得到阐明，一种哲学情境就形成了。这是一个关于存在的选择，或一个关于思想的选择。
苏格拉底
哲学情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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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子：数学家阿基米德之死。
阿基米德是众所周知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对他的数学作品惊叹不已。他已经思考过无限之域（infinite），他比牛顿早两千年发明了微积分。
他是一个举世无双的天才。阿基米德生活在古希腊时代的西西里岛。当西西里遭到罗马人的入侵和占领时，他参与了抵抗运动，还发明了一种新式武器——但最终罗马人还是获得了胜利。在罗马人占领的初期，阿基米德恢复了他的活动。他有一个在沙滩上画几何图形的习惯。
有一天，当他在海边坐着思考问题，思考他画在海滩上复杂的几何图形的时候，过来了一位罗马士兵，这个士兵是一个信使，他告诉阿基米德，罗马的马尔库勒斯将军想见他。罗马人对这个古希腊的科学家非常好奇，这有点儿像跨国化妆品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会对一个声名显赫的哲学家感到好奇。因此，马尔库勒斯将军想见阿基米德。
回到我们这里，我并不认为我们能够想象出马尔库勒斯将军会对数学感兴趣。简单来说，这种好奇心是他的长处，即他想看看阿基米德这个造反派是个什么样，因而他派出了信使去沙滩那里。阿基米德纹丝不动。信使重复道：“马尔库勒斯将军想见你。”阿基米德依然无动于衷。
那个罗马士兵可能也对数学没有什么兴趣，他不理解怎么会有人藐视马尔库勒斯将军的命令。“阿基米德！将军要见你！”阿基米德只是看了看，然后对士兵说：“我先完成我的证明。”
士兵驳斥道：“但马尔库勒斯将军要见你！我才不管你什么证明呢！”阿基米德依然不做回答，继续他的运算。
过了一会儿，这个士兵，绝对是气急败坏地，拔出他的剑并刺向了阿基米德。阿基米德死了。他的躯体落在沙滩的几何图形上。
为什么这是一个哲学情境？因为这展现了国家的正确性同创造性思想之间，尤其是同数学中体现出来的纯粹的本体性的思想之间毫无共同之处，它们之间也不会有真正的争论。
最后，权力即暴力，而创造性思想认识到的唯一限制就是其自身的内在规则。当其形成了他思想的规则之后，阿基米德依然外在于法律。可以用来证明的时间根本无法同军事胜利者的紧急召唤融为一体。
这就是为什么最终暴力出场了，并证明了在权力一边和真理一边之间根本没有共通的标准，也没有共同的经历。真理即创造。
我们记得，在“二战”末期美军士兵占领维也纳期间，一位美国大兵杀死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音乐天才——作曲家安东韦伯恩（Anton Webern），很明显，他根本不知道韦伯恩是谁。
阿基米德之死
一个事故。一个偶然的哲学情境。
我们可以说，在权力和真理之间存在一个距离：马尔库勒斯和阿基米德之间的距离。那个信使——一个糊里糊涂、但绝对遵守命令的士兵——并不打算跨过这段距离。在这里，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展现这段距离。哲学必须在没有任何标准的情况下来思考这段距离，或者说，哲学本身要发明思考这个距离的尺度。
哲学情境的第一个定义是：弄清选择，做出决断。哲学情境的第二个定义是：弄清权力和真理之间的距离。
哲学情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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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三个例子是一部电影。这是一部由日本导演沟口健二（Mizoguchi）导演的精彩影片，名字叫作《近松物语》。
毫无疑问，这是关于爱情题材的最美丽的影片之一。情节很简单。影片的故事发生在古代日本，影片的视觉效果——尤其是在黑白场景中——让人觉得无穷无尽，不可琢磨。
一位年轻的女子嫁给了一个小商店的老板，这个老板是一个老实巴交的男人，过着安逸舒适的生活，但是这个女子并不爱他，对他也没有欲望。这时一位青年男子进来了，这是他丈夫的伙计，她和这个伙计坠入了爱河。
但在古代（沟口健二展现了那个时代的女性的隐忍和她们的悲惨命运），通奸是要被处死的：犯人必须被折磨致死。这对恋人逃到了乡下。随后一幕幕场景描述了他们穿越森林，逃到乡间小屋、小池塘和小舟的世界里，这些场景简直别致之极。
爱，将它的力量凌驾在这对被追杀、饱经磨难的情侣之上，并让他们投身到和诗一样晦暗不明的自然之中。与此同时，那个老实巴交的丈夫也试图保护逃亡中的两人。丈夫本应去谴责这对罪人，这个丈夫却憎恶这种观念，反而成为了他们的同谋。
不过，这个丈夫试图争取时间——这也是他真正爱着他的妻子的证据。他假装说他的妻子到外乡省亲去了……真的，这是一个多么老实的丈夫呀！这是影片中真正可敬的一个角色。但与此同时，那对情侣遭到了谴责，他们被抓住，并被押送回来接受酷刑的惩罚。
之后是影片最终的画面，这个画面构成了一种新的哲学情境。两个恋人被背对背地绑在一只骡子上。这个镜头展现了两个被绑着的恋人即将面对残暴的处死。
