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唐越窑世间无，赵宋官窑廖星辰。据说是个好大喜功的皇帝如是说。此处所指“赵宋官窑”应该是特指北南二宋时期，由赵宋皇帝或依其圣旨建立的窑场，生产的瓷器。今论“北宋官窑”；是指在北宋时期；“由朝廷官办“专门”为北宋朝廷制作瓷器、且不生产民用商品瓷、并因北宋代朝廷灭亡而废止烧造的瓷窑”。这才能称之为“北宋官窑”。可是在历史上曾经为大家公认、明确的北宋官窑窑址至今未发现。虽然近几十年也有在一些窑址中发现了汝窑及钧窑之器及一些官用瓷器，在业界就有人提出了“汝官窑”、“钧官窑”甚至把这些窑址说成就是北宋官窑。我以为，照此推理，应该还有越官窑、定官窑、耀官窑、昌官窑（景德镇前称昌南）等之类的称谓，因为这些窑也曾经为北宋朝廷烧造过瓷器。如此说来；由原来在业界明确的北宋官窑这个概念。现在变得模糊起来。
北宋汴京官窑青釉弦纹赏瓶
在明确《北宋官窑》这个概念时，还需明确“贡瓷”和“定烧瓷”这二个词的内涵。所谓贡瓷就是地方官员献给中央朝廷和皇帝的瓷器，具有无偿性。这类瓷器起初在进入宋朝廷的应该是越窑、昌南窑、耀州窑、定窑、后来也包括汝窑、钧窑等。这些瓷窑的瓷器可以肯定的说首先是贡瓷。后来由于朝廷需要和皇帝喜欢才向其中一些瓷窑进行定制所要瓷器。这时定制的瓷器具有有偿性，有命则供，无命则止，平时则以生产商品瓷为主，也不因为北宋朝廷靖康之难的变故而停止烧制。钧台窑在北宋以后仍然烧造瓷器，正好说明其就是非官窑性质。再有；即使在某一窑址发现专门烧造供北宋朝廷使用的瓷器，也只能是说明是应朝廷之命，为北宋朝廷定烧的瓷器，不能就草率的认为这窑址就是北宋官窑窑址。因为民窑的窑主在接受北宋朝廷制瓷任务后，重新选一窑址，专门为完成朝廷定制的瓷器进行烧制，这又何难。但是其窑的性质仍然是民窑，也绝对成为不了所称的北宋官窑，其实南宋人顾文荐在《负暄杂录》中载明“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此处即没有对窑冠以地名。
何以在对北宋官窑瓷器的研究中，在业界会出现如此状况，究其原因有；
一；北宋官窑遗存实物太少有关，据有报道称；在北京故宫藏有的四件北宋官窑瓷器，如需观看研究，须经过国务院总理批准。据曾经被批准观看过北宋官窑瓷器四人中的人称：连我国陶瓷研究的著名专家、编写《中国陶瓷》一书的冯先铭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希望能在当时被批准的四人中转让一个名额让他亲自去看看这些北宋官窑瓷器，最终也未能如愿。
二；北宋官窑窑址未曾被发现，而且在今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发现北宋官窑窑址的可能性甚微。由于世人关注，有人又急于希望解决“北宋官窑”瓷器问题上的悬案，以期有所突破，树立其学术地位，再为了迎合某些地方政府宣传本地文化的需要（其情可谅）及满足世人的期待。在缺乏对北宋官窑瓷器进行严谨、科学、客观的论证情况下，抛开史料和史实。草率提出以某某地名冠之的所谓北宋官窑窑址。实为大不妥，也难以服人。
三；我国现在对窑口、瓷器、器形等命名上，至今仍然没有一套规范的的方法。大多以约定俗成的习惯来称谓，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不会有理解上的分歧。但在某些方面则不然，例如；在北宋时期各地方朝贡给朝廷的瓷器及朝廷向各地瓷窑定制的瓷器应该如何定名？正因为对这些问题没有统一的命名标准和解释。也是引发“北宋官窑“争议的原因之一。
因此我们要首先厘清，什么是窑？什么是瓷？它在命名上有何区别？
在这里所指的“窑”。一是指生产某一类瓷器的地方，是泛指，比如越窑是指在越州这个地区范围内所建窑场和所生产的“所有”越窑类瓷器。二是指窑的性质，比如民窑、官窑。因为一般的窑场都是民间窑场，而官窑则是特指、一般是由官府的管理机构来命名窑，如修内司窑、或直接冠以“官”字来命名该窑，以明确该窑的官属性质，如官窑。
此处指的“瓷器”不是广义上的瓷器。而是狭义上的特指的瓷器；一方面是指在某一时间在某一地点的窑场生产的“某一件器物”。如有越窑瓷器、定窑瓷器之分等。同时由受窑场的性质决定，又有官窑瓷器和民窑瓷器之分。
传统的对瓷器的命名方式一般是；民窑瓷器；朝（年）代加地方窑名加釉色加彩色加器形。而在对官窑瓷器的命名一般是；朝（年）代加官窑二字加釉色加彩色加器形。此为通例。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例外，例如；北宋时期，地方进贡的瓷器和朝廷让地方窑场的烧造的瓷器，这些地方窑的性质肯定是民窑，但专门为朝廷生产的这些瓷器也的确是供北宋朝廷使用的。象这类瓷器的命名应该如何定？拿汝窑笔洗为例；现在有人定名的方法是朝代加地名加官字加窑加器形，那就成了“北宋汝官窑笔洗”。如果按此方法定名；就会有北宋越官窑、北宋耀官窑、北宋昌官窑、北宋定官窑等。这种定名方法显然不妥。“北宋汝官窑”， 首先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北宋时期朝廷在汝州设的官窑所生产的“所有瓷器”。还有一种字面理解是；北宋时期汝州官府设的窑场所生产的“所有瓷器”。史料记载和史实及事实并非如此。主要的问题是；首先在特定的时期内，该“窑”生产的所有瓷器必须归朝廷所有，所有瓷器不具有商品性，而且必须具有无偿性。其实汝窑的瓷器是“供御拣后，方许出售”。二、以地方窑名后綴代表大宋朝廷的“官”字不符合古人和现代人的用词习惯、三，以汝窑的汝字后綴“官窑”从文法上且不论，怎么感觉也是小帽子放在大脑袋上，这种称法在文法讲究的宋代一定会惹祸烧身甚至会咔嚓地。因此，这样的定名方式即不科学也不符合事实又容易引起歧意，因此我以为对这类瓷器的命名方法，应当是；朝代加地方窑名加“官用”二字再加器形，这样的命名就是；“北宋汝窑官用笔洗”。这样即说明了这件笔洗的窑口也说明了官用的属性，又明确了地方窑的性质，也为今后对北宋时期的贡瓷和定烧瓷留下学术研究的空间。
北宋官窑的问题上我认为在北宋时期只存在一个南宋人顾文荐在《负暄杂录》中载明“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而汝窑、定窑、钧窑、耀州窑、昌南窑、越窑等，在北宋时期均属于贡瓷或定烧的瓷器的性质。本文认同以上诸窑在中国的瓷器发展史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向创造和传承中华文明的先民们致以崇高敬意。
作为一名古瓷业余爱好者以为；学术研究的本质是对事与物进行解疑答惑，能更深刻的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或更接近历史真实。尤其是在对我国古代瓷器的研究，任何创新都离不开史料和史实这么一个前提基础。希望我国的学者，做到前不负古人，后无愧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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