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史上最剧烈的环保风暴。环保督察力度之大,执法之严,速度之快,使得不少企业陷入巨大压力之中。其实,环保风暴的目标不在施压表象上,而在于推动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型、资源循环型深水区转型。这种转型是一个社会系统、经济系统的巨变。企业要将自己放在整个正在形成中的绿色产业链中思考,而整个产业要将自己放到国家经济形态的深刻转型中思考。所以,如何融入绿色产业链,如何在循环经济中找到自己的企业位置,就是企业管理者必须看清的行业大势和必须解答的重要命题。
11月4日,在第27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上,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石齐平、远大科技集团董事长张跃、“中国循环经济”立法起草者王维平将上演环保版“锵锵三人行”,他们将在主题论坛“环保风暴下的绿色产业链构建”上展开激烈碰撞。好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报名占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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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将同其他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样,将无时无刻不考验着管理者对短期和长期,微观与宏观,内部与外部三对矛盾的平衡和把握。
文:本刊记者 谢丹丹 庄文静
即将入冬,雾霾再次锁城。
此前,中国经历了一场史上最剧烈的环保风暴。2017年,在全国,因环保不达标已经或正在被关停整顿的企业,不是几百家、上千家,而是以万为单位计,甚至带来了某些行业生态的重大变化。
一方面,环保企业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春天。
北京周边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一家EPS(泡沫塑料)生产厂商悬赏数百万,寻求进入三星供应商体系,无果。而环保风暴一来,数百家EPS生产厂商纷纷倒下,仅存寥寥几家。这时三星反而主动找上门来了。这家企业终于扬眉吐气。
在这场环保风暴中,环保设备企业订单不断,那些以往对他们嗤之以鼻、不愿理睬的潜在客户们,纷纷抛弃低价策略,转而追求实际效果,主动上门采购。而那些提早就实现达标排放的企业,避免了被关停、整顿所带来的损失,在危机关头赢得了更多客户的信任。那些过去貌似犯不上的投入和不为人知的环保举措,终于被证明是值得的。
另一方面,环保督察力度之大,执法之严,速度之快,使得不少中小企业陷入停工、停产的困境,更普遍的影响是原材料涨价,零件断货,波及到了更为广泛的产业链上下游,令本来就“利润薄如刀片”的制造业雪上加霜。
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是,此轮环保新政,绝非一阵风。在《中外管理》近期对来自钢铁、家居、餐饮、涂料、造纸等与环保关系紧密的行业从业者的采访中,已然发觉:环保早已从一道是非题升级为全社会的共识。
不过,企业对环保政策的理解,把环保放在何等位置,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参与,环保仅仅是等于达标排放,还是把环保作为企业未来发展的契机?这些问题仍然在考量着企业家对于企业作为社会细胞的角色认知……是牺牲环境来创造财富,还是解决社会问题而创造价值?
环保,实际折射出来的是企业自身价值的认知态度,它更集中体现了一个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环保,将同其他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样,将无时无刻不考验着管理者对短期和长期,微观与宏观,内部与外部三对矛盾的平衡和把握。
2018年岁首的冬天,北京已经连续120余天无有效降水,突破近十年的历史之最。医院里患流感的就诊人士,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一篇《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在朋友圈走红,拨动了不少人的神经。
另一个世界里,一场同样严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环保风暴”型流感,也在这个冬天蔓延至整个企业界,遍及全中国。
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感受到了这场流感的威力,有的咳嗽,有的发烧,有的则进了医院,体质不一样,“病情”就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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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严环保督查
2016年1月,中央环保督察行动在河北开展试点。截至2017年年底,四批环保督察行动完成对全国所有省份的覆盖。
其间,2017年4月,环保部宣布对京津冀及周边传输通道“2+26”城市开展为期一年的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为此从全国抽调了5600名执法人员来执行。这是环境保护有史以来国家层面直接组织的最大规模行动。
