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人
"说话"是宋代的一种曲艺，"口说古今惊听之事"，与今天的说书相类似，是流行于宋代的一种市井技艺。
宋代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市场体系完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时代，也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宋代的农业生产无论是规模还是产量都大大提高，手工业也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商业繁荣，各行各业的分工也越来越细。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中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市民阶层，他们脱离了传统的农业劳动，拥有一定的商品消费能力和文化娱乐需求。
开封和杭州做为两宋时期的特大城市，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以它们为代表的宋代大城市中，遍布着各类勾栏瓦肆，它们既解决了市民的文化需求，也为各类艺人提供了舞台。在这些大城市中，持续了千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模式被打破，唐代之前城市管理中的市坊制被推翻，夜市也开始出现，市场变得更加活跃。这些制度上的改变，使得宋代的城市不但商业有了更大的发展，也使得城市的消费空间被大大拓宽，市民不仅仅满足于物质上的需要，对精神文化上的需求也更加强烈。
宋代的城市
"讲故事"这个职业，在中国出现的得早。古代权贵好以侏儒为倡优取乐，所以最早的讲故事的人，一般都是身材不高的侏儒，称为"俳优侏儒"。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载，秦始皇手下就有一个名叫优旃的侏儒，善于讲故事，并且将深刻的道理融入故事中，在讲故事的同时对皇帝提出谏言。秦始皇曾想要将从函谷关到雍县和陈仓的广大区域都用来作为自己的猎场，优旃对秦始皇说："大王多养些麋鹿在里面，敌人来侵犯时，让麋鹿用角去抵挡敌人，保证足以应付。"秦始皇于是停止了扩大猎场的计划。
从魏晋南北朝时开始，"说话"逐渐成为民间百戏中的一个专门化的技艺，其内容也从最初的讲短笑话和奇闻转变成以民间故事、历史故事甚至现实故事为主，讲述市井百态，越来越贴近人民的生活。
到了唐代，"说话"的内容多为三国故事为主的历史类和才子佳人的爱情类以及鬼怪志异故事，而三国故事是最受欢迎的。安史之乱后，唐玄宗退位，一个人幽居冷宫，便常以听三国故事打发时光，每每听到刘禅亡国后"乐不思蜀"，便黯然泪下。李商隐也有一首诗描写了一群贵族女性听三国故事后，在相互交流中"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场景，说明在唐代，"说话"还仅仅是流行于上层社会的一种休闲方式，但是已经开始慢慢走向成熟。
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之后，建立了一个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新的王朝。由于城市的繁荣和工商业的发展，市民阶层开始涌现，这些人在追求物质文化的同时，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很大。他们文化水平有限，对吟诗填词也不感兴趣，他们需要的是市民阶层的快餐文化，喜欢有生动故事情节和生活内容的故事给他们带来感官上的享受。"说话"正是在这种下为迎合市民阶层的需求而发展繁荣起来的一种艺术形式。
有人的地方就有故事。鲁迅先生认为话本小说就是在"说话"这种艺术形式的基础上形成的，是"说话"的文学底本。
宋代说话
宋代《都城纪胜》记载："凡傀儡敷衍烟粉 灵怪故事、铁骑、公案之类，均有话本，或讲史，勤务作杂剧，大抵多虚少实"，这些本子都是用通俗的语言写好的，讲的是"古今惊听之事"。
"说话"的素材，很多来自对前人故事小说的改编，比如《太平广记》、《山海经》、《夷坚志》就是被用得最多的素材。这些前人的志怪小说为"说话"的艺人提供了故事兰本，但艺人们并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在熟读里面的故事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改编。这种改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将书本语言改编成通俗的语言，而是适当对里面的内容进行改编。如果不改编书面语言，在"说话"时必然会有一部份听众无法听懂，"说话"的艺术渲染力便会降低；而如果不进行内容上的改编，一是很多故事没说就有人知道结局，缺少悬念；二是那些笔记小说一般内容比较简短，虽然有一定的起伏性，但戏剧性和曲折性等艺术表现力不足，也不能吸引听众。
