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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与中国士大夫精神(转)

           诸葛亮与中国士大夫精神

           文学与新闻学院对外汉语 学生:姜维夫人     指导老师:沈伯俊 

 

    摘要:诸葛亮是我国知名度最高的历史人物。深受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喜爱。士大夫们也不例外。诸葛亮能如此受爱戴,根本原因在于,诸葛亮的品德修养,为人处事深得中国士大夫精神,符合儒家的道德标准。本文以诸葛亮一生中比较重要的经历来分析其中所蕴涵的士大夫文化。  
    

    关键词:士大夫,诸葛亮,精神,儒家  

 

    自孔子创立儒家学说起,中国就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士大夫文化。  所谓士大夫文化,内涵丰富,若展开讨论,恐非吾辈所能论述清楚。滋就诸葛亮所体现出的士大夫精神作简单论述。  

诸葛亮这一形象体现出的士大夫文化包括以下内容:  

   士大夫阶层的理想:最高统治者能够亲贤臣,远小人;能赏识自己的才华,给予自己最充分的信任,使自己的才能能得到最大的发挥;  

   士大夫阶层的立身原则:忠君,守义,卫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士大夫阶层的理想生活模式:建功立业,功成身退,流芳百世。  
    下面我们从诸葛亮一生的经历来看其所体现的中国士大夫精神。  

 

    先看诸葛亮隐居隆中。      

    自汉武帝起,儒家被奉为汉朝的正统学说,儒生便成了汉朝官吏的主要来源。儒家学说赋予生死以浓重的道义色彩,认为道义重于生死,他们宣扬:“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1)因此,在东汉末年,宦官与外戚轮流执政的黑暗统治中,士人们便联合起来,依附外戚,与宦官进行斗争。由于皇帝普遍信任宦官,因此士人与宦官的斗争先后经历了三次失败,最终形成了东汉历史上三次著名的“党锢之祸”。每一次“党锢”,以身殉道的儒生数以千计。其中不乏朝廷高官,士林名族,如杨震,李固,杜乔,李膺,陈藩等,这些都是朝廷的三公,儒生的领袖人物。先秦儒家倡导的“士志于道”的儒生特质,通过他们大张旗鼓的政治实践及集体献身而充分地昭示于天下。他们是知识群体形象的首次登台,且是以生命而不是笔墨去诠释儒家道义,从而铸就了中国的士大夫精神。即以天下为己任。 

     不过由于后来发生了黄巾起义,使东汉皇朝的统治名存实亡,天下陷入分崩离析的状态。于是许多著名的清流派人士便隐居起来,相时而动。诸葛亮在其《出师表》中就说他当年“躬耕于南阳,苟存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2)事实上,诸葛亮隐居避世并非其主要目的,隐居是因为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朝廷昏弱,知识分子无法在朝廷中展现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因此隐居以待时。也就是说,隐居的目的是为了修身立学,以待时机,一展抱负。也就是所谓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3)如东晋时期的陶渊明就因为朝廷昏暗,隐居山林终老。历代史书也有所谓的逸士传之类的专门记载隐居避世之士的传记。因此,诸葛亮隐居隆中符合了儒家思想中独善其身的思想。  

 

    诸葛亮的理想  

    然而,诸葛亮令人敬仰的地方还不止于此。因为东汉末年也有很多人不士的。然而他们却并未得到后人很大的推崇。原因在于,诸葛亮始终以光复汉室为己任。而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要复兴汉室是不可能的了。鲁肃就曾说“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这基本上是天下知识分子的共识了。而诸葛亮为报刘备三顾之恩,矢志不渝地为之奋斗了一生。他要“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认为这是“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这个正符合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4)的精神。  

 

