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伯希和，汉学就像一个孤儿！抛开伯希和盗取敦煌经书的可耻行为而论，他对汉学的发展居功至伟！尤其是在促进世界的敦煌学上！
在藏经洞被劫以后的1909秋，伯希和来到中国，无意间随身携带的几本正在研究的四本敦煌写本、古老写卷被罗振玉发现，罗振玉可是古文字研究领域的专家，他一眼便辨认出这些写本是敦煌石室所藏唐及五代人写本刻本古书，他的心情一时之间可喜、可恨、可悲。
当罗振玉从伯希和口中得知“石室”尚有存者，但仍没有得到重视，中国的学者完全没有斯坦因、伯希和那样的学术敏感，也没有任何专业考古学的训练，所以敦煌宝藏的流失是那个时代的必然结果。
罗振玉与王国维师徒
通过与伯希和的沟通，罗振玉、蒋黼、王仁俊认识到敦煌宝藏蕴藏着关乎中国考据学的一个生死问题，从伯希和处以昂贵价格买来的敦煌遗书照片，成为了中国学者最早研究敦煌学的依据。在伯希和的帮助下，中国学者有伯希和恩赐的材料基础上，发表了一些最早的研究成果，如罗振玉发表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罗振玉辑印的《敦煌石室遗书》、蒋斧《沙州文录》、曹元忠的《沙州石室文字记》等。随之，中国学者对伯希和的态度也由最初的深恶痛绝转变为“以德报怨”，如此继续与伯希和的沟通，成就了中国学者对于敦煌学的初步研究。北京大学的荣兴江教授曾经说到：“中国学者以比较宽广的胸怀对待敦煌藏经洞宝藏的流失问题，开拓出敦煌学国际合作与交流的舞台，可以说，敦煌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世界的敦煌学。”
直到20世纪30年代，陈垣在《敦煌劫余录》系统地将敦煌遗书精心编辑，将藏经洞劫余经书的内容分门别类，作了较为完整的编纂。陈寅恪为《敦煌劫余录》作序，对敦煌学进行了定义，在他的号召下，中国学者才对敦煌学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尤其是那句“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更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敦煌写经编号.2276：优婆塞戒经卷第七灌顶经手稿，25.7×100.2厘米，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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