为了防止包庇,各省市展开交叉督查。针对重污染行业,中央环保督查组曾一天三次突袭广东谷饶镇印染企业。为了防止工厂关门暗地生产的情况,有关部门甚至动用了无人机监察。针对不达标的污染企业,不再贴条,而是直接拉闸限电。据一位企业家称,一个区县因此消失几百甚至上千家企业都是正常的。
而拉开这场环保风暴序幕的,正是2015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新环保法》。与此前的旧法相比,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执行副会长李庆瑞将其称为“长着獠牙的环保法”,例如:企业违反排污可以按日连续处罚;严重环境违法可入刑等。
根据民间组织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的观察:纺织印染行业出现了史上最严格的环境排放标准,很多企业只能被迫转型,虽然有些评论认为过于严苛,但其标准的出台,表明了政府解决环境问题的决心。此次环保风暴无论从力度的持续性、行业覆盖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超以往任何时候。
在汽车行业,也因为环保风暴迎来了一些显著的变化。2017年出台的“双积分”政策规定:汽车制造商除了需要降低燃油消耗来获取油耗正积分外,还必须出售足够数量的新能源汽车才能获得相应的新能源积分。在J.D.Power副总裁梅松林看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出如此重拳,来推广新能源汽车,以前很少有车企把新能源电动车作为发展的头等大事,但现在很多车企都开始紧张了。”
湖南长沙的松井新材料董事长凌云剑,其另一个身份是湖南省人大代表。他介绍说:“当地政府考核环保是一票否决的。一个环保、一个安全搞不定,政府职能部门的一把手业绩再好,也给你换掉,这是动真格的。”
前段时间松井打算进入汽车涂装领域。众所周知,传统的水电镀工艺是高污染领域,而松井开发的PVD工艺洽洽是对传统水电镀的革命性升级。某地政府刚刚听到松井的投资意向,便保持了高度警惕,坚持要到松井进行实地考察。
当时,对方环保局、科技局等相关人士一行七八个人来到了松井实地参观考察,审阅完相关材料,发现松井做的产品不产生污染,才最终同意落户。“你会发现,政府招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现在需要的是绿色GDP,而不是肮脏的GDP。”凌云剑对《中外管理》说道。
2017年,一撕得纸箱的CEO邢凯认识到,国家应该用更强硬的力度来推动这件事,毕竟环保关乎国计民生。“我反复听到很多人说,中国有大量的小企业活在生死线上,环保一定要立足国情,很多事情要慢慢来。在这之前,国家推行的诸多环保制度和标准,仅仅是作为推荐标准。做了更好,不做也不违规。所以大部分政策推行后并没有取得实质效果。”在这波环保风暴的影响之下,一撕得的不少供应商甚至在自己的公司名字里加了“环保”二字。
在天津海钢板材董事长于茂松看来:带有政治色彩的执行力,比如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等,使得很多行业标准的制定和执行都要严于国外企业的标准。
“法律必须要严,你排污造成了整个下游的污染,甚至危害了他人的生命安全,应当受到惩罚。”在91岁的原航空航天部部长、原中国工经联会长林宗棠看来,只有“严”,环保问题才会被企业真正重视起来。
但无论如何,环保是大势所趋,必须见到成效。一个数据是:2018年1月3日,北京市环保局公布,2017年北京市全年PM2.5,有9个月月均浓度为近5年同期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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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企业迎来春天
“环保”这场总该要生的病,使得那些私底下注意“锻炼”的企业,成功抵御住了四面八方袭来的风寒。让他们数年在环保领域的坚持和耕耘,被放大到了客户和公众的面前。
秦皇岛首创思泰意达常务副总经理刘炳煌,对此有着鲜明的感受。当年他带头跑业务,跑遍了唐山周边的钢厂。最常见的“招待”就是:“我为什么要用你的东西?”
不少企业很“实际”:环保局检查时我设备开一开,平时开设备都费电。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为了备战奥运会,保证183天以上的蓝天标准。北京临时关停了周边的重污染企业,有企业专门找到刘炳煌:“你看,就算我用你的设备,也得关。”
那时候,企业买环保设备更多是为了应付检查。一家重污染企业专门去买了一台6000元的射雾器(喷雾降尘设备),放在屋顶上给检查的人来看。但后来污染物居高不下,在政府的要求下安装了监测器。结果,这家企业到处询问,哪里能买到好的射雾车。最后,购买了思泰意达的一台价值60万元的射雾车。“现在客户更重视效果,所以签合同也跟以前不一样了。环保治理以达标为主,效果没达标就不能验收。”不少当初拒绝刘炳煌的企业,如今都纷纷成了回头客。
在天津海钢板材董事长于茂松看来,环保问题跟企业发展战略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定位在价格战,上这么昂贵的设备肯定不合算。因为成本增加,产品在价格上是没有竞争力的。但如果企业走的是品牌、质量、服务,按这条路子定价,反而可以养活设备。”