    诸葛亮择主  

    在东汉末年,各路军阀互相混战,有识之士纷纷投靠自己心目中的明主,数易其主者多不胜数。而诸葛亮是少有的事一主而终的臣子。很多人认为诸葛亮选择刘备,是因为刘备是汉室宗亲,与诸葛亮光复汉室的思想正好相符,因此诸葛亮才会选择刘备。其实不然。当时汉室宗亲跨州据郡者不在少数。其中不乏知名人士,如刘表。然而诸葛亮都没有投靠,原因就在于诸葛亮知道刘表刘璋等并非立业之主,都是只知据土自守之人,并非心存汉室之士。这个可以从后来诸葛亮对姜维的评价中看出。诸葛亮说姜维“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於人,毕教军事,当遣诣宫,觐见主上。”这说明诸葛亮所选之人必定是忠于汉室,有志于中兴汉室之人。其次,此人必须是仁德之人。很明显,曹操是不符合诸葛亮择主的标准的,其人曾经在徐州进行大屠杀,在诸葛亮的心目中,必定不属于仁君之列。而且曹操也并非忠于汉室之人,虽其终此一生,并未称帝,然此人晚年却一直为后代称帝铺路。再次,此人必须能给予诸葛亮充分的信任,使其能一展抱负。而他不选择孙权的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孙权“能贤亮而不能尽亮”,(5)所以他也不投靠孙权。而历史证明了诸葛亮的观点是对的。孙权晚年昏庸之极,既立太子孙和,却又宠爱鲁王孙霸。致使朝廷分成两派。陆逊多次上表,要求孙权要将太子和鲁王区别对待,以免造成朝廷党派林立。然而孙权对于这位曾立有大功,今又为一国之相的大臣多次谴责,致使陆逊忧愤而死。诸葛亮真可谓有先见之明。在东汉末年,多少人因为择主不慎,轻则身败名裂,重则身死族灭,例如沮授,田丰等。诸葛亮择主之慎,被后人视为其品格高尚的其中一个标志

     后来,诸葛亮应刘备三顾之请出山相助之后,矢志不渝地追随刘备,多次“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即使在当阳大败,东吴诚意邀请诸葛亮加入之时,诸葛亮仍然不改初衷,一如既往地追随刘备,与鲁肃一起努力促成孙刘联盟,奠定三分天下之势。后来蜀汉失荆州,败彝陵,刘备逝世,南中动乱。面对一系列外忧内患,诸葛亮毅然以一介书生之身,担负起理朝政,治经济,修武功,平南蛮,伐中原的大任。虽最终未能完成统一大业,然而他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6)的精神却让后世许多仁人志士奉为公忠体国的最高境界。西晋张辅就说:“余以为睹孔明之忠,奸臣立节矣。殆将与伊吕争俦,岂徒乐毅为伍哉!”(7)管仲乐毅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管仲相齐,称霸诸侯;乐毅扶微弱之燕,下齐七十余城。而诸葛亮虽然自比管仲乐毅,但其所相之蜀,既未能称霸三国,也未能蚕食雍凉二州,其功绩不及管仲,更别说是伊吕了。然而为何后世之人将诸葛亮治蜀称为“伊周经济”,认为其功绩可比伊尹和吕尚?西晋镇南将军刘弘一语道破天机:因为“夷吾反坫,乐毅不终”,(8)古人认为,君主等于国家,因此对君主尽忠就是对国家尽忠。所谓“忠臣不事二主”,而管仲和乐毅二人都不是从一而终,二人都曾易主而事。而诸葛亮始终忠于蜀汉。后人予诸葛亮的忠诚以高度的评价,对他无限景仰的原因即在于此。所以陆游也认为他“远比管乐盖有余”。(9)  

 

     刘备三顾茅庐与托孤白帝城  

    诸葛亮的品德符合儒家规范,因而诸葛亮受到了历代士大夫及最高统治者的推崇。而刘备三顾茅庐,白帝托孤之举,又使后世的儒生们羡慕不已。因为封建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人治社会,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个人的抱负能否施展,取决于最高统治者是否信任自己。因此士大夫对于知遇之恩看得非常重,一旦遇到明主,即将毕生所学奉献出来。可惜,诸葛亮常有而刘备不常有,因此儒生们一直对三顾茅庐及白帝托孤津津乐道。白帝托孤更被誉为“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10)可以说是历史上空前绝后之举。自古以来,功高震主,权重招祸,乃是封建社会的自然之理。然而在诸葛亮身上却似乎并不适用。虽然“事无巨细,亮皆专之”,(11)然而刘禅对诸葛亮没有丝毫的猜忌,反而对他说:“政由葛氏,祭由寡人”。(12)这一切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儒家所希望的明君贤相的理想。(虽则刘禅不算明君,然终诸葛亮之世,刘禅始终不失为一个“循理之君”)。(13)这也是诸葛亮这一形象所体现出的文化内涵之一。  

