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同学术观点、流派以及研究取向之间的互动争辩，极大地促进了新中国的学术繁荣。在考古学界，即存在着以夏鼐为代表的“实证派”和以苏秉琦为代表的“理论派”。他们之间不同的学术理念，特别是对新中国考古学的不同思考，引发了不同的考古学研究取向和学术实践。
一、考古学“中国学派”引出的问题
《夏鼐日记》第9卷中有几则材料谈及对考古学“中国学派”的看法。可以看到，夏鼐及安志敏、王仲殊等人并不赞同苏秉琦言及的考古学“中国学派”的提法。然而早在1960年，夏鼐就已经提出：“我们要继续贯彻总路线，以求多快好省地早日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考古学体系。”所谓“中国考古学体系”，与“中国学派”的提法并无实质区别。而且，上引3月13日《夏鼐日记》清楚表明，即使苏秉琦使用“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一词，夏鼐也表示异议。1984年，夏鼐明确提到建立“马克思主义体系的中国考古学”：“我们从前曾号召要建立马克思主义体系的中国考古学，但是现在仍是不能认为已有这样一个体系。”显然，双方的分歧不在提法上，而在内涵上。即使相同的提法，也难掩内涵的歧义。
这一点，从《夏鼐日记》的字里行间，可以窥见端倪。很明显，夏鼐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中国考古学”内涵，有其不同于苏秉琦的理解。对此，多年以后苏秉琦还认为“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夏鼐去世十年后，问题不再“敏感”，苏秉琦开始积极呼吁建设“中国学派”，等于回答了夏鼐等人为什么不同意苏秉琦等人所提出的“中国学派”问题。
苏秉琦所谓“中国学派”，实际上是指他的区系类型理论。夏鼐等人之所以不赞成，根源即在于此。夏鼐与苏秉琦之间学术见解和观点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夏鼐在世时，苏秉琦等人不愿在公开场合高调宣扬自己的观点。据前引夏鼐1984年3月13日日记，在苏秉琦谈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已初步形成时，夏鼐问过这与所谓“中国学派的考古学”是否一回事？所谓“特色”是体系特色，或仅只内容是中国材料，犹是中国特色的历史，即中国史？苏秉琦回答是后者。通过这个回答，可以看出苏秉琦与夏鼐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
二、“中国学派”的理论特征
显然，夏鼐不是不赞成建立中国的考古学体系，只是不赞成苏秉琦提出的建立在其区系类型理论上注重谱系研究的“中国学派”。这是两种学术理念的分歧。他们二人分别代表着实证和理论两种不同的学术传统和取向。“即物以穷理”的夏鼐实证学派多采用归纳法，像乾嘉考据派；而“立一理以穷物”的苏秉琦理论学派则倚重演绎法，具有义理派的“雕龙”风格。
苏秉琦一生都热衷于创立和发展各种各样的理论学说。由于他所有的理论似乎都是对进化论的贯彻与实践，所以看上去像是进化论思想的一个个升级版。从20世纪40年代末发掘宝鸡斗鸡台遗址开始，他就开始将进化论运用在陶鬲的类型学分析上。正是模仿蒙德柳斯（又译作孟德鲁斯）建立北欧青铜斧和青铜剑的谱系，苏秉琦运用进化论建立了中国陶鬲的谱系，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将蒙德柳斯类型学理论运用于考古器物研究。80年代以后，苏秉琦发展出“两论”，即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道路理论。区系类型理论初看上去似乎只是一种传统的历史方法，即时空观，但实际上仍是进化论的贯彻与升级。而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道路理论则是将进化论在更大范围内运用的结果。
运用进化论对考古材料进行分期，由此几乎成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的全部内容。所谓全部，是指最基础和最经典的考古学研究，都是在进化论指导下进行的。所有的考古学简报或报告，除描述外任何研究都可以不做，但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分型分式却一定要做，即便是描述，也要按照分型分式的原则进行。被认为最经典的考古学研究或最理想的考古学研究范例，都是建立在进化论上的器物分期和分类研究。
从简单到复杂、从具象到抽象等一系列基于定向发展的“进化论”认识，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尤其形成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考古学研究取向的主要特征。而严文明则称其为“型制发展的逻辑序列”，严文明甚至认为这种逻辑关系有时比单一的地层关系还要可靠。在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他们所绘制的“进化”图示及其逻辑演进关系，也就是器物谱系，都没有地层学支持，所以他们的类型学更多是一种理论（主观），而非方法论（客观）。做出一套像蒙德柳斯的青铜斧、青铜剑或青铜扣针一样的器物进化演变序列，从而对遗址遗物进行分期断代，这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理想范式，同时也是中国考古学家的梦想。
