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人里的草书大家

在中国书法中，草书堪称“书中之书”，其既具最大的自由性、抒情性和写意性，又有严格的“草法”规制，可谓“随心所欲而不越规矩”，且对书家的天资才情、学问积淀等要求极高，故千百年来能以草书名世者凤毛麟角。

因此，书史上有“草圣”之誉（如张芝、张旭），但却无“篆圣”“隶圣”“楷圣”之谓。近现代以来，书法史也仅将于右任、林散之称为“当代草圣”。

其实，不该忘却和遗漏的还有一位银行出身的草书大家，他就是被章士钊、沈尹默、乔大壮等誉为“草圣”的曾克耑。

初显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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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克耑（1900-1975年），福建闽侯人，字履川、伯子，号颂橘、橘翁，斋号为涵负楼、优跋罗庵、撄宁楼、颂橘庐、天只阁，故别署涵负楼主、颂橘庐主。曾克耑是民国著名诗人、书法家，曾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长秘书，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国史馆特约纂修，抗战后在民国政府工商部、实业部、铁道部和中央银行等任职。

他于1949年后居香港，任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著有《颂橘庐丛稿》73卷、《颂橘庐诗存》《颂橘庐文存》《梅宛陵诗评注》《近代海内两大诗世家》《论同光体》，纂有《通州范氏十二世诗略》《曾氏十二世诗略》《寺字倡和诗》《曾氏家学》《曾氏学训》《曾氏学乘》等。

草书条幅

曾克耑祖上系福州鼓楼安民巷之望族，其幼承庭训，学诗习书，奠定了良好的传统文化基础。1920年春，在局势混乱之际，他赴京投靠祖父曾福谦，并拜桐城吴北江为师，学诗及古文辞，与贺培新、潘伯鹰、吴兆璜等并为高足，交流切磋，后又跟随诗坛前辈陈衍、陈三立先生学习，所获益深。

1925年，曾克耑自北京财政商业专门学校毕业后，由于其聪慧睿智，加之诗词文章功底深厚，被举荐为北洋政府交通部长叶恭绰、交通部次长郑韶觉之秘书。此后，他得到孔祥熙的关注和赏识，并成为孔氏“智囊”和“代笔人”，先后随其在当局政府的工商部、实业部和中央银行等重要机构工作。

在中央银行，曾克耑担任了人事处和秘书处两大核心部门的副处长。然其志不在此，他钟情书法，在民国政府西迁重庆期间，他结识了沈尹默、于右任等大家，得到鼓励和指引，更加坚定了在书法上求索的决心。不过，这一愿望直至1949年他南下香港后，才真正实现。

精通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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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书法，曾克耑自言其保有与生俱来的热爱。应该说，这主要是良好的家庭环境和氛围熏陶所致。他的学书之路，深受祖父曾福谦的影响。在初学之际，由于当时馆阁体盛行，他或多或少地受了一些影响。但在祖父的指引下，其艺术视野日渐开阔，对魏碑、汉隶、篆书和草书等诸多书体皆有涉猎，如金文的《大盂鼎》《毛公鼎》《散氏盘》，汉隶之《礼器碑》《张迁碑》《石门颂》等，尤其是对褚遂良的楷书和怀素的大草情有独钟。

通过日复一日的勤奋临习和揣摩研究，其书艺更加精进。需要指出的是，他在选帖时十分慎重，如对小篆，他认为《琅琊》太残、《峄山》翻刻、李阳冰诸刻多不成面目，故未曾专注学习，但从其所书碑额和墓志铭来看，他的篆书亦具相当水准。

曾克耑书画作品

当然，曾克耑艺术成就最高的要属楷书和草书，正如其自述诗所言：“私意植两宗，篆分为之干。敛肆极草真，庶几存一线。”

具体而言，其楷书根植褚遂良，写得灵动潇洒，绰约婀娜，瘦硬朗健，绵里藏劲，线条充满力量感和律动感，丝毫不具板滞僵化之态，被启功誉为“当代褚书第一人”；草书则取法怀素，写得行云流水，恣肆酣畅，纵逸多变，气势雄健，极富视觉冲击力，在20世纪30、40年代曾名震一时，被章士钊、沈尹默、乔大壮等称为草圣，乔大壮还专门为其刻有一方“克耑草圣”之印。“晚清第一词人”赵熙也对其草书给予了高度评价和期许：“君于藏真，已得其纵，如得其敛，则五百年一人矣。”

