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水临襄阳,花开大堤暖。佳期大堤下,泪向南云满。春风复无情,吹我梦魂散。不见眼中人,天长音信断。”这是唐代诗人李白描写襄阳“大堤”的大堤曲》。翻阅唐代诗词,直接以《襄阳曲》、《大堤曲》命名或以襄阳、大堤等作为题材的作品不在少数,并且这些诗词皆充溢着比较浓郁的艳情色彩,使
襄阳这座唐代重镇俨然呈现出一派风月云雨的“艳都”气象。
一、襄阳之“艳”在诗词中的体现
艳情文学的繁盛必然是以丰庶繁荣的物质财富作为基础的。“艳都”襄阳之“艳”首先体现在襄阳古城的一片繁华:“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日暮行人争渡急,桨声幽轧满中流。”(唐·刘禹锡《堤上行》)“带水依山一万家,襄阳自古富豪奢。北轩二月回头望,红日连城尽是花。”(宋·贾黯《襄阳》)。宋代诗人梅尧臣在《送周谏议知襄阳》中也描写到襄阳古城酒肉声色之富足:“蔼蔼荆州几万家,竟持壶酒望高牙。里儿尚唱铜鞮曲,耆旧争随画鹿车。雄鸭绿头看汉水,肥鳊缩顶出渔查。乡人应笑张平子,只有归田赋可夸。”都市的繁华促进了情色行业的发展,汉江两岸的秦楼楚馆比比相邻:“花开汉女游堤上”(宋·欧阳修《奉寄襄阳张学士兄》),“处处风情好,卢家更上楼”(唐·杨巨源《襄阳乐》)。趁兴而来的是“风流岘首客”,招摇过市的是“花艳大堤倡”(唐·韩愈《送李尚书赴襄阳八韵得长字》)。正如张潮诗中所直言:“昨见襄阳客,剩说襄阳好无尽”(《襄阳行》),襄阳就是这样一个让诗仙李白都不吝笔墨、在《襄阳歌》中大肆铺陈“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的“美酒之都”,“千金骏马换少妾,醉坐雕鞍歌落梅”的“歌舞之都”,笑问“襄王云雨今安在,江水东流猿夜声”的“迷艳之都”。宋人笔下的襄阳风采依旧不减当年,欧阳修更是忍不住大呼“乐哉”:“嗟尔乐哉襄阳人,万屋连甍清汉滨。语言轻清微带秦,南通交广西峨岷。……往时邢洺有善政,至今遗爱留其民。谁能持我诗以往,为我先贺襄阳人。”(欧阳修《乐哉襄阳送刘太尉从广赴襄阳》)
我们不妨再看看那些“艳都”的女主角———大堤女子们:“二八婵娟大堤女,开垆相对依江渚。待客登楼向水看,邀郎卷幔临花语。细雨濛濛湿芰荷,巴东商侣挂帆多。自传芳酒涴红袖,谁调妍妆回翠娥。珍簟华灯夕阳后,当垆理瑟矜纤手。月落星微五鼓声,春风摇荡窗前柳。岁岁逢迎沙岸间,北人多识绿云鬟。无端嫁与五陵少,离别烟波伤玉颜。”唐代诗人杨巨源的这首《大堤曲》生动地描述了她们的生存状况。大堤女子不仅有着妙曼的姿色,也有着众多的才艺:“岘山亭畔红妆女,小笔香笺善赋诗。颜貌共推倾国色,篇章皆是断肠辞。便牵魂梦从今日,得见婵娟在几时。千里关河万重意,夜深无睡暗寻思。”(宋·李昉《赠襄阳妓》)“京口贵公子,襄阳诸女儿。折花兼踏月,多唱柳郎词。”(温庭筠《秘书刘尚书挽歌词二首》)。或诗或画,或歌或舞,折花踏月,风雅迷人……人间如此佳丽,怎不教人神往?然而这些女子又并非是大家闺秀,她们“大堤狂杀襄阳客”,让人“身已归,心不归”(孙光宪《河传》)。行旅之人常被告诫道:“大堤女儿郎莫寻,三
三五五结同心。清晨对镜理容色,意欲取郎千万金”(唐·施肩吾《大堤曲》);“襄阳传近大堤北,君到襄阳莫回惑。大堤诸女儿,怜钱不怜德。”(张潮《襄阳行》)她们只是沦落风尘、地位卑贱的歌妓舞女,却也正是她们,才造就了一座让所有过客流连忘返的“艳都”———襄阳。
二、襄阳成为诗词中唐代“艳都”的诸多因素
(一)政治因素:唐代性爱观的自由与开放
“唐代,政治、经济、文化都很发达,妓业也在发展,达到了一个相当鼎盛的时期。这种情况的产生具有多种复杂的原因:一是由于唐代性文化比较开明,对于官吏宿娼,不仅没有法纪约束和舆论非议,而且会被视为风流韵事而传为美谈,甚至加以仿效;在民间,私通都不算什么太严重的事,狎妓更算不得什么了。二是经济的繁荣使城市发展,流动人口增多,从而增添了临时性的性需要;而商品经济造成两极分化,有些贫家女卖身,从而又能在市场上满足这种需要。三是社会繁荣、国家富庶,使帝王、贵族纵情声色享乐,而帝王淫乐生活又影响社会……”[1](P493)由此可见唐代社会的性自由度相当之大。全唐诗中就有大量反映唐代人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的作品,而离婚与再嫁的现象也非常之普遍。相反亦然,正是因为唐代社会如此自由开放的性爱观才使得唐人诗歌形成“艳情”之风有了现实的基础,才使得襄阳古城成为唐代“艳都”有了较大的可能。