俩人看起来陶醉于其中，没有丝毫痛苦：他们俩脸上只有淡淡的笑容，一切都在这笑容中消失殆尽。在这里，“笑容”一词仅仅是近似。他们的面庞反映了这对男女彻底相爱。
这部影片的主题思想都无限地囊括在他们脸上黑与白的细微差别之中，而对爱与死的融合的浪漫观念无动于衷。这对“遭受酷刑的情侣”从不想死。镜头则说出了相反的话：爱就是要抵抗死亡。
《近松物语》剧照
在法国高等国家影像与声音职业学院（La Fémis）举办的一次会议上，德勒兹用马尔罗的话说，艺术就是要抵抗死亡。
好的，在这个带有魔力般的镜头中，沟口健二的艺术不仅抵抗死亡，而且引导我们思考了爱也抵抗了死亡。这创造了爱与艺术的共同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已经对此有过认识。
由于没有太好的词，我将这对情侣的“笑容”称为一种哲学情境。为什么？因为在其中我们再一次遭遇了某种毫无关联的东西，一种没有关系的关系。在爱的事件（生存的翻转）和日常的生活规则（城邦的法律、婚姻的法律）之间没有任何共通的尺度。
那么哲学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它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必须要思考事件”；我们必须要去思考这个例外；我们必须知道我们不得不说什么是不同寻常的；我们必须思考生活的转变。
***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这些情境中的哲学的责任所在。
首先，说明一下思想的根本性选项。“归根到底”（就如阿尔都塞会这样说）这些选项通常都是在感兴趣的和不感兴趣的之间进行选择。
其次，要阐明的是思想与权力之间、真理和国家之间的距离。要测度这段距离，要了解这个距离是否可以跨越。
再次，要了解例外的价值、事件的价值，以及断裂的价值。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与生活的连贯性进行决裂，反对社会保守主义。
这就是哲学的三项大任务：做出选择、测度距离和面对例外——至少，如果哲学是对生命中的某种东西的思量，那么哲学也要成为某种学院体制之外的东西。
进一步而言，我们可以说，在面对各种环境时，哲学探索的是三种情境之间的联系：选择、距离、例外之间的联系。我认为一个哲学概念（在德勒兹所说的意义上）就可以说成是一种创造——这种创造就是选择（或决断）问题、距离（或裂缝）问题、例外（或事件）问题的纽结点。
最深刻的哲学概念告诉我们，哲学有点儿像这样：“如果你希望你的生活具有某些意义，那么你必须接受事件，必须同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必须在你的决断上坚定不移。”
这就是哲学经常告诫我们的故事，这个故事有着多种不同的装扮：在例外中，在事件的感受中，让我们远离权力，接受决断的结果，无论这个决断会多么的疏离、多么的艰辛。
在这样的理解之下，也只有在这样的理解之下，哲学才能真正地让生存发生改变。
自从兰波（Rimbaud）之后，所有人都喋喋不休地说道：“真正的生活不复存在了。”如果哲学不是建立在“真正的生活就是当下”理念的基础之上，那么，这样的哲学一文不值，也不值得为之付出。无论在什么环境中，真正的生活就是在选择中、在距离中和在事件中的当下。
***
不过，在各种环境中，我们不要忘了这一事实，即我们为了获取一个真正生活的思想，不得不做出一个抉择。我们说过，这个抉择建立在不可调和、势不两立的基础上。
让三个事例统一起来的是他们都建立在两个异质性术语的关系上：卡里克勒斯和苏格拉底、罗马士兵和阿基米德、爱侣和社会。
哲学同这些情境的关系扮演了一种不可能的关系，这种不可能的关系采取了故事的形式。我们讲过卡里克勒斯同苏格拉底争辩的故事，讲过杀死阿基米德的凶徒的故事，讲过被酷刑惩罚的情侣的故事。
那么，我们听到了这种关系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展现的是没有关系的关系，即故事本身是对关系的否定。最终，我们所讲的是一种断裂：一种基本的自然和社会纽带的断裂。
当然，为了叙述一个断裂，你首先需要叙述一种关系。最终，故事就是故事自身的断裂。在卡里克勒斯与苏格拉底之间，我们必须进行选择。我们必须在他们二者间与其一进行断裂。
同样，如果你站在阿基米德那一边，你就不会继续站在马尔库勒斯一边；如果你从头至尾跟随那对情侣一起旅行，那么你绝不会站在婚姻的酷刑峻法一边。
于是，我们可以说，哲学并不是关于“那里有什么”的思想，而是关于“那里没有什么”的思想（不是关于契约，而是关于废除契约的思想），哲学唯一感兴趣的东西就是没有关系的关系。
柏拉图曾经说过，哲学是一种觉醒。他完全知道，觉醒暗示着同沉睡的艰难的决裂。对于柏拉图而言，他始终认为哲学是让人们从思想的沉睡中觉醒。
因而，也可以这样来思考：存在一种悖论性的关系，即无关系的关系，在断裂情境中，哲学可以在其中诞生。
我坚持这一点：并非因有“什么”，才会有哲学。哲学完全不是对随便什么东西的反思。之所以有哲学，或者可能有一种哲学，那是因为存在一种悖论性的关系，存在某些断裂、决断、距离、事件。
来源：《当下的哲学》（本文为节选）
作者：阿兰·巴迪欧
原标题：哲学如何介入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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