根据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的了解,像万科和万通这样的房企,在绿色发展领域就做出了表率。他们的环保意识不仅体现在最终的产品上,而且还和数家同行推动了房地产行业的绿色供应链行动,例如:他们对水泥、钢筋、板材等一系列的产业建立环境表现标准体系,只采购符合环保标准企业的产品。“作为行业的龙头企业,他们带动了整体产业链的绿色发展。”
环保风暴带来最显著的影响是竞争环境的改善。劣币驱逐良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众山投资董事长吴忠恒看来,“环保风暴让大厂更自信,让中等厂可以升级,让小厂不敢做了,或者转型做更好的。”首创思泰意达常务副总经理刘炳煌认为,在经历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以后,现在的经商环境比以前好多了。制度严格会让让企业自觉向善,不作恶。
环保对再生资源行业而言,意义同样重大。
“千家万家,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这个环保怎么做呢?环保是要有成本的。不管是哪个行业,集中度更高,才可以推行环保措施。”在湖南万容科技董事长明果英看来,环保风暴关闭掉了散乱污企业,有利于环保的集中处理。
“过去为什么再生资源行业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太分散。正规企业上了环保设施,上了机器设备。但是个体户不用,反而把原料抢走了。所以大企业就吃不饱。”转型做资源回收处理的明果英深有感触。
在最近一年多时间里,万容签订了二十几个框架协议,十几个项目同时开工建设。明果英看到,不少业主在选择垃圾处理企业时,非常慎重。有的一次定不下来,还要两次、三次,甚至经历四次考察,才最终敲定。
原航空航天部部长、原中国工经联会长林宗棠对《中外管理》直截了当:“环保问题简单不简单?其实很简单!主要还是下没下决心,重视不重视,企业甚至可以拿出销售收入的10%-12%进行环保投入。”
“2016年以前,环保对企业而言,是成本;但2017年以后,环保就变成企业的重要竞争力,甚至是企业可经营的基本资质了。”一撕得CEO邢凯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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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泥淖
但现实远比人们看到的更复杂。
中国大量中小制造型企业处于生死线边缘,“制造业的利润已经比刀片还薄了!”在2016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直指制造业生存境况。此次环保风暴让本来就处于风雨飘摇的中小制造业,更加艰难。不少企业纷纷陷入停产整顿、采购间断、信用危机等困境。
环保风暴带来最广泛的影响,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激增。
在于茂松的印象里,钢铁企业从2014年开始大面积亏损,2015年钢铁更沦为“白菜价”,每斤约7毛钱。当时全国只有一两家钢厂不亏损,其他全部沦陷。
但是,从2016年开始,在供给侧改革的政策下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之后,“2017年钢厂反而都赚钱了。2015年每吨亏损将近100元,2017年每吨反赚1000元”。因需求增长、政策利好、环保限产等综合因素,使一家钢铁企业居然三天赚了一个亿。
尽管钢厂赚得盆满钵溢,但实则是下游企业为之买单。据于茂松介绍,整个钢铁产业链的利润几乎集中在上游。而下游80%-90%的企业是亏损的。到2017年下半年,中国的钢铁出口量呈现断崖式下滑。从2016年开始,全世界最贵的钢铁在中国。但是,2015年、2016年、2017年钢铁的出口量依次为:1.1亿吨、8000万吨、6000万吨。
在造纸行业,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从业者透露:“为什么贵呢?环保突然严了,工厂开工不足,甚至很多工厂停产,国家专项行动查获进口废纸,进口的部分减少了,供需平衡就被打乱了嘛。”
当然,除了原材料,涨价的还有能源燃料。一位企业家透露:2017年9月份天然气的价格是2.2元左右,到了12月份,价格就翻了三倍。如果一家企业一天的天然气消耗量是七八万平方的话,就天然气一项,成本就增加了30多万元。
但是比涨价更要命的,是供应商的断货。
2017年9月,一封因供应商断货而向政府发布的《紧急求助函》在网上传播。全球知名零部件供应商舍弗勒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旗下的滚针供应商某公司因环保原因被关停。
而由此引发的直接影响是:零部件缺货。
据称,该公司的关停,将间接导致49家汽车整车厂的200多款车型陆续全面停产。因为供应商是独家,如果更换新的供应商至少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而预计滚针的供货缺口将超过1500吨,理论上将会造成中国汽车产量300多万辆的减产,相当于3000亿人民币的产值损失。断货导致了很多企业有单不敢接。
其次,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资源的浪费。
因为环保停产整顿等原因,不少制造型企业,其生产设备大多是连续性设备,停一次再开一次,直接损失甚至可高达几十万元。
有时候,环保政策变化异常之快,也产生了企业刚刚按照新政策执行下去,匹配好设备,但标准又上调了的不适应症。尽管标准的出台会带动一系列设备厂家的繁荣,但政策变动太频繁,也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