定居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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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曾克耑的艺术生涯来看，香港是他的“福地”：在这里其书法艺术得以“更上层楼”。因为他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心境也更加淡然，故不仅可以尽情创作，还可教书育人，亦可深研书理、品评书家、撰写书论，如《近代书家述评》《中国的书法》《我来谈写字》《五十年来影印碑帖谈》《真行草墨迹及石刻影印述略》《褚河南阴符经的真伪问题》等文章都是在此期间写就。

其或品评近代书家及其书艺，或畅谈对书法的认识与体悟，或阐释学书之道，或分析碑帖出版的优劣，或辨析名帖之真伪，皆不随人言，甚有见地，为研究近代书家及书史提供了重要素材。

在影印出版上，从《石鼓文》到《皇甫驎墓志》等100种碑刻，从《快雪时晴帖》到《宋贤书翰》等150种法帖，从神州国光社、古物同欣社、故宫印刷所、商务印书馆到文明书局、有正书局和中华书局等当时的知名出版机构，其皆根据自身所见所思所感做出深入评析，可谓独抒己见、洋洋大观。

说香港是曾克耑艺术之“福地”，还在于他在此遇到了艺术上的知音——张大千。1949年，他在新亚书院教授书法时，两人相识。由于年龄相近、志趣相投、性情相似，他们很快成为挚友。曾克耑曾常赴张氏寓所“大风堂”盘桓，而张大千也常去曾氏居所“颂橘庐”雅集，两人谈书论画，过从甚密。张大千曾为曾克耑画了多幅《颂橘庐图》及《峨嵋洗象池》等画作，且都格外用心，而其画作也多由曾克耑题字。同样，曾克耑也应张大千之邀为其“笔冢”作铭并题写了“笔冢记”，且在张大千七十大寿时撰写寿文，全文洋洋洒洒七百六十余字，书法苍劲有力，文辞感人肺腑。

1967年初张大千在香港大会堂举办画展时，曾克耑不仅亲临现场，并对张大千的画作给予高度评价：“中国文学与艺术之演变，略可析谓三阶段：初求其清新俊逸，次进于瑰玮雄奇，后达于苍浑渊穆，是谓必然之历程。大千三十以前，属第一阶段，五十以前属第二阶段，六十以后饱经世变，人画皆老，学问深邃，气质淳化，万象罗胸，一心独运，笔墨之痕与之俱化，是为艺术高峰，历来画家朝夕追求，皓首难跻之最高境界也。”可见，其对张大千的画风演变历程如数家珍，而“三阶段”的风格划分也十分精辟，足见两人之投契。

呕心沥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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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书法创作、研究与交游外，曾克耑在港期间主要致力于书法教学。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传统文化艺术备受冷漠。为更好地传播和振兴中国书法，曾克耑到港后全力发挥所学，作为新亚书院艺术系的创始教授之一，他主动肩负起书法课程的创设、筹划与教学工作，开启了香港最早的高等书法教育。

在课程设计上，他煞费苦心，结合自身多年学书经历，按难易程度在四年制学系里依次教授隶、楷、篆、草等书体，涵盖汉碑、摩崖、庙堂，唐碑、魏碑，金文、小篆，今草、狂草等各种书法类型，并详述书法源流与演变，使学生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在范本选择上，他精心择取《盂鼎》《散盘》《毛公鼎》《张迁》《石门》《礼器》《乙瑛》和《张猛龙》《郑文公》《醴泉铭》《雁塔圣教序》，以及智永《千字文》、孙过庭《书谱》与怀素《自叙帖》等经典碑帖供学生临习，使其一开始就走上正道，不至误入歧途。

多年来，出其门下的学生不可胜数，其中不少已成为当今香港书坛的名家与中坚，诚可谓“桃李满天下”。

楷书杜甫诗

香江水暖，紫荆花开。如今香港回归祖国已20多年，中华传统文化也早已浸润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端午赛龙舟吃粽子，中秋舞火龙吃月饼，健身练“中国功夫”，娱乐休闲听“粤剧”以及学校对古典文化的重视……

此时，我们更不该忘却曾克耑等第一代赴港学者和艺术家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