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是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中篇部分。陈寅恪先生治史严谨，尤其在唐史研究领域别开新途，颇有建树。《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正是体现这样的代表作。其写作目的，用作者的话来说，是为论述唐代“政治史事” 。这与作者论述“李唐一代法制诸端” 的另一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可谓相得益彰。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共三篇：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和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其中，我选读了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并试图在这里探讨我的理解与收获。
作者在开篇伊始就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为什么安史之乱以前的地方政治革命未能成功，且没有多大影响？为什么中央政治革命有成功有失败？为什么唐代皇位继承常不固定且新旧君主交替时往往会有宫廷革命？外廷士大夫党派像牛李等党是如何发生的?党派的分野是什么？这些问题正是作者论述的重点，欲理清本篇思路，也要从这几个问题下手。接下来我将就我对本篇的理解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
为什么安史之乱以前的地方政治革命未能成功，且没有多大影响？作者指出，这是延续西魏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 的作用。尤其是“关中本位政策”中的府兵制，集重兵于关中，“大凡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 ，能较有效防范地方政治革命。而在玄宗朝，“关中本位政策”被完全改变，政治局势随之发生变化，地方政治革命由此有机会获得成功。而在此之前，“关中本位政策”还未被完全破坏殆尽，因此，安史之乱以前的地方政治革命未能成功且多无影响。
为什么中央政治革命有成功有失败？首先一点，因为“关中本位政策”还在发挥效用，地方几无革命成功之机会，而唯有中央政治革命有成功之可能。作者认为，中央政治革命的成败关键在于守卫宫廷北门（即玄武门）禁军。唐代长安城建制，宫廷在城之北，坊市在城之南，故而北城门屯集大量兵力以守卫宫廷，从而成为中央政治革命成败关键。因此，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争夺的重点往往是玄武门。
遍唐朝历史，在玄武门发生的政变就有四次：公元626年的玄武门之变，公元705年的神龙政变，公元707年的景龙政变和公元710年的唐隆政变，足以佐证玄武门的重要性。控玄武门者胜，失玄武门者败，因而中央政治革命有成有败，重点就在玄武门。
为什么唐代皇位继承常不固定且新旧君主交替时往往会有宫廷革命？这可以从多方面进行解答。
首先，玄宗以前的“关中本位政策”依旧发挥效用，使得只有中央政治革命才有成功的可能。所以要夺取政权，就要决之于中央，故常有宫廷政变。这是大的前提。玄宗朝之后，中央政变也往往集中于宫廷，以争取皇位继承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加剧了皇位继承的不稳定性，也回答了为何新旧君主交替时往往会有宫廷革命，大抵新旧君主交替之际为夺取政权之契机。
其次，是有唐一代作为皇位继承人的皇太子地位具有不稳定性。按照惯例，嫡长子当为皇太子，可是如果有地位高、功业著的其他皇子，那么皇太子的地位就面临被动摇的风险。较为著名的是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的斗争、李宪与李隆基的事例。
李世民和李隆基的功业都比皇太子显著，因而他们都具有动摇储君的可能，李世民决之于政变，而李隆基则得之于长兄的退让。皇帝的心情好恶也一定程度上导致皇位继承人的不固定性，比如，高宗与武后的诸子废立。所以唐代的皇太子可以说是指定但不固定的继承人，顺利继承皇位的变数还是很大的。
第三是内廷宦官与外朝士大夫的党派斗争助推了唐代皇位继承的不固定性。这主要集中于唐朝中后期，尤其是甘露事变之后，唐代皇位继承全决于宦官之手，于是有敬宗时立皇太弟，而把皇太子降为陈王的事；有武宗时立皇太叔为皇位继承人的事，这些都不决于皇帝，而决于宦官。
皇位继承人的选择与确立，是宦官斗争的重要内容，大抵成功扶植了新君，则宦官的相应派别就能在斗争中取胜，就能获得或巩固自己的权势。而外朝士大夫斗争则是内廷宦官斗争的外延，且外朝士大夫也有机会建言储君，这也一定程度上助推皇位继承人之争且加剧皇位继承的不固定性。不过这是不如宦官的直接作用与巨大影响的。
我认为还有一点，就是唐朝建国之初的玄武门之变开宫廷政变风气之先。据陈寅恪先生说法，李建成“亦为才智之人” ，他作为嫡长子，成为储君无可厚非，而李世民则策划与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夺取太子之位。这或多或少影响着唐代后世皇储发动宫廷政变以夺得皇位，使得唐王朝宫廷政变频发。
