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典”与“原典”

　　近几年，出版界涌现出一股“元典丛书”热。例如广西民族出版社的“中国民俗元典注评丛书”(1999年)，河南大学出版社的“元典文化丛书”(2001年)，西苑出版社的“西方元典丛书”(2005年)等。北京大学出版社最近编辑出版了一套“科学元典丛书”。丛书包括哥白尼《天体运行论》、达尔文《物种起源》和爱因斯坦《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等人类科学史上最伟大的著作。至于何谓“科学元典”，丛书《弁言》中有这样的说明：“这套丛书中收入的著作，是自文艺复兴时期现代科学诞生以来，经过足够长的历史检验的科学经典。为了区别于时下被广泛使用的‘经典’一词，我们称之为‘科学元典’。”“这里所谓的科学元典，是指科学经典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著作，是在人类智识史和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丰碑，是理性精神的载体，具有永恒的价值。”
　　丛书《弁言》对“科学元典”的解释之所以不厌其烦，固然是为了与目前已被人们泛化使用的“经典”一词相区别，使丛书的名称新颖而又贴切，此外还应该有语言学方面的考虑，即在最新版《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第5版)甚至《辞海》《辞源》《汉语大词典》等大中型语文辞书中都查不到“元典”这个词。对于一个新词，必要的解释与说明当然是不可或缺的。
　　学术界一般认为“元典”一词是冯天瑜教授首先使用的。孙友忠在《“中华元典精神”的现代阐释》(《今日中国哲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一文中指出：“‘元典’作为一个整词，系冯氏自创。”1992年，冯天瑜教授在《东南文化》第2期发表《论“文化元典”》一文，用“文化元典”这一概念“称呼各文明民族的首创性文本”。并特别阐明“‘元典’有始典、首典、基本之典、原典、长(长幼之‘长’)典、正典、大典、善典、美典、上典、宝典等意蕴”，与汉字系统中已有的“经”“藏”的含义相近。在冯教授此后的著述中，“元典”一直是颇受关注的一个学术概念，相关论文如《试论中华元典的“神人之辨”》(1992年)、《中华元典重史传统论略》(1993年)、《关于中华元典“人文性”的思考》(1994年)等，专著如《元典：文本与阐释》(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元典文化十六讲》(郑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元典精神》(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与此同时，“元典”一词也逐渐出现在其他学者的著述中，相关论文如陈友峰《论元典文化对戏曲泛喜剧化审美特征之影响》(2003年)、张远山《“江湖”的词源——从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谈到江湖文化第一元典(庄子)》，(2004年)、夏立安《法律元典与人本主义》(2006年)，专著如李凯《儒家元典与中国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刘大钧《元典哲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等。
　　从最初的学术概念，到为出版界乃至整个文化界普遍使用，“元典”在当今社会语言交际中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参考冯天瑜教授等专家的意见，结合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给“元典”下这样一个定义：“元典”是指对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精神内涵及其发展流变产生深远影响的文献典籍。例如古印度的“吠陀文献”与佛经，古希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等哲人的著作，希伯来人的《旧约全书》，中国的《诗》《书》《礼》《易》《春秋》等经典，都可以纳入“元典”的范畴。正如金宁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华文化研修教程》(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中所指出的，元典“集中反映了民族的集体经验和文化心态，往往具有首创性，博大精深，因而成为一个民族垂范永远的精神象征和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因为是一个新词，加之缺少权威辞书的及时界定，“元典”一词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经常与“原典”一词混用。冯天瑜教授“曾以‘原典’称呼此类特别文本，后经友人建议。决定改做‘元典’，因为‘元典’更能包容所要研讨的文本所具有的特征”。(《论“文化元典”》)王联斌在《中华武德文化研究》一文中说：“被学术界公认为具有民族文化元典(亦即‘原典’)意义的《诗经》《易经》《尚书》《春秋》等著作中，无不散发着武德文明之花的馨香。”对“元典”与“原典”不加区别。李嗣水等著《中华民族精神论》书中有“原典与中华民族精神”一节，指出“冯天瑜先生将春秋战国时期定型的《诗》《书》《礼》《易》《春秋》等蕴涵着民族原创精神的典籍称为‘文化原典’”，紧接着又指出“忧患意识是充溢于中华元典的一种基本精神”，对“元典”和“原典”也不加区别。
　　人们之所以把“原典”与“元典”无区别地使用，是因为“原典”与“元典”一样，也是一个没有被当前各种中文辞书收录的词语。既然缺少权威性的界定，大家在具体使用时无据可依，混用当然也就难免了。但是，考虑到语言自身所具有的准确性和经济性特征，对这两个词语的定义和区别还是非常必要的。
　　在实际使用中，“原典”所涵盖的范围相对于“元典”来说更加广泛，如戴伟主编的《国学原典导读》一书就选录了儒家“五经”之外的《楚辞》《国语》《战国策》《孙子兵法》《庄子》《韩非予》等诸子著作。更为主要的是，“原典”多与被翻译或被重新诠释以后的文本相对，强调自身所具有的“原始文献”的性质。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朱庆之教授在《汉译佛典在原典解读方面的价值举隅》(1995年)一文中说：“在对汉译佛典作语文学研究时，或由于年代久远而语义淹没，或由于外来词语源不明而费解，我们常常会引用原典来对这些问题做出研判。”钱理群教授在《“回到传统”与“沉入国民”》(1999年)一文中说：“我这里说的‘从头读起’。就是从老老实实地，一本一本地读中国的原典开始，要抛开各种各样的分析、讲解，不要让别人的意见塞满你的头脑……直接面对古代原典的白文，自己去感悟其内在的意义与神韵。发现其魅力。”这两例中的“原典”都是指未经后人诠释或适译的原始典籍，并且这里的“适译”包括不同语言之间的对译和同一种语言古今之间的翻译两种情况。
　　“原典”的这一内涵特征还有一个有趣的参证：在日文中，“原典”一词指的正是被引证或翻译的原始文献。
　　总之，作为汉语中刚出现不久而且使用较为广泛的两个新词，“元典”和“原典”在词义方面的差异性还是非常明显的：“元典”强调典籍对人类文化和民族精神所具有的根本而又深远的影响意义，“原典”则强调典籍所保有的未经诠释或迻译的原始的性质，二者在具体使用过程中不应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