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们举办了一场题为“再读沈从文”的线上分享会，邀请到《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1902—1947）》的作者孙德鹏以语音的形式，与大家一起谈论“乡下人”沈从文。
为何“乡下人”这个意象不停地出现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沈从文常常提到的“达尔文进化之道”，究竟会给近代中国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该如何从沈从文的作品中，读懂乡土中国？
今天我们就用文字的形式来回顾一下。
01.
从识人到识物，
沈从文生平的转变
沈从文先生的生平分为两个部分：前半生是在识人。从这个角度来讲，人性伟大的神庙，在他的笔下都建立起来了，他要去梳理那个时代及人物，比如说樵夫、村姑、猎人。所以他的大部分文学作品是在前半生完成的；后半生是在识物，他对艺术的爱好和追求。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可能是因为沈从文先生对自己有非常明确的认知。
这里有个细节，几十年前，他到书店去买一些书，然后他就问有没有自己的书，书店的工作人员就告诉他：没有。
他一方面觉得正常，另一方面觉得，对自己得有个明确的认知了：书架上有那么多的书，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伟大的思想，那自己还要继续写下去吗？他已经写了很多了，想换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于是就想起自己当年的一个小小的爱好：对文物的研究。这是他在军队里养成的习惯、爱好。从此他就开始从识人转变到识物，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在国家博物馆做文物讲解员，乐此不疲。
从我个人的专业角度、阅读兴趣、知识结构来讲，对沈从文先生后半生的文物鉴定工作，我完全是个门外汉。但是沈从文先生的前半生，他以湘西为背景，写下很多关于乡下人的故事，我很有兴趣去梳理它们。
同时，我发现金介甫先生的沈从文传记，也有很多让我困惑的地方，尽管他对中国很了解，但是两种文化毕竟还隔着万水千山。
所以，我就想尝试着做这样一份工作，然后才有这本书的产生。其间有很多的波折，中途我曾经怀疑过自己。但是通过不断地阅读，我发现还是有很多点让我非常惊讶，值得我去书写。
02.
从“历史”的角度
去切入沈从文的文学作品
我原来认为沈从文先生写的都是一些文学作品，但是对历史而言，我怎么样去切入，这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因为毕竟我从事法律史研究，不能完全避开这个知识背景、知识架构。
后来我发现沈从文先生早期的很多作品，里面涵盖了大量的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描述，他的文字有着现场的亲历感，他用了很多唐代传奇小说的写法：亲历—制作。
唐代传奇小说有一个非常惯常的写法：亲历—制作。这些传奇产生的背后，都有很深的历史背景，它具有档案的属性、历史的属性。比如说有一些进京赶考的读书人，他们在某地相聚了，好山好水，他们一起赋诗饮酒。大家商量，讲一讲各自心目中最动人的故事，必须要有真实的现场感。
这些进京赶考的读书人开始分享自己的故事，于是我们熟知的唐传奇小说，比如《李娃传》《霍小玉传》，就这么产生了。这些是我最先阅读的比较著名的传奇小说。
我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故事充满了奇幻色彩，文字也非常灵动，并且充满了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经常看到的“鬼狐仙怪”这样一些形象。后来我发现这些玄幻色彩透露的是很多历史问题。
进一步读下去，我发现这些作品背后其实有很多美丽的人性：其实写来写去，不是谈“鬼狐仙怪”，而是在写人性。当时的人性、激情被那个时代的礼教或者法度——不好的法度所压制，它们被压抑之后迸发出来更伟大的光芒。
所以“鬼狐仙怪”这些形象，某种意义上说，构成了咱们民族记忆当中的一种文化属性或者文化存在，它不是一个物理性的存在，并不一定真正存在过，但是它变成我们的文化血液，一直流传下来。这些形象对当时的很多社会问题、法度、礼教提出了控诉、抗议。
“鬼狐仙怪”这些形象一般是在人迹罕至的丛林、乡野、郊外。但是这些美丽的森林，往往具备了超越人性的特质，非常纯洁、迷人。它们闯入人类的家宅，去掌管人的事物，辅助人完成自己完成不了的学业、家业。它们往往具有超越人性的那些光芒。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在当时主流的思想状态里面，男性文化特别流行：很多男性考取功名，当官。但在“鬼狐仙怪”的传奇故事里，更多的往往是母性（女性）的成分，它区别于男性文化的阳刚、强势、教化。
“鬼狐仙怪”更多地具有母性的气息，它们是一个母性的存在，相应的，它们不具有教化的这么一种本质：它们不去教训人，非常慈悲、慈祥。
我在这类传奇小说中反观沈从文先生的很多作品，那些作品也有类似的内容，那些湘西的乡下人就像山间的小兽一样，非常软弱，遇到了风险，就会逃到山里面去避险，等到发现没有人要加害他们，又出来跟世人相见非常的灵动，有自然的属性，或者说液体性。
03.