(二)自然因素:明秀撩人的自然风光
自然景色对人类性爱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大漠荒原的自然景观难免让人产生失力乏味的感觉,甚至会使人的思维较往常显得迟钝;而青山绿水的旖旎风光则比较容易让人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自然而然地撩拨起人们那缠绵悱恻的无限情思和热情奔放的性爱欲望。
襄阳正是这样一个地方:古城一带纬度位置稍低,气候比关中温暖,景致更加明丽鲜艳。唐代诗人李益曾在《送襄阳李尚书》中描写襄阳景色:“天寒发梅柳,忆昔到襄州。树暖然红烛,江清展碧油。风烟临岘首,云水接昭丘。”;裴夷直的《奉和大梁相公送人二首》则云:“北津杨柳迎烟绿,南岸阑干映水红。”宋代诗人刘过在《红酒歌呈京西漕刘郎中立义》也写道:“岘山之北古襄阳,春风烂漫草花香”。襄阳的水是“绿沙如雪”(李白《襄阳曲四首》之三)、“清如玉”(元稹《襄阳道》)的汉江水;襄阳的山在烟水迷蒙中更有着“山色有无中”(王维《汉江临眺》)的佳境。诗人孟浩然甚至赞誉家乡襄阳的山水远比以秀美著称的江南会稽愈显明媚:“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孟浩然《登望楚山最高顶》);“画得襄阳郡,依然见昔游。岘山思驻马,汉水忆回舟。丹壑常含霁,青林不换秋。图书空咫尺,千里意悠悠。”徐安贞的一首《题襄阳图》更让襄阳山水之美升华为一种文学意境。还有宋代诗人李廌,提及别处风光之好竟也以襄阳作比:“眼前风景似襄阳,
松柏参天竹满岗。题鴃一声春欲去,雨催新杏渐娇黄。”(李廌《题唐洲东寺访友人不值诗》)由此皆可看出襄阳自然山水的卓然特出。
在众多唐人诗中,襄阳山水又不单单作为一种自然风景出现,而是伴随着人文“艳情”的意象。窦巩《襄阳寒食寄宇文籍》诗云:“烟水初销见万家,东风吹柳万条斜。大堤欲上谁相伴,马踏春泥半是花。”李白《襄阳曲四首》之一云:“襄阳行乐处,歌舞白铜鞮。江城回渌水,花月使人迷。”两首诗中都以“花”、“月”等字眼隐约提到了大堤之上的女儿们。张祜的一首“大堤花月夜,长江春水流。东风正上信,春夜特来游”(张祜《襄阳乐》)则更为直接地指明了明艳鲜丽的春夜里诗中人所游所寻的特定目的。白居易在《送冯舍人阁老往襄阳》中笑嘱友人“莫恋汉南风景好,岘山花尽早归来”,大抵也不会是单指对自然风光的留恋,而更多的是指汉水之滨、大堤之上那艳丽如花的女子们吧。“江汉饶春色,荆蛮足梦思”(唐·李逢吉《再赴襄阳,辱宣武相公贻诗,今用奉酬》),由“春色”到“春梦”,明秀撩人的自然风光显然是促成襄阳“艳都”之名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地理因素:便利的水路交通,来往过客络绎不绝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诗圣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的这一名句就简要地体现出襄阳作为唐代交通要道的重要地位。襄阳“是南北水陆总汇,由此过蓝田武关,北接河陇、关内、河东,通过襄阳至洛阳驿路抵达两河,故李骘称襄荆驿为‘十道之要路’,十道者,乃就中晚唐政区而言,大约指关内、剑南、荆南、鄂岳、江西、湖南、黔中、岭南及两浙。这十道大部分是南方经济区,中晚唐时期这里经济地位迅速提高。……在汴路不通后,此道也成了文武官员、使客联系京城的惟一大道。”[2](P93)
由于襄阳城的地理位置特殊,水路和陆路交通皆十分发达,使其自古以来就成为国家的军事重镇:“襄阳自昔天下雄,形势今处常蛇中”(宋·李曾伯《寿襄阃》),也使得襄阳城市经济逐渐繁荣起来,到唐时已见形胜:“千帆万帆来,尽过门前去”,唐代子兰的《襄阳曲》就道出了东西南北来往过客络绎不绝的空前盛况。
