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妻子都是无锡回乡知青。1968年9月，我与后来成为我的妻子及妻子的哥哥回到老家武进横林江头村大巷上插队务农。
当时国家政策，给回老家的知青每人一次性补贴安家费四十元，作为购买农具和安家之用。当时四十元人民币，相当于城里工人一个月的工资。然而我妻子却一直没有领到这四十元安家费。
我老家江头村主要以种双季稻为主。起早摸黑，年终分配，一工仅五毛钱（当时＂农业学大寨＂，干活生产队记工分，男强壮劳动力一天一工，妇女一天0.8工。年终结算，一工0.5元）。
刚插队的那几年，农村比较落后，机械化程度不高，都是体力劳动，使用原始工具匾担和铁耙，手工操作，割麦、莳秧、割稻都是弯腰活，一天下来，腰酸脸肿，成效低。一年挣的工分，只能勉强把我和阿爹（我祖父）的口粮领回来（我回老家与祖父一起生活）。
四十元安家费对我们刚下农村，啥也不会不懂的回乡知青来讲能是多么大的一笔财富，它既是对我们安心扎根农村的极大精神安慰，更是对我们生活经济上的救难。我们曾经多次到横林公社、武进县上山下乡办公室去查询，都毫无结果。直到1974年，因妻子表现突出，被公社抽调安排到“四清工作组”到各大队去蹲点查账，才查出这笔钱早已被当时的大队书记“歪道道”代领。“歪道道”是大队一霸。我们知道真相后，只能作罢算了。
农村生活艰苦，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要磨炼：天寒地冻要到运河里罱河泥脚冻手裂；开河挑担肩肿脚起泡；锄地挖沟双手打泡起茧；栽秧割麦割弯腰脸肿；双季稻起早摸黑半年泡在水田中，蚊虫、蚂蟥叮咬流血是常有的事。
鉴于生存的艰难。俗话说：“家有万贯，不如一技在身”。农闲时，我与我妻子偷学了一门裁缝手艺，我妻子的哥哥学了木匠的手艺。
我妻子的四十元的知青安家费，事过境迁，我们早已不再追究。有好事者把此事告诉了当时的公社书记。公社书记为人正直，在一次全公社有60多人的大队书记会议时，不点名地提示了一下：“是否有人出于顺便帮忙做好事，把代领知青安家费的事忘了，虽事情已过去了五、六年，希望尽量把好事办好,把安家费给知青送去，再也不能忘了。”没想到公社书记的好心提醒，却捅到了“马蜂窝”，给我家带来了灭顶之灾。
“歪道道”恼羞成怒，认为自己大权在握，何俱一名小小的知青。知识青年是来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而“歪道道”自认为自己是当地贫下中农的“典型”代表人物，即使用了知青安家费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一开始，他百般抵赖：“没有这会事”.并放出狠话：“简直是诬告”，还要我们写出书面检查。后又传出话来：“代领的安家费，早已交给他的祖父。”（我妻子的祖父早已故去）甚至要求我们向他赔礼道歉。最后竟发展到滥用职权，百般刁难我们，不让我们回无锡。他的理由是：知青回无锡倒流城市是搞“资本主义尾巴”。每一天要罚交5元。冬天以回锡30天计算，就要交罚款150元给生产队。当时我干活一年挣的工分到分红时都分不到150元。他下令生产队会计一定要扣下这笔罚款。
一开始，生产队会计不睬他，认为他只是讲讲的。直到1975年，我结婚那一年年底，无锡上山下乡政策作调正：家中如有二位知青的，能调一人回城当工人，我岳父母家有二个知青，我大舅如愿调回无锡，最后还是被罚了150元才放他回无锡。
转眼到了1976年年底，我们生产队的150元“罚款”还没扣到。“歪道道”另想一计，竟恶毒地想要停发我们的口粮。