20世纪90年代初，苏秉琦还对他的区系类型理论抱以乐观态度，信心十足。但事实上不要说秦汉以后的中国，就是商周以后的中国考古学研究，都是在二重证据法指导下进行的，而与区系类型理论毫无关系。苏秉琦将区系类型设想为具有普遍价值的理论，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每每受挫，地方文化的个性及演化特点在区系类型研究中无法彰显，文明的多样性不能体现，所以21世纪以来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不得不运用历史主义或文明进程研究，甚至“多元一体”以及“重瓣花朵”的理论作为弥合。
历史主义的提出本身正是对区系类型理论学说的反动。前者强调个案特性研究，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应按历史的本源和真实进行研究；而后者则注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宏大理论。进化论本来是研究变化的理论，是一种动态的理论（Dynamic theory），然而区系类型理论中的“分区”、“分系”，却是铁板一块，缺乏文化的弹性与互动，特别是当研究对象是狩猎采集文化、游牧文化以及高原地区或走廊地带的新石器文化时，由于陶器的缺乏，区系类型理论便显得捉襟见肘了。区系类型理论中的“区”（空间），完全是一个静态的区分，所以当我们研究那些流动性很大的考古学文化时，“区”的概念往往难以落实；“区”的概念不能落实，“系”也就无从谈起。对于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无法也没必要运用区系类型理论。此外，区系类型理论的僵化还表现在其封闭性上。一个地区的区系类型一旦确立，便很难再进行修正和改动，任何一个区系问题的改动都会影响整个文化的时空框架，尤其是在单线进化（Linear evolution）的范式中。实际上几乎所有运用区系类型理论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都感觉到这个理论中分区的死板与僵硬，所以作为弥补，近年来“文化互动”便成了热门话题，而“互动”中所必然使用的文化因素分析法，也就成为弥补区系类型理论缺陷的主流方法论。到90年代末，苏秉琦终于也意识到区系类型理论的缺陷，他针对区系类型理论的僵化缺陷，提出“动态考古学”的观念。这里所说的“动态考古学”显然是针对他静止和僵硬的文化分区概念而言，但如何“动态”？似乎苏秉琦仅仅注意到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互动，但是否存在着像过程考古学所鼓吹的那种人与环境的互动，即现今非常流行的术语“人地关系”？苏秉琦显然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没来得及进一步阐明和发展他的“动态考古学”便去世了。不过答案早就是现成的，欧洲柴尔德和北美纪德（Alfred V.Kidder）的历史—文化学派同样的文化时空框架理论中，早就考虑到“动态”问题了。
如果说“区”的问题是静止和僵硬，那么“系”的问题更麻烦。如果“系”仅仅是“条条”，也就是考古学文化的编年的话，问题倒也简单。然而“系”需要正本清源，辨析源流，如果没有相应更为系统的理论和方法论，仅凭单线进化论是做不到的。
无论自然进化还是文化的进化，都不是阶梯式直线进行，也不仅仅是渐变，而是树状复线发生，有继承（遗传）、有渐变（自然选择），也有突变，还有漂变。如是，才能解释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如果区系类型仅仅是一种时空概念，运用和操作起来就会简单和容易得多，但若加上谱系研究（进化论的渐变），原来划分好的区系类型顷刻间便会土崩瓦解，或者区系类型的划分根本无法进行。建立在区系类型理论上的谱系研究只注重自身逻辑体系的建设和自圆其说，亦即研究者所认定的时空框架的确立，而这个所谓的时空框架与历史的真实毫无关系，更不可能用这种主观的认知体系去实现复原历史这一考古学的终极目的。作为苏秉琦的学生，俞伟超道出了类型学的本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类型学的这种研究，就方法论本身最基本的能力来说，主要在于能够找出物品形态变化的逻辑过程，而不一定是历史的具体过程。”
三、实事求是，以征实为指归
夏鼐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式无疑属于实证学派。夏鼐对胡适、傅斯年等以征实为指归的汉学考信方法也非常推崇，认为“他们那种搜集、鉴别和排比史料的方法方面，仍有许多可供我们参考的地方”。所以徐苹芳认为夏鼐如同傅斯年、李济、梁思永一样，是一个既受过乾嘉学派训练，又接受过西方科学训练的学者。
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之后，各个学科，尤其是人文学科，争相引用进化思想。从这一学术背景可以看到，中国考古类型学作为一种表现年代关系的分类学，同样也是在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影响下开始起步的。实际上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整个20世纪都是达尔文进化论风行的100年，即使不同意进化论，至少也得围绕着或涉及进化论。1930年夏鼐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针对进化论的。即便夏鼐认为进化论是正确的，也绝不盲从。