 

    诸葛亮的功业  

     儒家重仁,追求大一统。而诸葛亮辅佐刘备立季汉,南征北伐,符合孔子所说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14)的思想。儒家还认为追求大一统应是使“天下之民归心”的大一统。天下之民归心,亦即天下之民归仁。汉朝时的陆贾曾说天下“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15) 。这说明儒家认为以武力取得天下并不能使天下之人归心,只有大仁大义者才能使天下之民诚服。而诸葛亮主治蜀主张“薄赋敛,无尽民财。”(16)从而取得了“田畴辟,仓禀实,器械利,蓄积饶”(17)的成效。这是他对百姓的仁爱。于是诸葛亮治理下的蜀汉,“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於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18)正如当代著名的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所说:“他在主观上的努力,确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凡是封建统治阶级可能作到的较好措施,他几乎都做,”因此,“他所治理的汉国,在三国中是最有条理的一国。”(19)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能够将一个国家治理到如此程度,恐怕是空前绝后的。蜀汉官员在诸葛亮的影响下,普遍都廉洁自律,除了极个别的人:如陈祗,黄皓等人,其他的官员都克己奉公。  

     另外,诸葛亮南征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作战杀戮最少的一次。诸葛亮南征始终坚持“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方针。最终使得蛮王孟获向诸葛亮表示:“南人不复反矣”。(20)的确,自诸葛亮离开南中到蜀汉灭亡这三十多年间,南中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叛乱。北伐时,诸葛亮也曾对祝贺他取胜的人说:“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贺,能不为愧!”(21)在诸葛亮看来,用兵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维护社会的安定,使人民不再死于战乱。这正是中国士大夫们所津津乐道的“天下归仁”的思想。

 

    诸葛亮修身  

    儒家认为修身乃是人立身之本。关于这个,儒家在《大学·礼记》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论述: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在这里,儒家说明一个人的品德修养是多么重要,它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历史上备受推颂之人都是品行优良之士。如果其人品行亏缺,不管他多么有才干,都得不到士大夫乃至平民们的认同。曹操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诸葛亮能流芳百世,根本原因即在于他个人十分注重品德修养。他说自己“德微任重,惨惨忧虑”,(22)希望杜微能“以德辅时”,(23)在彝陵大败,刘备新逝,蜀汉处于危急存亡之时,曹魏重臣纷纷给诸葛亮写信,要求他向魏称臣,但诸葛亮回了一篇正气凛然的《正议》,指责曹魏“起不由德”,表达了自己忠于蜀汉政权,要“据正道而临有罪”的决心。孟子说:“威武不能屈”,正是诸葛亮的写照。  

    在交友方面,诸葛亮认为“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能贯四时而不衰,历夷险而益固。”(24)诸葛亮与孟建相交就是如此。孟建是诸葛亮在隆中时的挚友。后来他离开荆州,投奔了曹操,凭着自己的才干做到了凉州刺史。在二十多年后,诸葛亮北伐时,还写信给司马懿,向他询问孟建的情况。孟建已离开诸葛亮二十多年,而诸葛亮依然不忘隆中好友,这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友情绝非势利之交。  

    另外,在第一次北伐中,诸葛亮因误用马谡而导致街亭丢失,使得这次最佳时机的北伐功亏一篑。街亭之失,主要责任在马宿,因为他“违亮节度,举动失措,才会“为郃所大破”。(24)然而,诸葛亮并没有将所有的责任全推马谡身上,而是上表自贬三级,主动承担起战败的责任。  

    东汉末年,社会黑暗,政治腐败,当时流行着一句话:“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策良将怯如鸡。”(25)显然,东汉末年的的上层知识分子早已虚伪透顶。更有甚者,如曹操,公然宣称要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但诸葛亮的道德表现,既不像汉末上层知识分子那般视道德为博取功名的途径而矫揉造作,也不像曹操那样视道德如无物。而是躬行实践,以身作则。他说:“先理身,后理人”,“理上则下正,理身则人正。”(26) 诸葛亮这种以身作则的品格与儒家所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相符合。  

