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见圣人做了不道德的事,就千方百计替他开脱,到了证据确凿,无从开脱的时候,就说书上的事迹,出于后人附会。
当然,这样的自我保护意识形态中也就再一次把我们的“面子”情结给呈现了出来。这样的情结,有时候可能确实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好处,但是,这样的情结,无疑又给我们民族性格中,多增加了一些依赖性与苟且偷安的特性。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民族性格中,时不时有着为了保护自己心目中的偶像,而不敢,或者说是不愿面对事实地自欺欺人。这应该说是我们民族性格中的软肋。
这样的民族性的可恶之处正如李宗吾在其著作中所说:中国人民,受了数千年君主的摧残压迫,民意不能出现,无怪乎政治紊乱。中国学者,受了数千年圣人的摧残压迫,思想不能独立,无怪乎学术消沉。
而他所生存的是一个基本上难以把下面的意思往上传达的社会,也就是说,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从上边压下来的。
而这样的安静,是可怕的,尤其是对一个民族来说,更是一个可怕的噩梦。
因为这样的混沌,其下场就是一场血泪史的书写。所以,我们古人也作诗句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在学术界,不是“圣人”说的,就不敢说,或者是把这种真正原创性的见解当作不严谨来看待,这样的审美中,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正在玩着“掩耳盗铃”式的把戏,把我们的警钟给遮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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