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临床误诊误治并非少见，如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为后车之鉴，无疑是有意义的。笔者通过对古今一些误诊病案的分析，对引起误诊的思维方法，提出以下四点粗浅的看法。
1 四诊不备，主观臆测
正确的诊断来自对疾病的真切的了解，中医历来强调“四诊合参”的重要性，王学权《重庆堂随笔》说：“望、闻、问、切，名曰四诊，人皆知之。夫诊者，审也。审察病情，必四者相合，而可断其虚实寒热之何因也。”
有的医务人员忽视“四诊合参”的原则，错误地把四诊割裂开来理解，不愿作周密详细的调查，不求完整的掌握材料，而是抓住一鳞半爪的资料，片面夸大自己的主观印象，妄下结论，因而造成了误诊误治。
如《本草纲目》载：一老妇年60余，病溏泄已5年，食油物生冷犯之即作痛，前医皆以年老久泄，腹痛频作而误为脾虚气陷滑脱不禁，迭服“调脾、升提、止涩”等药，药入腹则泄反甚。后延时诊治之，诊其脉沉而滑，四诊合参，此乃脾胃久伤，冷积凝滞所致，法当以热下之，则寒去利止，遂用蜡匮巴豆丸药50丸，与服二日，大便不通亦不利，其泄遂愈。
2 拘于现象，忽略本质
疾病的发生发展，一般总是通过若干症状而显示出来的，但这些症状，只是疾病的现象，还不是疾病的本质，本质隐截在现象之中。《丹溪心法》谓：“欲知其内，当以观乎于外，诊于外者，斯以知其内，盖有诸内者，必形诸外。”在临床上本质和现象并不都是完全相符的，在疾病发展的一定阶段，还可出现一些与疾病性质相反的假象。如“至虚有盛候”“大实有羸状”，这就为确诊带来了困难。
因此，就需要我们医生运用正确的理论思维，审察鉴别，精心探究，去伪存真，以找出疾病的本质，否则必犯“虚虚实实”之戒，正如《内经》所言：“知标本者，万举万当，未知标本是谓妄行。”而在临床工作中，被现象所迷惑发生误诊的事也是常有的。
如喻嘉言治徐国珍一案：患者伤寒六七日，身热目赤，索水到前，复置不饮，异常大燥，门牖洞启，身卧地上，辗转不快，要求入井。表面看来一派热象，一医者急欲治以承气汤。喻诊其脉洪大无伦，重按无力，见其素水到前又置而不饮，乃曰：“是为阳虚欲脱，外显假热，内有真寒。”认为徐氏的病是真寒假热证，处方用大温大热之剂，二剂热退而安。
3 师古泥古，墨守成规
疾病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只有审机察变，辨证施治，方能无误，若执一定之方，以应无穷之证，未免虚虚实实，损不足而益有余。
徐灵胎曾说：“欲用古方，必先审病者所患之证，悉与古方前所陈列之病相合，更审方中所用之药，无一不与所观之症相合，然后施用，否则必须加减，无可加减，则另择一方。断不可道听途说，闻某方可治某病，不论其因之异同，症之出入，而冒然施治。虽所用悉本于古方，而害益大矣。”
这种师古泥古，墨守成规，不随着症情变化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思维方法也是造成误诊误治的原因之一。
曾治某女，2年前因偶食冷饭，遂呃逆不止，迭经中西医治疗罔效。证见呃声高亢而频，面色晦暗，舌苔黄厚，舌尖有紫点，脉弦紧。未加详辨，即从呃逆套法套方，投大剂旋覆代赭石汤，以降逆止呃。然3剂无效，症状同前。二诊再辨脉舌，忽有所悟，改投血府逐瘀汤，竟1剂获愈。
4 轻视辨证，盲目崇西
当代中西医两门学科的结合为中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途径，但我们应当注意到中西医是分属于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有着不同的思维方法，辨病是西医之长，辨证是中医之长，西医着眼于局部病理变化的“病”，与中医概括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结果的“证”是两个不同的医学概念。
但有些医生，单纯用西医的观点和思维方法去研究中医，忽视它们之间所具有的本质的区别，把西医的“病”与中医的“证”这两个不同的医学概念混为一谈，对病证不加以本质的联系，而以西医的“病”硬扣中医的“证”而立法选方，如高血压--肝阳上亢--平肝潜阳，炎症--火毒--清热解毒等，从而使临床思维狭窄僵化，违背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因而也就很容易在临证时造成误诊误治。
如某患者，男，70岁。舌边灼痛2月余。某医院诊为舌炎，曾用青霉素、维生素之类治疗无效。改中医诊治，某医一见炎症，不加辨证，即投清热解毒之剂，药后毫无效验，且病势日益加重。患者乃延医治之，症见舌之两边灼痛如火烤，需要用冷水漱口，以减轻其痛楚，颜面潮红，头常烘热，心烦不寐，口干燥，大便调，尿清长，舌红、边起刺，苔薄黄，脉细数。
此属真阴亏损，肾水不足，阴不维阳，命火失敛，龙火上腾，治当遵“甚者从之”之旨，滋肾壮水，引火归原，方用六味地黄汤加肉桂，取其同气相求，引火下行，归于命门。服药6剂，诸症告愈。
误诊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主观因素外，还有许多客观因素。以上四个方面的误诊思维及其表现，仅为例举，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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