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器里的顶级奢华（一）

 

 

    

  《惠世天工》展——“百觞重情”篇中有几件奢华无比的酒器。

                 

           一、 鎏金双鸳团花大银盆

 

    大银盆出土于法门寺地宫。浇注成型，纹饰模冲，平錾鎏金。盆口为四曲葵瓣形，侈口，圆唇，斜腹下收，矮足圈。盆口内沿錾一周莲瓣纹，盆腹壁分为四瓣，每瓣内錾两体阔叶石榴团花，团花中有一只鼓翼鸳鸯立于仰莲座上，两两相对，余白衬以流云和三角阔叶纹，腹壁内外花纹雷同，如渗透一般，盆底模锤制出一对嬉戏鸳鸯为中心的阔叶石榴大团花，周围饰鱼子纹地，类似浅浮雕。盆外壁两侧，铆接两个前额刻“王”字形纹样的天龙铺首，衔海棠花形圆环，环上套接弓形提手。圈足四曲微外撇，与盆地焊接，外壁立沿一周饰二十四朵莲花。盆地錾刻“浙西”二字，表明此盆出自浙西道（今江苏镇江），由浙西道官员进奉皇室，懿宗皇帝又特意敬献于佛祖。

   大银盆高14.5厘米，口径46厘米，足高2.5厘米，足径28.5厘米，重6265克。

 
   史书记载，唐代佛寺每年四月初八佛诞节时，举行浴佛法会纪念释迦牟尼降诞，在大殿设法坛花亭，在盛有香汤的盆中安立世尊降诞像（释迦太子一手指天一手指圣像），并设置汤勺。法会开始，寺主率众上堂形香，持勺舀取香汤灌浴圣像，僧俗民众列队依次逐一浴佛，因此四月八又叫浴佛节。浴佛节时，皇宫中“结彩为寺”，组织伶人“作菩萨蛮舞”，如佛降生。

                       

    不过，该银盆扬之水考证为酒樽，并且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的金银酒器。看说明牌：

 

    不过，我弱弱地问一声，如果是酒器，送给寺庙合适吗？

     
 

    再看一件汉代的：

          

               二、汉代胡傅青铜鎏金温酒樽

   共2件，尺寸、形制、纹饰相同，通体鎏金。器口与盖下子口沿阴刻铭文：“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造”。其中一件的铭文最末多一个“二”字，也许是为了表明这是第二件。

   中陵为西汉雁门郡所辖县，县治在今山西省右玉县威远镇南。

 

 

   酒樽为铜器，通体施以鎏金，金的纯度很高，故而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显得金光灿灿，华贵典雅。酒樽的器盖中央设计有提环，周围有三个凤形钮，器底是三个矮矮的虎形足。一条宽宽的装饰带将酒樽外壁一分为二，厚实的铜胎外通体浮雕有诸如猴、鹿、龙、凤、虎、羊、牛、骆驼等动物图案，这些形形色色的动物体态各异、造型生动、或动或静、或站或奔。有的虎视眈眈，有的惊恐回望，有的潜行蹑足，有的自由翱翔。其时的匠人将飞禽走兽荟萃于一件小小的器物之上，使得整体观感既紧凑集中，又自然活泼，确实是一件独具匠心的精品器具。

   酒樽造型端庄淑雅，大方敦实，不难发现，浮雕图案中的很多动物均是草原特有，有的动物则是匈奴的图腾，加之两件器物本身所带风格即是粗犷豪放，具有典型的草原风情，而非当时中原所习用，这正是汉民族与北方草原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是汉、匈两族文化趋同的最好见证。关于温酒樽的用途，学术界最先因其本身自带铭文中可有一“温”字，而认为乃是加热酒液的器皿，但经过进一步研究考证，目前基本认为之所以当时的工匠要将器物铸造得很厚，是为了通过保温来维持器皿中所盛放的醇厚美酒的味道，防止其挥发，而这更加说明，这些器物在两千年前的主人应当是一位生活奢华的贵族。

 

 

 
   

   1962年，一支考古队来到山西右玉县，对该县大川村一个墓葬进行发掘。就在考古队员清理墓葬时，地面突然塌陷，一阵扬尘弥漫后，大家惊奇地发现，墓室的底部竟然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其中摆放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器物。
　　这批铜器共有9件。其中5件上刻有铭文。其中有两件圆筒形的器物，通体鎏金，盖顶中央有提环，周围是三个凤形钮，腹部两侧各有一串首衔环，器底部是三个粗壮的熊形足。器身外满饰虎、羊、牛、猴、龙等，还出现传说中九尾狐的形象。另外一件盆状青铜器则跟前两造型极不相同，它的外围有三只兽首衔环，下面是三只虎形的足。
　　考古队员面对这几件器物，心中满是疑惑。从器物的纹饰看，是中国汉代纹饰，粗犷大气的风格。可是如此多的动物用于器物的装饰在以前汉代出土的器物中很少见，从器物造型上看也不像是中原器物。这座古墓的主人到底是谁？

