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士陵与吴大澂将碑派书法风格上升到更高境界！

经过清代前期的酝酿和中期的突起，从道光后期开始，碑学从理论到技法都已趋于成熟，遂产生出一批从作品风格到审美追求都与帖学传统截然不同的碑派书法大家，而在普通学书者中，则更是众口一词，风靡而从了。

吴大澂(1835——1902)，本名大淳，后为避穆宗载淳讳而改大徽，字止敬，又字清卿，号恒轩、意斋白雲山樵等,江苏吴县人。同治七年(1868)进士，历任编修,陕、甘学政，河南河北道员，太仆寺卿,太常寺卿,通政使，左都御使广东湖南巡抚等职。曾参与东北的边疆防御,勘定中、俄边界，与日本签订和约及中法中日战争亦文亦武。又积极参加洋务运动，在吉林办兵工厂，在湖南发展工业。致仕后出任上海龙门书院山长，卒于苏州。受家庭影响，吴大澂生酷好收藏研究文物古董，即使是公务繁忙,戎马倥偬亦从未间断，是晚清著名的金石考古学家,著述丰富。

在潜心研究铜器铭文，玺印和先秦文字的同时，吴大澂在篆书，特别是金文书法的实践上也取得很高声誉。他写金文已不是简单的临摹铜器款识，而是进一步在研究辨认的基础上,将金文的字形结构规范统一，使其便于掌握运用。同时以写小篆的笔法来书写金文，变烂漫为整饬，化斑驳为光洁。

这种审美取向既反映出一个学者的严谨与冷静，同时也体现了封疆大吏动辄楷模后学的习惯本色。以这种身份和胸怀游戏于翰墨，在初衷和效果上自然与落魄文人和山林逸士的极力表现自我，抒发性情有所不同。其作品用笔稳健瘦硬，结体方正匀称给人一种精确严肃而有秩序的感受。吴大徽对金文所施加的规范性改造，虽然在审美价值上丢掉了这一书法品种原有的活泼与变化特点，但他的实践使几成绝响的金文能够被更多的人所掌握，在普及金文书法、丰富篆书的面貌方面，其贡献不可忽视。

在篆书创作方面与吴大澂情形相似的还有篆刻家黄士陵。黄士陵(1849——1908)，字牧甫，号倦叟、黟山病叟等，安徽黟县人。他一生未参加科举考试，曾先后人吴大微和端方幕中，协助二人编纂金石著作。受其父影响，黄士陵在篆刻、书法和绘画方面用功至深，造诣突出。尤以篆刻成就最显，是晚清印坛上开宗立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黄士陵的篆书风格独特新颖。其字形结构介于小篆与金文之间，严谨整饬，方圆互用，用笔则取法于金文凿款，坚挺流畅，斩钉截铁。可能是受吴大激影响，与当时多数书家不同的是，他并不热衷于依赖浓湿的墨色和顿挫战抖的用笔来达到迟涩生拙的效果，而是在光洁爽利的点画中表现出用笔的果断肯定，以字形结构的古意(相对小篆而言)来营造出一种大智若愚和傲岸不群的气氛，在清代众多的篆书书家中独辟蹊径，生面别开。

与嘉、道时期相比，同、光时期的碑派书家已不满足于对北碑和秦、汉石刻风格的模仿与把握，而是进一步在临习古代碑版、摸索技法的基础上，向追求个人风格特点、发展强化碑学审美要求的更高层次迈进。如果与邓石如相比较，何绍基、杨沂孙、杨岘、张裕钊及赵之谦等人在技法上的深人努力以及通过学习古代金石碑版来开拓个性面目的成功实践，已将碑派书法从寻找风格出路上升到由技进道这一更高境界，成为人格修养的显示。

因此，在这一潮流中出现像徐三庚的篆书、张裕钊和陶溶宣的楷书那样矫枉过正、面目奇异，极端得近乎走火人魔的现象，不仅是可以理解的，同时也正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当时书家对锤炼个人风格、绝不与他人相同这一目标的执着与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