外廷士大夫党派像牛李等党是如何发生的?外廷士大夫党争形成有其深厚社会历史背景。唐朝发展完善了隋朝开创的科举制，使得大多数阶层的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形成一股新兴势力，与旧士族相对抗。旧士族虽说是统治阶级打压的对象，但他们的社会影响力还是很大的。旧士族看新兴士族之不起，新士族又对旧士族不满，两者政治上又多有分歧，于是两股势力渐成而牛李党争渐起了。
从本质上来讲，外廷士大夫党争是内朝宦官党争的外延。唐朝自玄宗以来，宦官势力逐渐增加；在德宗、宪宗朝逐渐形成与南衙职官系统相对应的北司系统；德宗时又形成宦官掌禁军的定制。宦官势力的上升，也使得他们内部争权夺利变得激烈。如何使己方占得上风呢？
他们想到了联系外朝的士大夫们，借助他们来巩固自身地位。士大夫党争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最为激烈的牛李党争爆发于宪宗朝，当时的焦点是对割据藩镇用兵与否。李党主张用兵，牛党反对用兵，而当时内廷是主张用兵的宦官握权，于是与李党结成一片，于是宪宗一朝对藩镇用兵政策得以不改。
德宗朝，主张“销兵” 的宦官掌权，外廷牛党于是复起矣。宣宗朝以后，宦官势力“合为一片” 一致对外不再需要拉拢士大夫争夺之时，外廷士大夫党争也渐次消泯而转向针对宦官势力了。
党派的分野是什么？作者认为，“牛李党派分野在科举与门第” ，在文选与经书，在家世风习。大抵牛党多为由科举而进的新兴士族，李党为以门第而进的旧士族。当然两者的划分不是绝对的，牛党里也有出身关陇士族的，李党亦有进士入仕者，像这些可以说是少数特例了，用科举门第来划分两党大体上是成立的。
在选才标准上，牛党主张进用进士出身、文辞出众者（作者认为科举中的门生座主的密切关系促进了牛党的整合，并为牛党最终胜利提供了条件）；李党主张进用治经书者，这是因为自东汉后世家大族累世传经，已成优势，文宗时李党党魁之一郑覃甚至建议文宗罢置科举，这当然不可能实现。在家世风习上，李党因出身世家大族，自小受礼数熏习，“门风优美” ；而李党新兴士族，无多拘束，处事或超礼法所限，这也是二者之不同。
如本篇题目《政治革命与党派分野》所示，作者的逻辑思路也是从这两个问题出发展开论述的。作者先按发源地将政治革命分为中央政治革命与地方政治革命两种，继而分析安史之乱以前地方政治革命成功之不可能性；接着笔锋一转，论述中央政治革命之易发性及其有成有败，又分析了唐代皇位继承的不固定性，论述到德宗顺宗之交时止。
为叙述方便，作者接下来把内外廷党争同皇位继承合并论证，并花较多笔墨分析了唐代士大夫党派的分野，接着从牛李党争爆发的宪宗朝说起，论证“外朝士大夫朋党之动态即内廷阉寺党派之反影” 这一观点，最后以内廷宦官的形式变化引起外廷士大夫的形式变化，内廷与外廷的对抗与结局，及由此结局导致的唐王朝的结局结束全文。
作者在本篇所展现的论证方法，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作者在文献使用上的旁征博引。比如作者引用康骈的《剧谈录》、《东观奏记》、《新唐书》和《摭言》来论证进士与明经二科在唐代的价值高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使得作者的论证可信度高，准确独到，体现作者的实证精神。二是作者考据准确。
大的方面讲，本篇通篇都是作者考据准确的例证，作者的观点看法都有相应史料的支撑。细的方面讲，作者对史料本身的考据也是很准确的。比如对《旧唐书李揆传》中“因南军入北军” 的考证、对唐朝长安城宫廷建制的考证、对郭太后之死的看法论述等等都有理有据，颇具准确性，令人叹为观止。
三是作者“以诗证史”方法的运用。例如在论证唐代科举中门生座主的密切关系时，作者引用《白氏长庆集》中七律诗：“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岂止形骸同土木，兼将寿夭任乾坤。胸中壮气犹须遣，身外浮荣何足论！还有一条遗恨事，高家门馆未酬恩。”
一诗来加以分析论证；在论证进士科中多浮薄之士时，引用杜牧《樊川集》中七绝《遣怀》“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 之句加以说明。“以诗证史”别开生面，可信度高又给人以清新活泼之感。
陈寅恪先生是治史大家，读此《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带给我的收获是很多的。在知识的获取上，我学习到唐代的政治革命的情况、演变及原因，学习到唐代的内外廷党争的源流、发展及终结，学习到政治革命与党派分野之关联及唐代政治形势的走向；在史料的使用上，我学习到，要避免孤证，要考据准确，要旁征博引，要活用史料（对此，我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在研究的方法上，我学习到要讲求实证，学习到“以诗证史”，学习到既要吸收前人观点，又要有自己的观点看法，有所阐发；在感知治史名家风采方面，我感受到陈寅恪先生的史学造诣之深，功底之强，实在是值得我辈学习与敬仰的大家啊！
参考文献：《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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