一般认为《醉翁谈录》的作者罗烨就是宋代的"说话"艺人。这本《醉翁谈录》记载了许多从《太平广记》和唐宋其他传奇小说书籍里面内容改编出来的故事，是宋代小说﹑戏曲和其他通俗文学的重要研究资料。它包含了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杆棒﹑妖术﹑神仙等八类故事，其中的《红蜘蛛》《三现身》《十条龙》《拦路虎》《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都是宋代"说话"艺人表演的常用故事，是他们根据市场需求，专门精选之后重新编写的底本故事集。
说书俑
宋代"说话"中还有一个大类就是爱情故事，一名艺名叫"皇都风月主人"说话人将这一类故事进行了编辑，收录在他的《绿窗新话》之中。这本《绿窗新话》共2卷，154篇，是在前人传奇、野史笔记的基础上改编和完善的。其中的《刘阮遇天台女仙、《玉箫再生为韦妾》、《崔生遇玉卮娘子》等等以讲述男女神鬼的爱情和文人才女的轶事为主，并用艳词亵语点染其间，更加符合普通老百姓的口味。
《绿窗新话》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上面的故事，只有故事梗概，并没有详细的内容。这是因为每个"说话人"的风格不同，《绿窗新话》只是指导性的提纲，有让每个艺人自己发挥的余地，这就使得每个说话艺人都能与其他艺人有区别，形成自己的风格。
宋代"说话"艺人的正式称谓叫"话伎"，也可以称为"书生"，当然这个"书生"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书生是两回事。他们大多是屡试不第的读书人，对讲故事有着极大的兴趣，也为了在城市中谋生，才加入这个队伍的。
说话人表演
做一个"说话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要熟读各类故事，将其融会贯通，能够"只凭三寸舌褒贬是非，略咽万余言，讲古论今。说收拾寻常有百万套，谈话头动辄数千回。"所以一个优秀的"说话人"，要求腹中有万卷书，能够博闻强记，他们被称为"书生"，是名至实归的。
"说话人"中，也有一批为宫廷服务的特殊的艺人，他们的称谓叫做"宣教"或者"保义"，这是朝廷因为他们的水平高超而赐给他们的一种职位。南宋时有一位叫李细的说话人，因为长期为宫廷表演而深得宋孝宗的喜爱，被封为"承义郎"，这可是朝廷正式的从八品官职。
也有一些"说话人"是从其他行业转来的。有一些其他行业的从业者，或者是生意不好做，或者是在长期听故事的基础上对讲故事产生了热爱，又或者是"说话人"的子侄继承技艺，转而投到这个行业的。留下来的宋代史料证明，在宋代"说话人"算是一个收入不错的职业，也是一个新兴的职业，一个优秀的说话人的收入要远远高于一些小商小贩，社会地位并不低下。
还有特殊的一些"说话人"是寺庙的僧人。他们并不是每天都讲故事，大多在寺庙特定的日期登台，所说的故事，多以佛经故事为主，劝导人信佛拜佛，用佛教故事宣传佛教经义，引导民众信奉佛教，虔诚向佛。他们的身份是僧人，又是僧人中的"说话僧"，具有特殊的双重身份。
宋代社会风气比较开放，还出现了许多女性"说话人"，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这些女性"说话人"按不同姓氏称为"某娘子"，她们服务的对象以达官贵人的女眷为主。因为听故事不分男女都喜欢，而达官贵人家的女眷一般不愿意与普通老百姓挤在一个小小的场合共同消遣，所以她们喜欢将说故事的人请到家中来听。显然，女艺人与女眷们接触更加方便。这些女艺人不但要与男艺人一样掌握丰富的故事，还要求容貌端庄，举止有礼，不得讲淫词艳语，防止小姐太太们学坏。
虽然艺人人收入尚可，佼佼者也能与上层阶层取得联系，甚至还能封官，但这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说话人"的社会地位是在士农工商之下的，社会整体还视他们为"倡优"，属于下九流之一的戏子，一般正经人家是不会允许儿女们去从事这个行业的。
我们说过"说话"的内容，但是"说话"是社会意识的产物，是一种娱乐商品，体现的是一个时代的审美情趣。它不同于文学作品，它要迎合听众的需要，因此它需要表现的，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情感。
英雄故事是说话的主要内容
无论是人鬼奇缘，还是世间百态，或者离奇的悬案，威武的英雄，都是老百姓喜欢的内容。而故事中的生命、爱情、贫富、公平正义，都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突出的宋代普通群众所关心的。在群众想要得到的公平正义和贫富平均而不得的时候，他们需要英雄或者神仙来满足他们的心理幻想，满足听众的情感需求。
