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几千年前，人名就开始成为时代风尚的记录者。
春秋时代人们的名字看上去相当随意。就拿孔圣人来说吧，他出生的时候，其父一看儿子头顶凹下去一块，就给他取名叫“丘”;等到他自己的儿子出世时，恰好鲁昭公赐来一条鲤鱼，于是儿子就得名“鲤”。
不过这可不是瞎胡闹，据《左传》记载，当时的“取名大师”鲁国大夫申曾提出取名选字的“五原则”：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孔子名“丘”就是按“以类命为象”的原则所取，儿子名“鲤”则是“取于物为假”。
比“五原则”更重要的是“六不”：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其中“不以国，不以官”奠定了中国封建时代延续了上千年的姓名避讳制度。
到了汉代，人们终于开始重视名字的内涵。这一时期尊老风气十分盛行，一家几兄弟的名字中，常用“伯、仲、叔、季”来区分长幼，还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了元、长、次、幼、少、公、翁等代表次序的字。
于是，在这个阶段，“伯”、“叔”字辈吃香。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字辈突然走红。
一个原本没什么意义的虚字“之”异军突起，成为起名热门选项。最极端的就是书圣王羲之了，他祖孙四代六个男人都叫“王×之”，整个家族中带“之”字的人名达30多个。
原来，这是一种宗教暗语。魏晋南北朝“五斗米教”盛行，如何辨别出入教者，知道对方与自己同道？秘密就在一个“之”字。父子、祖孙、兄弟同入米教，都叫“之”就不足为奇了。后来“五斗米道”首领之一孙恩作乱，许多名中“之”字辈都受到了牵连。
同时走红的还有“僧”字辈。
在民间传播开来的还有佛教，“僧”字仅次于“之”成为人名中最常见的字之一，就是最佳证据。而且随着佛教的发展，直到半个世纪后的唐宋年间，“僧”仍在人名中占有一席之地，“佛、尼、寺、慧、颖、悟、觉、善”等佛教字眼也越来越受欢迎。
不过在宋代，引领社会风潮的还是理学。它直接推动了起名法的发展：“生辰八字”与“阴阳五行”成了起名时的重要考虑因素。朱熹一家就是用五行学说来命名的。他的父亲朱松，五行属木;朱熹的“熹”本意为“烤”，下面四点是火而非水;他的儿子名“在”，是土字旁。一家三代，木生火、火生土，次序井然，生生不息。
总之，都有说法。简单理解，这就是“伯”字辈、“之”字辈、“僧”字辈之间的姓名争夺战，最终在宋代，被八字起名统一了中国。
然而，宋代的最大贡献还在于“字辈取名制”的开始流行。中国谱系最完整的孔氏族谱，就是从北宋元丰年间开始编修的。
一个家族会为自己未来的开枝散叶做好充分准备，包括子孙后代每一辈的名字，其文字体现就是“族谱”。一般的族谱会经历30年一小修、60年一大修，确定谱名和顺序，谱名可以是一首诗，也可以是家族老人认为压韵的话，比如荣华富贵兴邦甲。
到了明代，字辈取名制已经广为使用，朱元璋就给自己的儿子各20字的辈份，太子一支是“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明惠帝朱允炆名中的“允”字就出于此。
这种按照血缘关系串起所有祖先后辈的起名制度，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的家族观念——之所以说“进一步”，是因为它其实早就蕴含在中国人的命名哲学里：相比西方人名在前、姓在后的顺序，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把代表家族或集体的姓置于代表自己的名之前，这与传统文化中崇尚共性、注重群体的价值观息息相关。
上溯至更早的上古时代，过着牧猎佃渔的集体生活的人们甚至根本没有姓名，直到氏族公有制解体，进入人人拥有私产的农业时代，“我”才从“我们”中脱离出来，用以区分个人的姓名才有了产生的必要。
而在古代社会早期，平民和奴隶是没有姓只有名的，只有贵族才有姓，所以最早的“百姓”一词其实是指“百官”。相反，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女性只有姓而没有名，一般情况下只按出生排行领一个数字，再在后面加上“娘”、“姐”、“妹”等称呼，杜十娘、尤二姐，甚至在战场上骁勇不亚于男人的杨八妹都是典型。
在不同的时代，大批量重复出产的名字差别也很大，取名也是跟着时尚走的。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在你的叔伯辈中，总能找到几个名叫“解放”、“建国”或“援朝”的人。他们大都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这种社会巨变不可避免地体现在一代人的名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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