 

    诸葛亮治家  

    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27)诸葛亮要求他的孩子修身养德,要有远大的志向,奋志于学。且不论诸葛亮的后代本领如何,但其品德修养却是无可挑剔的。当邓艾围困绵竹时,许以诸葛瞻高官厚爵,然而诸葛瞻绝书斩使,决意与邓艾决一死战,最终父子(子诸葛尚)皆战死沙场。后人这样称赞他的儿子诸葛瞻,孙子诸葛尚:“勤王事,大好儿孙,三世忠贞”,(28)晋人干宝也认为瞻,尚二人“外不负国,内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29)  

     此外,诸葛亮身为一国之相,生活却非常节俭。他曾上表给后主说:“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嬴财,以负陛下。”后来诸葛亮逝世,刘禅派人清理诸葛亮家的财产,发现确如其所说。一国丞相,能够做到“家无余财,妾无副服”的境界,难怪蜀汉政风如此清廉,难怪蜀汉会是三国中最有条理的一国,难怪史书记载中魏蜀吴三国以蜀汉的农民起义次数最少,而且是比其他两国少得多!  

 

      总结  

      诸葛亮无论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体现着中国士大夫精神。他隐居隆中,不仕乱臣,这是他卫道的表现;他择主谨慎,始终忠于蜀汉政权,这是他忠君的表现;他在蜀汉处于岌岌可危的时候,义正严辞地断然决绝曹魏群臣的劝降,这是他守义的表现;他辅佐刘备,使刘备从一个无立足之地的人成为一方霸主,并且一生以兴复像光武中兴那样安定繁荣的国家为己任,为之奋斗了一生,最终流芳百世,虽然最终未能功成身退(因为他并没有实现统一),然而他那俭以致静,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思想“把诸自子百家所长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出世与入世和谐地统一起来”了,这是他符合士大夫阶层理想生活模式的表现。总的来说他律己以严,治家以俭,自强不息,积极进取,小心谨慎而不优柔寡断,英国果断而不刚愎自用,位高权重而不凌上欺下,知错能改而不文过饰非,克己奉公,对社会,对家庭,对个人都负责任,因此,他才能成为中国士大夫精神最突出的体现者与代表者。

 

注释:  
(1)《孟子·尽心上》  
(2)《三国志·蜀书五·诸葛亮传》  
(3)《孟子·尽心上》  
(4)《论语·宪问篇第十四》  
(5)《三国志·蜀书五·诸葛亮传》  
(6)《三国志·蜀书五·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  
(7)《艺文类聚》卷22《人部品藻》引《乐葛优劣论》  
(8)《三国志·蜀书五·诸葛亮传》裴注引《蜀记》  
(9)《剑南诗稿》卷九  
(10)《三国志·蜀书五·诸葛亮传》  
(11)《三国志·蜀书五·诸葛亮传》陈寿上《诸葛亮集表》  
(12)《三国志·蜀书三·后主传》  
(13)《三国志·蜀书三·后主传》裴注引《魏略》  
(14)《论语·尧曰》  
(15)《新语》  
(16)《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治人》  
(17)《三国志·蜀书五·诸葛亮传》裴注引微子  
(18)《三国志·蜀书五·诸葛亮传》  
(19)《中国通史简编》 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20)《三国志·蜀书五·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  
(21)《三国志·蜀书五·诸葛亮传》裴注引郭冲四事  
(22)《三国志·蜀书十二·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谯郤传》  
(23)《三国志·蜀书十二·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谯郤传》  
(24)《三国志·蜀书五·诸葛亮传》  
(25)《抱朴子·外篇·审举》  
(26)《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治乱》  
(27)《艺文类聚》卷23《人部·鉴戒》  
(28)刘咸荣作。见于成都武侯祠静远堂  
(29)《三国志·蜀书五·诸葛亮传》裴注引干宝曰  

主要参考书目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标点本  

朱大渭,梁满仓:《武侯春秋》,团结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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