　　　　酒樽用来盛酒

　　出土的器物被送往考古研究所，清理干净器物上的泥土后，工作人员竟惊奇地发现，其中三件器物的口沿上分别铸有铭文，它们的身世就蕴涵在这铭文中。铜盆形器物上铸有：“勮阳阴城胡傅铜酒樽，重百廿斤，河平三年造。”两件圆筒形器物上铸有：“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造。”
　　通过铭文可以判断，这几件貌似炊具的器物，是古代用来盛酒用的酒樽。根据铭文所示，河平三年，也就是公元前26年，正是中国西汉末年汉成帝刘骜在位，樽也盛行于汉代，当时饮酒最基本的组合就是樽、杓、耳杯。樽用来盛酒或温酒，杓为舀酒器，耳杯为饮酒器。这三件器物中，盆状的为酒樽，两件筒状樽上面有盖，起保温作用的，为温酒樽。

　　　　温酒樽用来热酒

　　有研究者认为，温酒樽是用于热酒的器具。根据河北省邯郸市文物研究所所藏的东汉年间的一件金涂承盘大爵酒樽的启示，我们可以想象，温酒樽可能是附加一个装木炭的托盘一起使用的。更有学者倾向于这是保存一种醇香的酒的器具。因为厚重的器盖可以有效防止酒精的挥发。

　　　　胡傅疑为西方使者

　　几件通体鎏金、纹饰华丽的器物原来是中国汉代的酒樽，它们之所以让专家难以分辨，因为它们和以往出土的樽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樽上铸的那些动物有什么含义？铭文上说的胡傅又是谁呢？
　　从器物的形状上看，墓主人身份不低，但研究人员翻遍史料也没有发现与铭文中提到的胡傅有关的任何记载，因此推断他不是贵族也不是一方官员。三件酒樽腹部分别都铸有衔环和以往出土的汉代樽相比非常独特，而且樽上所铸多为野兽动物，不像是中原风格。这种胡汉风格融于一器的精美文物在全国范围内很少发现。翻一下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公元前33年，昭君出塞之后，民族之间的融合成为主流，所以那个时候的物品，开始体现匈奴文化。而这三件樽的铸造时间处于那个年代，这个胡傅不排除是西方使者的可能。

　　　　胡傅或是草原先民？

　　公元前26年的西汉末年，汉朝统治昏庸腐朽，周边少数民族却逐渐强盛壮大起来。右玉县地处山西北部，毗邻长城，与内蒙古交界，汉朝时这里还曾是塞外草原，是匈奴族活跃的地方。专家判断，胡傅很可能是当时北方的匈奴族，而这三件樽上铸有的动物也完全是草原风格。因此，胡傅应该是匈奴族部落里的一位头领。中国古代匈奴族，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他们不仅善战，更善饮酒，这三件酒樽上铸有的铜环，就是为了在马上携带方便。
　　然而，古墓的墓葬形式遵循汉制，而且出土的许多器物也都按照汉朝规制铸造。胡傅是西方使者或是匈奴的推测都显得有些牵强。时至今日,这还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谜。（文章来源:山西青年报）

 

 

   再看一件更早的：

 
                           三、春秋玉耳金（钅和）
          

                 高6厘米、口径11.2—14.2厘米，重285克
 

 

　　1982年3月，考古工作者在绍兴坡塘狮子山西麓发掘了一座春秋晚期贵族墓葬，出土了17件精美的青铜器、6件金器以及上千件玉石器等。玉耳金钅和就是其中的一件珍品。钅和出自土台，原在长方形漆盒内贮存。钅和身金质，椭圆形，敛口，卷沿，腹微鼓，下腹收束，平底。器身浇铸成形，再经锤打处理，器表略显凹凸，光素无纹。窄口部位对称铆接一对环形玉耳，断面方正，琢刻精细卷云纹，因沁蚀，色呈鸡骨白。钅和为中国古代的酒器或量器，目前所知的先秦时期的钅和多为青铜质地，金质的仅此一件，弥足珍贵。这件金钅和保存完整，制作精良。器型规整大气，质地轻巧细腻，色泽纯正迷人，金质器身与玉质器耳的完美结合，使得器物更显富丽尊贵。它代表了先秦时期越地金器制作的工艺水平，也为我们认识中国早期黄金冶炼技术与工艺，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本文1、2、3、4、8、12图采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