通过细节去感应沈从文笔下的真实
我很注重这么一种感官的体会。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属于印象派，不管是做法学，还是来写沈从文先生。
黄永玉先生对他从文表叔的一个描述：沈从文先生是个善感应的天才。感应是什么？就是感通人性，感通人物，沈从文对这些人物有非常敏感的认知和描摹。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很多文字不是在描述真实，而是超越真实，重新塑造真实，让这些真实成为永恒。
这本《乡下人》，更多地是借用了沈从文先生构建的文字世界，来展开我的一些想象。这个写法有些类似纳博科夫先生的文学讲稿，他讲果戈里、托尔斯泰、福楼拜、司汤达，很多文字写得非常细腻，他有时候甚至会去手绘一张图，这张图可能是安娜乘坐火车时看到的景象，或者是爱玛、包法利夫人她们家里家具的构造，也有可能是契诃夫先生笔下的那个草原。
我在读这些文字的时候，非常感动，它会呈现出很多细节。文学也好，史学也好，包括我们法律史也非常强调细节。
诗歌、小说，某种意义上说是局部的艺术，靠很多细节来推动，靠很多细节来呈现。而沈从文先生恰好是这方面的天才，善于感应的天才。所以我在捕捉他这些文字当中比较好的意向时，也借用了纳博科夫先生的写法，呈现时代的氛围，甚至房屋的构造，人物的表情、内心。
当然我是做一种全新的尝试，有很多遗憾，没办法和纳博科夫这样重量级的作家相媲美。我觉得人生没有完美的事物，就像纳博科夫先生对自己的很多文字也不满意。但是他终生都在寻求着某种完美的意象，就像他终生都迷恋捕捉蝴蝶：他认为蝴蝶有一种精致的对称的美。
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是不尽如人意的。在艺术的世界、文字的世界当中，纳博科夫就发挥他的想象，构建另外一个跟他的人生相对称的一个文字的世界。
我读纳博科夫的很多文字，包括他的传记，非常感动，人一生往往对当下面临的很多困境束手无策，汗流浃背。譬如，纳博科夫有伟大的写作梦想，但是有时候现实就是想象力捉襟见肘，他没有办法动笔，或者觉得自己写的前一行字需要全部删掉，又或者枯坐一整日只写了半页纸。但是纳博科夫终生都在写作，并没有放弃。所以我也受了很多这样的鼓舞。
我在离开重庆时随身携带了两本纸质书，一本是《沈从文年谱》，另外一本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写作》。按照杜拉斯的说法，写作最重要的秘诀，其实是顽强的意志。内心深处确实对某些人的文字、某一段历史感兴趣，每天以一个虔诚的心态来面对它，去思考它，不停地去写。
所以我持续地阅读、写作。写作有时候就如同人跌入谷底，找不到自己的出路，不停地去寻找，留下很多足印，留下很多记忆。就像我现在每一次打开这本《乡下人》，读到某一段文字，某一行文字，我会想起一些事情：当时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我写出这几行字，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天气。
一本书就是打开的漫漫长夜，有无数的泪水，还有可能是身上切割下来的某一部分生命。总而言之，它叠加了很多东西，恰如金介甫先生那本《沈从文传》，它的英文书名是《沈从文的奥德赛》，这个书名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英文世界的读者来理解沈从文先生的史诗性，他的伟大，另外一方面也强调沈从文先生的生平经历，包括他的文字世界里面所充满的传奇的、诗意的色彩，以及忧伤。
读荷马史诗的奥德赛，奥德修斯这个人首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痛苦的人，他经历了漫长的旅程之后，重拾了很多记忆。同时我们发现他回到故乡的时候不受欢迎。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很多历史事件、历史性的文字那样：英雄也好，先知也好，思想家也好，作家也好，他们在故乡往往不太受欢迎。奥德修斯回到自己的故乡，发现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认识他。最后是他家中的那一条他非常疼爱的非常老的狗，认出了他。
奥德赛的意义在于人怎么样在旅程当中重拾记忆，避免忘却。忘却这个词是人世间最负面的一个词。奥特赛的意义就在于怎么样重建我们的记忆，在记忆当中回望我们的过往，同时看清处境，然后面对未来。这些故事、这些伟大的史诗是每一个民族最具有人性光芒的文字，它的意义非常明显。金介甫先生用“沈从文的奥德赛”来作为这本书的英文书名，有很深的用意。
04.