1977年，我家已有4口人，我夫妻俩、儿子和我祖父。“歪道道”乘我生产队换新会计机会，竟然停发了我家四口人的所有口粮，还连累了我的祖父也未逃出“魔掌”跟着遭殃，逼我们交出“罚款”。计划经济时代，一家四口没了全年的口粮，这种“灭顶之灾”，使我家一下子坠落进了苦难的万丈深渊。
为了这个家，只要能挣到钱，再苦再累的活我都干：从船上掮204斤（补了又补最重的蔴袋一袋米可达208斤）的蔴袋米包，走百余米到粮仓爬高放好，才能得到5分钱的报酬，算下来掮120包，包含二个不停地翻包到你肩上（所有掮米包的人，他的任务一起计算在内）才得到5元钱的重体力活；几个人在几小时之内，在60吨火车车皮内，抢卸车内60吨黄沙（当然一开翻板车门，就能自动卸下三分之一多黄沙也计算在内）每人只能挣5元钱的拼命活；四个人用二夜一天时间，摇水泥船到无锡钢铁厂来回重载搞运输一趟运圆钢（无锡回横林是逆水，还必须二个人在岸上拉纤才行），每人也是挣5元钱的苦累活，我都干过。
直到那一年，我家被停发了一年多口粮的最困难时期，为了维系一家四口的生机，我与妻子只能索性回到无锡，公开做起了小裁缝。我的手艺日趋成熟，凭借口碑，走街穿巷吃百家饭，艰难度过这场难熬的岁月。
那时儿子刚学会走路，妻子做我的助手，一边干活，一边带孩子。夫妻俩风雨同舟，正视现实，我们勇敢地用手艺养活自己，决不向农村的邪恶势力低头。这种忙碌的生活，一直延续到我接到上班当工人的通知为止。
1978年年初，我插队的横林江头村大队也进驻了四清工作组。带队的工作组组长是一位原无锡市北塘区区委的下放干部。当他听说我们的事情后十分气愤，大年夜派人到我无锡家中（当时我因为停发口粮，只能在无锡以手艺度日），坚持要求我们回到乡下。工作组才能想办法当面要求“歪道道”下令，立即归还我家被停发的全家全年的口粮，如果没钱过年的话，还可以向大队、生产队提出申请补助。并告知：“歪道道”已经被关进工作组学习班内审查了（经查这位村霸贪污挪用公款数量惊人）。在工作组的帮助下，我终于领到了停发了一年多的共计一千多斤的口粮。（已变成一张週转证，记录着一家四口人一年多的粮食计划，共计一千多斤口粮）。我还打了补助申请，得到了大队的春节补助，全家人终于开开心心过了一个快活年。
1978年4月18日，我突然接到了横林江头村大队电器厂的“报到通知书”。我喜出望外地于5月9日到电器厂报到上班，当上一名修理电工。直到1979年大批知青回无锡，我才离开了横林江头村老家正式回到了无锡。但那40元安家费“歪道道”最终还是没有归还。150元的“罚款”在我回无锡之前，被所在生产队会计从大队电器厂转来的工资中还是被扣掉了。权大于法，我是深深体会了。
我回无锡工作后，有一次回到老家，村民们告诉我：那个“歪道道”在我们回到无锡不久就病故了。人在做，天在看。那些干了坏事，坑了人害了人的，做了不该做的事总会得到惩罚的。这是天理。
我感谢四清工作组，给我讨回公道。我感谢那位公社书记能仗义执言，尽管结果事与愿违。我感谢那位无锡的下放干部能体恤民情，声张正义，让我坚信我们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也感谢我的妻子，在我们人生最低谷时，共同努力，共克时艰，而没有向恶势力低头，保持了我们做人最基本的尊严和人格。
我们这一代人应该骄傲，知青生活是经历、是磨练，知青精神是资本、是财富。
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事情，或刻骨铭心，或很快忘记。每当回忆起那段身处逆境惊心动魄的往事，至今仍是记忆犹新，仿佛那一幕幕往事仍在眼前重现，还能隐隐感觉到心有余悸。
在逆境中坚定信心、顽强生存，虽让你心灵承受煎熬，却是教你成熟的良师益友。
2022年3月10日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