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写到这里，该说的都说了，本该打住。但是，意犹未尽，说几句题外话吧，不过这跟本文的主题已无太大关系了。我想说的是丁甘仁先生的不足之处。
毫无疑问，陈老对他的恩师丁甘仁先生是赞颂有加的。但是，如果有怀疑精神并独立思考的话，我想或许反而能从文中窥见丁先生的缺陷。
首先，丁先生的“套方”就很令我狐疑。作者说，丁先生一上午看五六十人，他有一套成熟的处方，且形成一定规格，第一排三味药为主药，抄方者抄熟了，见前三味药，下面的药即能开出，故看病速度极快。“虽然时有‘相对斯须，便于汤药’的情况，但因这套处方经过千锤百炼，因此卓有显效。”因为在现实中，我的确看到有些名老中医用自己的一套方剂，但疗效并不足称道，故颇不能相信“卓有显效”的说法。
作者接着说，当时各种传染病几乎都纯以中药治疗，确有不少死亡者，但救活的多，死亡的少。这话我愿意相信。可是隔了几页，又说当时氯霉素尚未发明，不论中西医，肠伤寒死亡率均较高——这“多”、“少”、“较高”，不知该如何理解——并说老师教导：此病“治疗效果很慢，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以守为主，不宜攻伐”。于是，就算病人治好了，也是皮包骨头，头发全脱，恢复甚慢，少则半年，多则数年才能复原。于是有了我在前文中介绍过的陈老打破常规的方法。
这里还可以插一段陈苏生先生的回忆。这另一位陈老在《名老中医之路》中也有文章，也提到了肠伤寒。当时苏生先生已经“头角峥嵘，薄负虚名”，其姨丈患肠伤寒，延聘当时的大名医诊治，方案相当漂亮，却不幸病故。不久，大表兄与二表兄也相继患肠伤寒，虽都请名医诊治，引经据典，可都接连亡故。为寻找真理，后来苏生先生拜祝味菊先生为师，接受了祝老的理论，“一一付诸实践，果然有其兑现的价值”。这段故事，虽为个案，但似乎颇能说明当时肠伤寒死亡率之高。而参与诊治苏生先生亲戚的大名医，虽未明言是哪几位，但我想大概其用药也不出三仁汤、甘露消毒丹等时医之法吧。
再比如，前文提到过的，陈老大儿子患麻疹内陷，病情危重，同窗好友用方皆不见效。以及向由川来沪名医学习用附子之法。我想，这些事例多多少少都能说明，丁先生在某些传染病方面经验有不足之处，在麻黄、附子的运用上也有缺陷吧。
本来文章理应结束了，何以我再添上这段非议前贤的文字呢？其实我想说的是，读书，既要读出好东西，积极地吸取前人的宝贵经验，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前人不足之处。通过阅读其他书籍或文章，来弥补这些缺陷，做一个独立思考、博采众长的杂家。
其实，跟老师抄方也是如此，既要学老师的好东西，也要看到老师的不足，要懂得扬长避短，这样才可能超出老师，医学才可能进步！
文章说明一个重要问题：像传染病之类的特异性感染病症在特异性抗感染疗法发明以前任何疗法效果都十分有限，中医是“整体地非特异性疗法”，因此它过去、现在、将来都应该是治疗特异性感染的“甘拜下风”者，任何幻想寻觅中药特异抗感染成分的行为都可能是水中捞月。愚意绝不是否定中医，而是力主要永远高扬“中医非特异治疗原理的大旗”，要坚决与“以西解中”（中药西药化研究另当别论）的错误思路揖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