沈从文亲历了最多的可怕现场，
但却写出了最悲悯的文字
于是我跟随沈从文先生去回望了他当年的很多经历，包括他五年左右时间的一个从军经历。当时的所谓的军阀统治时期，面临着很大的一个困境：那些有枪的队伍，他们大多都是在劫掠这个世界，劫掠乡下人。
当然沈从文本身没有去做这样的事情，他更多地是和跟文字打交道。据他的回忆，沈从文先生是那个时代亲见可怕现场最多的一位作家。
沈从文先生的文字世界有很多这样非常辣烈的场面。当他描写这些场面时，他似乎有一种非常奇异的本领，能够化解那里面的血腥、残忍，同时凸显出人性的另外一面：人的忍耐力，人性的光芒，以及对人性的悲悯，就像他经常说的几个字，“人生可悯，人事可亲”。
例如，在《山道中》这篇短篇小说中，他描述了这样一个场面：几个经商的人来到云贵川交界的一个山区，来到一个农家，一个老人家接待了他们，这个老人家描述自己的孩子在外面经商很成功，然后这位老先生在夜半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去世了。他在临终之前都舍不得去点一盏铜油灯，他对自己儿子的很多记忆其实是都是错位的（后来几位商人发现他儿子遭受了很多困苦，已经去世了），因为他已经丧失了正常的理性思考，有点类似阿尔兹海默症。
会说西南方言的人都懂得一个词：“颠东”，思绪紊乱了，在自己构建的一个谎言世界去生活。
后来这几位商人离开那个村庄的时候，看到路上有很多年轻的孩子，他们肩上挑着担子，担子里面可能装着他们父亲、兄弟的遗骸（或身体的某一部分），那个场面很血腥，他们后面跟着很多土匪的队伍。沈从文先生笔下也写了很多这样的当时的那个时代的历史。
在军队中，沈从文先生已经被震撼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后来他生了一场大病，四十几天，他就决心要离开这样一个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他能看到自己可怕的未来：即便将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他可能会变成一个乡绅，可能会染上某些不好的坏习惯，过一个非常卑微的非常没有梦想的人生。他要放弃这么一个未来，要离开。于是他到北京去求学，由此开启了一个写作的人生。
沈从文先生初到北京时，经历了很多困苦。在《乡下人》里，我写了他的“窄而霉斋”，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环境。他一边流鼻血，一边坚持创作，他很多早期的作品都有这样的苦难印记。后来他与郁达夫先生、徐志摩先生、胡适先生结识了，他的才华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并且不断地迸发出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篇文章我特别钟爱，就是他在1926年前后写的《菌子》，在南方有很多“菌子”这样的植物，它们生长在密林之中低矮、潮湿的环境里。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小公务员，在政府工作，但是经历了很多不幸的夜晚。
《菌子》这部小说是一个强大的隐喻场，它代表了世上有很多这样住在城市中的所谓的乡下人，他们接受了新式的教育，但是又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不甘于平庸，过着一个很痛苦的人生。他们大多没有信仰，但终生都在寻求某种信仰，不停地被上司、同事嘲笑，因为他是一个弱者。
在这篇文字当中，我集中地去思考这么一个问题，近代中国我们接受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一种理论，它形成一种语境：我们中国处在一个极端落后的环境里，我们要后来居上，要由一个弱者变成一个强者。
沈从文先生从2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写下了很多这样的文字作品，《菌子》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篇。沈从文先生写到：体制也好，权力也好，包括法律的运作，很多时候是不道义。他从一个弱者的形象来反思社会有哪些问题。
在那个军阀盛行的时代，很多受进化主义影响的法律也出现了一个恃强凌弱的局面。在湘西遍地都是这样悲惨的故事，《菌子》是一个强大的隐喻场。沈从文先生也通过这篇文字，反思自己的人生，“菌子”的人生是他不想有的一个人生，他拒绝了这样一个未来，他要反抗。这是我特别用心去思考的一篇文字。
沈从文先生另外一部小说我也非常钟爱，那就是《小砦》，它写了一个不幸的女性叫桂枝。这部作品的独特性在于：它是《边城》的一个对立面，《边城》写得比较诗意，比较美好，《小砦》里面就是一种不幸的人生。通过这篇文字我们也看到中国人身上的一些善良的德性、品格，我读了非常感动。
05.