一个真实的案例是:一个天津的砖窑老板,为了进行环保升级,几乎把身家性命都投了进去。投资改了天然气,相关手续也都办齐全了,但刚把天然气装好,准备投产的时候,却被告知该行业在本市被取缔了。老板直接精神崩溃了。
损失是一连串的。尤其对于一些出口型企业而言,损失不仅仅来自于停产,如果连港口都停运,就意味着毁约。“企业是依靠信誉生存的,你定好了订单都保证不了时间。这个损害可能是很难计量的。”天津海钢板材董事长于茂松说道。
他算了一笔账,被关停的散乱污企业,仅天津静海区就多达2000多家。一家按10个工人算,失业人数就多达2万多人。
“但是如果再不投就是死路一条。这是你的必由之路,只能这么做,这是生和死的问题。”于茂松语气坚决,但也透着些许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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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一种经济行为
不少企业把环保当成一种成本,甚至是一种额外的负担。这就意味着“环保”这件事需要企业家付出额外的“道德情操”才能最终达成。但事实上,根据《中外管理》记者调查发现:那些环保风暴中的先行者,大多出于对自身企业长远利益的考量,而不仅仅是道德,才决心投入并践行的。
很难想象,在浙江义乌,一家只生产吸管的工厂——双童吸管,竟然早在2004年就规划并投入了企业厂区的整套节能降耗设施,每年为双童节省200多万元,截至2017年累计节省了3000多万元。
以设备余热水循环系统和余热采集系统为例,双童把所有经过模具的50度温水收集起来,处理之后用于员工洗澡、洗衣等生活用水。同时,董事长楼仲平引进了日本的相关技术,对设备余热和废气进行采集并回收,再通过空调管道输送到需要加温的车间和工段。仅在这一项上,双童每年就节省150多万元,更是消灭了企业产生的污染和排放!
“当时,我们没有那么伟大,也不是说我思想觉悟有多高,但这样做一年能省下200多万,我何乐而不为呢?我是一个商人,商人的本质就是去追寻利益最大化。”楼仲平对《中外管理》说。
在楼仲平看来,日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但是日本社会转变得非常快,他们一直把节能降耗、环境治理当做效率提升的一种手段。在日本,节能降耗从来没有政府过多的推动和宣扬。
无论如何,环保是一种经济行为。
“法治是不允许你做,利益是吸引你不做。”众山投资董事长吴忠恒说道。众山投资一直在致力于一次性餐饮用品行业产业链整合平台。在他看来,不少一次性餐饮用品企业转型升级做环保产品,和环保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不少企业是从低端产品开始做起,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以后,就逐渐提高门槛,进军高端领域,产品就越来越环保,这并不是靠环保意识来吸引的,而是因为利益。
作为民间环保组织的带头人,张伯驹在和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也有同感。作为环保组织,不能只说环保人的话,而是要说让企业听得懂的话,“我们要跟他们讲市场、盈利、融资、ISO,而不是说环境、绿色、生态。环保对于企业而言,意味着风险控制、市场机会、品牌形象。”
在一撕得CEO邢凯看来,环保不达标的企业,应该实行不同的成本结构,通过税收来进行调节。因为花一块钱去污染,可能要花十块钱去治理。
尚和管理咨询总经理胡光书甚至认为,部分企业适应不了环保只是一个结果,或者一种表象。环保的响应能力,实际上是企业综合经营能力的反映。很多时候,部分企业的经营能力,代表着一种落后产能。在他看来,目前大部分中国企业的思想,还处于早期“供不应求”——生产什么就卖什么的阶段,而欧美、日本企业早就进入了“市场导向”阶段。
以家居板材行业为例,不少企业被环保一击就倒,原因就在于陈旧的技术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脚步。不少板材产品同质化明显,产能严重过剩。一位板材行业资深人士感叹:“一个年产值几百万的板材厂,搬厂要投入150万,这种情况下,还干不干板材就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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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经营哲学
但如果企业存在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盈利,则会出现很多古怪的事情,例如:环保企业有时候甚至成了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
在污水处理行业,企业把污水处理最末端浓度最高的污泥随意抛弃。打着生态旅游旗号的旅游公司,很多时候都是以生态为代价来吸引旅游者,造成更多不环保,最后带来生态灾难。
在十几年前,福耀玻璃在吉林双辽有一家浮法玻璃厂,因为当地有一个砂矿。一次,曹德旺从一个德国留学生那里得知,通过现有技术砂洗洗不干净,德国有一种技术可以实现。于是福耀就买来设备,并且做了环保认证,投入了近千万。投入之后,有老百姓出来抗议有含氟的污水排放,于是福耀玻璃就把污水交给了污水处理厂,处理完之后排放。
但后来老百姓又提出一个问题,洗出来的矿渣怎么处理,政府又给出一个方案:堆到岩石坑里去。老百姓就说岩石坑会渗怎么办?后来,曹德旺一想:氟污染会导致人的头发、牙齿掉光,到时候你赚钱又图什么?