考古学是一门实证学科，它需要的是事实而不仅仅是推论，这便是夏鼐不同意苏秉琦“中国学派”的根本原因。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区系类型理论没有原创性。早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历史—文化学派的领袖，柴尔德便提出该学派具有代表性的镶嵌拼图或马赛克理论。柴尔德认为文化的时空框架更像是一幅复杂的镶嵌拼图或马赛克。这个文化时空的镶嵌拼图的建立不是基于超验的分析与推理，而是基于经验与实证。
柴尔德在这里之所以强调不能简单地根据进化论来建立考古学的时空框架，而需通过地层学等经验材料来确立，除了出于实证主义的理论研究范式需要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来自生物学和自然界的进化思想是否可以运用于人文历史或社会文化，一定要有一个验证的程序来检验，因为生物和自然的进化过程是不可逆的，而人类社会和历史文化的发展往往会出现回潮和复辟等现象，是可逆的。前面谈到苏秉琦认为陶鬲的三个袋足功能退化后大约在孔孟时期演变成圜底陶釜，但后来的考古学发现证明，新石器时代初期圜底釜就已经出现了，譬如距今12000年前的甑皮岩遗址的圜底釜，而且距今6500年之前，华北平原就已经存在着一支独立的圜底釜系遗存，它的突出特征是以圜底釜和支座作为复式炊具。这说明要么苏秉琦关于陶鬲的三个袋足功能退化后大约在孔孟时期演变成圜底陶釜这一推论完全是错误的，要么所谓孔孟时期的陶釜只是对早期陶釜的延续，或者也有可能是对新石器时代陶釜的复辟和回潮。要确定具体是哪种情况，则完全需要来自地层学等经验材料方面的支持。
在夏鼐眼里，苏秉琦的区系类型理论就是来自以柴尔德为代表的旨在建立时空框架的历史—文化学派考古学，甚至在理论上尚不如人家完善，何以称为“中国学派”？对蒙德柳斯的铜斧、铜剑以及铜扣针进化序列，夏鼐也认为仅仅是一家之论而已。在国际同仁眼中，中国考古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特征的；夏鼐也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
表面上看苏秉琦只管做自己的类型学，而事实上最终还是用自己的语言重复了一遍“社会进化法则”。在苏秉琦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历史和考古是三个互不相关、毋需交集的学科。在三卷《夏鼐文集》中，提到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或尊重客观事实的原则和学风的语句不下20处，举凡讲话回顾和展望中国考古学，必然提到实事求是或尊重客观事实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和学风。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夏鼐眼里更多是一种与乾嘉学派“无征不信”或新史学派以征实为指归并行不悖的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原理。在夏鼐眼里，马克思主义作为考古学研究的理论方法论，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同样，考古与历史更是“一驾马车上的两个轮子”，与以文献为研究对象的狭义历史一样，同属于历史学科。二者也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复原历史。特别是对于历史时期的考古学，“尽量采用考古实物和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二者联系更为紧密。
除了理论方面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主张外，对于考古实践，强调自然科学的务实风格，夏鼐当然也就继承了朴学重视技术和考究细节的实证传统。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田野发掘、现代技术的运用、百科全书式覆盖的研究领域。
结 语
夏鼐和苏秉琦都是20世纪下半叶新中国考古学的创始人，特别是夏鼐，从理论、方法、技术、实践，包括各种规章制度等各个方面，对我国考古学都产生过巨大影响，但一直被严重低估甚至忽略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评价。1985年夏鼐去世后，原来一直相互受制发展的考据与义理突然失衡，完全朝着义理的方向发展，苏秉琦的考古学思想与理论完全替代和淹没了夏鼐，以致形成一家独大的“苏秉琦时代”。按照相关说法，苏秉琦的考古学理论不仅是新中国考古学取得巨大成果的原因，而且还将成为以后考古学深化发展的指南：“在尚未出现能够超越或取代'苏秉琦学术思想’的新的理论学说以前，中国考古学仍然处于'苏秉琦时代’。”然而，这些提法不尽符合历史和学术史事实，同时不利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更不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向。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齐泽垚/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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