"说话"是一门语言的艺术，它不同于读书，说过后是不能再查找的。也就是说，如果听众走神，错过了一段内容，至少当时是不可能再回过去听的。这就要求"说话"必须时时抓住听众的心理，用离奇曲折的内容和悬念来吸引听众，要有很强的传奇性，才能引人入胜。
从听众角度来说，每个人的经历不同，喜好各异，知识水平也千差万别，但他们都是"说话"的受众，所以"说话"必须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听众群体。也就是说，"说话"要有很强的文化包容性，让不同层次的听众都能听得津津有味。这就对"说话"这门艺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宗教文化、神灵文化甚至异域文化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老少咸宜。
从宋代开始，城市中出现了专业的文化娱乐场所，这就是勾栏瓦舍。它是固定性、专业性的娱乐表现场，也是服务性行业的集中地。
勾栏瓦舍
"瓦舍"之义，就是来如瓦合，去如瓦解，是一个易聚易散之地。每个城市都有这样的场所，是市民休闲的理想地点。以杭州为例，据《武林旧事》记载，杭州有瓦舍十七处，这些都是经过政府登记的正规的瓦舍。其他私人私下开设的，更是林林总总，无法统计。
瓦舍通常是一种有围墙的剧场，收费入场，里面有戏台、看棚和雅座，能提供包括"说话"在内的戏剧、猜谜、皮影、傀儡戏等各种表演，也能提供茶水、叫外卖等延伸服务。
"说话"的另一个重要演出场所是酒楼茶肆。这里人流量大，需要短平快的快餐文化。一些酒楼茶馆为了招揽顾客，往往会与"说话"艺人签定合约，让他们从事固定时间的演出。还有一些小茶馆酒店，也会欢迎一些流动的"说话"人来到店里表演，甚至还为他们提供茶水饭食。《水浒传》中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救下的金氏父女就是流动的"说话"人。这说明在城市中，无论大小酒店茶楼，"说话"的身影始终活跃其中，为人们提供精神上的需求。
"说话"艺术是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伴随市民阶层的崛起而发展出来的一种大众文化形式，它的兴亡与社会的发展水平是有极大关系的。马克思说过"艺术的繁盛是同社会一般发展成正比的"，正因为宋代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为文学艺术的繁盛提供了舞台，所以宋代灭亡后，"说话"这种艺术形式也陷入了低谷。
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说话"不仅丰富的是宋代人民的业余生活，还对中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产生了重要贡献。元代的戏剧和明清的小说都借鉴了"说话"的一些艺术特点，"说话"是中国叙事文学的奠基者之一。
现代说书人
宋朝之前的小说与传奇记事较为简单，用笔精练，而从宋代开始，文学开始注重写实性，学会了以生活为创作素材，描写不同层面市民阶层的生活状态。有些"说话"故事较长，是分成多天表演的，因此"说话"开了章回体小说的先例，将长篇故事用回目分割开来，在讲述的关键时刻戛然而止，为听众留下了许多悬念。明清的章回体小说，包括四大名著，都借鉴了"说话"的这个特点，这是文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
"说话"也是通俗文学的先驱。它的受众是芸芸众生，大部分是下层市民。所以他们必须走通俗化的路子，贴近市民的生活，创造出"下里巴人"的通俗文化。在这种文化的传播中，"说话"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讲叙，也潜移默化的向普罗大众宣传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知识，提升了市井大众的文化和精神境界。
今天"说话"这个词虽然有了不同的含义，但这种艺术形式并未消亡。今天的评书和相声中，就有"说话"的影子。它们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去了解，去欣赏。
参考资料：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冯元君《说话艺术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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