于是曹德旺就果断下命令关闭了这个砂矿。而前期加起来近亿元的投资也随之而去。后来,福耀只有从辽宁本溪买矿回去,每年要多花1000多万的运费。曹德旺“不过”了吗?
“做企业是为什么呢?我们努力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但是住到病房里面去治病,那你说你改善什么?作为企业家这是绝对不行的,这是不负责任的事情。”曹德旺的话语非常朴素,但所蕴含的社会责任感,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还不多见。但如果想清楚企业和企业家存在的本质和意义,环保这件事情似乎也不那么难。
在双童吸管董事长楼仲平看来,“商人的本质,就是以利他去换取利己。表面上是利他,但是实际上是利己,这是商业定律当中的一环。”
中国人把稻盛和夫的“利他”思想,看成一个非常高尚、触不可及的思想。但尚和管理咨询总经理胡光书认为,“利他”实际上是一个基本的生存法则。如果不能对外部做贡献,企业就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他认为,虽然一个常见的说法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认为人是自私的,但很多人不知道,自私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人基于自私所以要去交换。正因为自私,才能通过交换给别人提供价值,从而获得自身价值。所以,利他不是一种高尚的追求,本身就是一种普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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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经济时代
“战略上重视是毫无疑问的。但如果在战术上,产品生产过程没有解决,就是没有用的。环保就等于没有落实下去。”胡光书说道。
不少企业家认为,主要有两个手段来应对环保问题。首先是减少使用,其次是资源化。例如:把彩壳纸箱包装,转换成塑料吸塑包装,大幅度减少了资源浪费。
万容科技董事长明果英从事固体废物处理领域十多年,包括家电拆解、报废汽车拆解、废钢、废塑料的回收利用,他发现在这个行业有一个痛点,就是从业者把有用的东西提取出来以后,把没用的残渣到处丢弃。本来是资源回收再利用,减少对环境的伤害,结果反而造成了二次污染。
后来,明果英提出,再生资源行业要依靠科技,“吃干占尽”。以前拆解报废的汽车,需要使用氧割工艺,过程中会产生很大的烟气。万容创造了一种机械剪,像一把大剪刀一样,直接把零部件“减下来”,但精度又足够高。最后,所有的残渣都通过一种热解技术,使其最后转化成碳和油,二恶英的排放几乎没有,更把残渣转化成了燃料。
在明果英看来,过去垃圾处理是把无害化放在前面,现在是把资源化放在前面。以油漆桶为例,它属于危险废物,如果随便丢弃,就会对土壤产生影响。有的地方收取3000-4000元一吨的处理费,而2018年开始收取环保税以后,一吨危险废物就要交1000元。在国外,有很多工业园区内部之间相互协同、依存,一家企业的废料可以成为另一家企业的原料。明果英建议,像油漆桶之类的用品,企业可以做再成生桶或者送给有需要的供应商。
在《蓝色经济》一书里,“蓝色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区别在于:绿色经济模式虽然环保,充满善意,但政府往往会补贴更多,企业也要投资更多,消费者支付更多,最终的结果就是用较多的成本达到同样甚至更少的产出。而蓝色经济的目的,不但是要节约资源和环境友好,而且要在保护、调适、增值自然系统的同时创造经济价值。
技术是实现“蓝色经济”的唯一途径。拿最近几年比较火爆的3D打印技术来说,它是否将有助于环保呢?91岁的原航空航天部部长、原中国工经联会长林宗棠在几年前开始对3D打印着迷。
几年间,他联合3D打印研究院,自主设计了100种工业上最常用的机器零部件,依靠家里的几台3D打印机,就能打印出各种零配件,这种方式几乎不产生任何工业废料和废气排放,甚至连原料不锈钢粉、铁粉都可以通过资源回收获得。可见,如果3D打印未来在企业得到普及,将大大助力企业的环保升级。
这场环保型流感还将持续。
2018年1月1日,环保税征收正式实施。有人说,2016是环保政策元年,2017年是环保政策爆发年,2018年将是环保政策落实年。这可是动真格的。
对企业来讲,“即便得了重感冒,也未必是一件坏事,从医学上讲,感冒是在帮助人排除体内毒素,是形成新的免疫力和增强抵抗力的有益过程,对人的健康长寿是有好处的。环保风暴是全面体检,更是一剂猛药。”天津重钢机械装备董事长李坤形象地总结。
的确,那些杀不死你的,最终会使你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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