借助“乡下人”这个意象
来思考近代中国的很多问题
当然在《乡下人》这本书里，我也思考了很多沈从文先生其他的小说，他所关注的一些问题，有很多意外的收获，例如，他写的《三三》、《山鬼》、《厨子》、《小砦》、《黔小景》、《巧秀与冬生》、《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这些都让我非常感动。
“乡下人”这个意象不停地出现在这些作品中，他们就是沈从文先生自己的人生的经历，他自己老说自己是一个乡下人，他渴望去塑造一个乡下人。
另一方面，他希望借助乡下人这个意象来思考近代中国的很多问题。尤其是当很多新的思想观念（那是一种口岸文化，或者说叫西风东渐）输入近代中国，沈从文先生才开始思考：我们很多价值观是不是存在问题，达尔文进化之道会不会引起很多法律的危机、恃强凌弱的悲剧事件，这是他集中关注的。
所以，乡下人这个概念代表弱者的一个形象，和城市文明所塑造的一些强者形象（不停计算金钱、物质，倡导商业文化、商业文明的人）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
就像他后来谈“五四”精神，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应该把《新青年》时代的“憨气”恢复起来。五四一代人，包括他自己，已经固化为一个特殊阶层，变得迟钝了。倘若多有两个“乡下人”，“文坛”会热闹一点。
五年后，他在《“五四”二十年》中写道，纪念五四要从“工具”的检视入手。五四精神的特点是天真和勇敢，如今看来，唯有乡下人能“庄严慎重”地审视时代了。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了诸多问题，例如，进化的语境、路径，让强者主导了这个世界，却让乡下人成为一个受难者。
沈从文先生由此分析了三种“落差”：
第一个是角色的落差。他发现近代中国的很多思想观念来到湘西乡下人面前的不是那些“德先生”“赛先生”，而是“老爷”“军阀”“土匪”这样一些恃强凌弱的形象；
第二个就是身份的落差。他发现，在湘西很多乡下人无端地被劫掠了，很多执法者（或者拥有权力、拥有枪的这样一些形象）就像狩猎者一样，运用自己的权力在乡下人身上取食。这些人变成了一个机器，丧失了人性，从所有可怕的罪孽当中脱身，却没有道德后果、伦理后果，这是非常可怕的；
第三个是一种心理的落差。因为沈从文先生感受到在那样一个时代，仿佛处于一个漩涡之中，他感受到一种痛苦，尤其是他本身是一个非常纯真善良的人，就像他笔下那些乡下人一样非常纯真、纯洁。他来到都市，看到那些繁花似锦的都市文明，发现那样的文化存在不少问题，其中布满了商业价值，一味地追求金钱权势，他觉得非常痛苦。《丈夫》、《贵生》、《菌子》、《小砦》这样一些作品表达了这种痛苦。
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这些苦难历史，也反映了很多慈悲、美好的形象。这个是我在书中反复强调的，那段历史里有非常美丽的人性、人生、故事。就像他笔下所写的“有桃花处必有人家，有人家处必可沽酒”，湘西像一个世外桃源，他用他非常敏感的天才，把这些故事写得非常灵动。
跟沈从文先生一起秉烛夜谈，和乡下人一起面对那些楚地江湖、直心公案，就是我在《乡下人》里试图寻求的一种写作方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受到了很多启发，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过程。如同杜拉斯对写作这件事情的描述，写作，就是哭泣。《乡下人》这本书里有我的很多泪水，当然也有很多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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