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做了不道德的事，后人为什么千方百计替他开脱？

后人见圣人做了不道德的事，就千方百计替他开脱，到了证据确凿，无从开脱的时候，就说书上的事迹，出于后人附会。

李宗吾这样的论说，让我们民族性中的这种可爱与不地道的一面暴露了出来。我们这种内向型的自我保护意识形态还是很明显的。

当然，这样的自我保护意识形态中也就再一次把我们的“面子”情结给呈现了出来。这样的情结，有时候可能确实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好处，但是，这样的情结，无疑又给我们民族性格中，多增加了一些依赖性与苟且偷安的特性。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民族性格中，时不时有着为了保护自己心目中的偶像，而不敢，或者说是不愿面对事实地自欺欺人。这应该说是我们民族性格中的软肋。

这样的民族性的可恶之处正如李宗吾在其著作中所说：中国人民，受了数千年君主的摧残压迫，民意不能出现，无怪乎政治紊乱。中国学者，受了数千年圣人的摧残压迫，思想不能独立，无怪乎学术消沉。

李宗吾的特立独行，也在于他的这种敢于横刀立马，剑指上层建筑，并能击中要害。因为这是有着他生存的历史背景的，要是这样的话放当代话语权比较宽松的学术领域中来看，似乎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来的。

而他所生存的是一个基本上难以把下面的意思往上传达的社会，也就是说，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从上边压下来的。

而这样的安静，是可怕的，尤其是对一个民族来说，更是一个可怕的噩梦。

因为这样的混沌，其下场就是一场血泪史的书写。所以，我们古人也作诗句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在学术界，不是“圣人”说的，就不敢说，或者是把这种真正原创性的见解当作不严谨来看待，这样的审美中，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正在玩着“掩耳盗铃”式的把戏，把我们的警钟给遮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