经由襄阳的过客,其身份是多种多样的,有行迹四海的商人,有上京赶考的举子,有升迁京都或遭贬湖广的官员,亦有专程慕艳名而来的富豪阔少。不同的人对“艳情”都有着不同程度的需要:商人长年旅居外地,妻子不在身边,于是那些大堤女儿们恰好充当了露水夫妻的角色,满足商旅们临时的“性”需求。如唐代诗人吴融《商人》一诗中所言“百尺竿头五两斜,此生何处不为家。北抛衡岳南过雁,朝发襄阳暮看花。蹭蹬也应无陆地,团圆应觉有天涯。随风逐浪年年别,却笑如期八月槎。”
上京赶考的举子大多正值青春年少,处于对“性”的需求非常强烈的时期,不论是带着进京时的向往和冲动,抑或是金榜提名后的欣喜若狂、名落孙山后的焦躁不满,都会在途径襄阳大堤时与那些在楚馆秦楼、酒铺茶座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子们达成一种自然而然的默契。这种默契不仅是在唐代,也不仅是在襄阳,文人与妓女的特殊情愫早已深深地浸透到中华五千年的文化里。
苦闷不得志,或是志士遭贬,官员们对仕途不顺的释怀也恰如其分地转移到艳情中来:“昔在京城心,今在吴楚末。千山道路险,万里音尘阔……心有无眹环,肠有无绳结。有结解不开,有环寻不歇……襄阳大堤绕,我向堤前住。烛随花艳来,骑送朝云去。”(元稹《酬乐天赴江州路上见寄三首》)
襄阳城交通枢纽的地理位置也使得“会友”成为一项重要的交际活动,如李涉《中秋夜君山台望月》:“大堤花里锦江前,诗酒同游四十年。不料中秋最明夜,洞庭湖上见当天。”又如“悠悠世路自浮沉,岂问仁贤待物心。最忆过时留宴处,艳歌催酒后亭深。”(吕温《道州奉寄襄阳裴相公》)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文人的会友也是离不开“大堤”和“艳歌”的。无论是考取科名、获得官职还是官场失意、壮志蹉跎,文人的自怜和交友都在襄阳成为“艳都”的进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昔为大堤客,曾上山公楼。开窗碧嶂满,拂镜沧江流。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此地别夫子,今来思旧游。朱颜君未老,白发我先秋。壮志恐蹉跎,功名若云浮。归心结远梦,落日悬春愁。空思羊叔子,堕泪岘山头。”(李白《忆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如此一来,襄阳俨然如同“京城后花园”一般在诗词中博得了“艳都”之盛誉。
(四)文化因素:楚地文化的影响以及久远的历史渊源
充满艳冶风情的《大堤曲》,本是乐府西曲歌名。与《雍州曲》皆出自《襄阳乐》。梁简文帝《雍州曲》有以《大堤》为题的,为唐《大堤曲》、《大堤行》
所本。襄阳并非在有唐一代才突然地显现出其作为“艳都”的风貌来,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的。
襄阳地处楚地,一方面接受了中原文化的浸染,另一方面则保持着其骨子里的楚文化色彩,即古巫文化中对“性”的放荡与膜拜———一种少受礼乐文化约束的野性之美。自《高唐赋》以来,巫山神女与襄王幽会的艳情神话早已深深刻入文人心底,“朝云暮雨”也早已作为“男女性事”的隐讳之语而固定下来。这在许多关于襄阳的艳情诗文中都有体现:“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看不见,红霞影树鹧鸪鸣。桃蹊柳陌好经过,灯下妆成月下歌。为是襄王故宫地,至今犹自细腰多”(唐·刘禹锡《杂曲歌辞·踏歌行》);“微动翠蛾抛旧态,缓遮檀口唱新词。看看舞罢轻云起,却赴襄王梦里期”(唐·张祜《观杨瑗柘枝》)等等。另外,《诗经》中多次提到的“游汉女”也有着如“高唐神女”般的云雨意象:“帝下真符召玉真,偶逢游女暂相亲。……花枝临水复临堤,闲照江流亦照泥。千万春风好抬举,夜来曾有凤凰栖”(元稹《襄阳为卢窦纪事》)。这些在很长的历史积淀中所形成的文化意象也是襄阳之所以可称为唐代“艳都”的又一原因。
其他还有文学作品的传播等等因素,文人们除了积极参与“艳都”活动外,他们还将才学和性灵凝结成一篇篇诗词,代代传唱,使襄阳“艳都”的地位得以确立,并使得襄阳之艳成为一种固定的文学意象传承数百年,直至明清。
参考文献:
[1]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3.
[2]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