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性即人性

     人生来好斗，也可以说好争，所以人类的词典里有了“斗争”和“争斗”两个词。按照传统的中国茶文化理论，茶是让心静的，茶是让人雅的，茶是让思维理性的，茶是让人平和的。照理说，“茶”这个字眼应该是很难被想象到与“斗”联系在一起的。但在中国的茶文化中，确确实实有“茗战”一词，即“斗茶”，虽无火光血光，但那茶之芬芳，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硝烟”？“茗战”的目的，或为名，或为利，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乐”，有人因得名而乐，有人因得利而乐，有人因填补了空虚而乐，等等。在我国饮茶史上，斗茶最早大约出现于唐代中期。据《梅妃傅》载：开元年间，(唐)玄宗与妃斗茶。顾诸王戏曰：“此梅精也。吹白玉笛，作惊鸿舞，一座光辉。斗茶今又胜我点。”这是目前为止中国关于斗茶的最早记录。历史上最讲究、最热衷于斗茶的，是宋代。唐代开始的斗茶之风在宋代时达到高峰，或许这和宋徽宗的“引领风骚”有关。赵佶曾著《大观茶论》，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天下志士，励志清白，竞为闻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筐筐之精，争鉴裁之别，虽下干于此时，不以蓄茶为羞。”他还盛赞“斗茶”为“盛世之清尚也”。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在《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写道：“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这句话的意思是讲：为了向“天子”献上最好的北苑龙凤团茶，雄豪们要在上贡前先举行斗茶。

关于如何斗茶，宋代唐庚在《斗茶记》中描绘：二三人聚集在一起，献出各自所藏的珍茗，烹水沏茶，互斗次第。书中还谈到：斗茶的茶品，以新为贵；斗茶用水，以活为贵。北宋江休复在《江邻儿杂志》中记载：苏东坡曾和蔡襄斗茶。仅就茶品来讲，苏不及蔡。但苏东坡深谙茶道，见蔡的茶水取自惠山泉，便灵机一动，自己在点茶时改用竹沥水煎，最终胜了蔡襄。 斗茶，在当时人们心里，是一种很郑重的博弈，“其间品弟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结果是“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到了南宋，不仅名茶产地及寺院有斗茶，就连民间也普遍流行茶之风。南宋画家刘松年的《斗茶图卷》，便生动地再现了集市买卖茶叶时的斗茶群像……

古人爱把茶比作佳人，所谓“佳人似佳茗”。“佳人”，仅就字眼儿本身就带给人赏心悦目的快感，更别说细寻思那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明眸善睐、体态婀娜的可人活物了；再若那佳丽能弹会唱善赋诗辞，那就更是养眼养心了。

但中国古代兵法中有“美人计”，这么一来，“佳人”依然是“佳人”，却让人下意识地与“阴谋”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佳人”给人的感觉也就大相径庭了。而用于“茗战”的茶呢？当它被人们演绎成沽名钓誉的工具，它还有多少雅气呢？

早在日本大化革新（645年）之后，茶和饮茶习惯就传入日本。但到了宇多天皇时，他在宽平六年（894）采纳营原道真之议，永久终止遣唐使之派遣，中日文化交流自此中断。少了对唐文化的向往，间接影响了作为文人风雅表征的饮茶。另外，茶在佛教礼仪的应用过程中，渐渐形式化，缺乏了雅趣不说，而且在法会时煮茶已成为一种很繁重的劳务，同时也演变成奢侈浪费的事。到了天台座主（延历寺的住持）良源的时候，他订定了“廿六个条起请”，以端正僧纪，取缔山门恶习,山门兴盛的茶烟就此断绝。直到荣西（1141-1215）从宋朝再带回茶种，茶事在日本再度复兴，继而出现了斗茶。但饮茶到了后来，“大异世间常轨之请吃茶”（梦窗国师语），“而今有服茶而致病者”（实禅房语），甚至出现了“财物如山堆积，轮流做东斗茶聚赌，日日寄合”等社会乱象。因此，将军足利尊氏在建武三年（1336）十一月颁布禁止斗茶令，即《建武式目十七条》之第二条“可被制群饮佚游事”：如格条者严制殊重，且耽好女之色及博弈之业，此外又号茶寄合，或称连歌会，及于莫大之赌，其费难胜计者乎！

茶，可以让人心平气和，眼明心净，与世无争，也可以成为人之筹码，与铜臭相融，与阴谋相渗。但人可以用茶去经营俗世荣辱与悲欢，人却不能改变茶之秉性：生于何处，茶便有何性。惟遇到适合之水、善茶之人与相宜之器具，茶才可以绽放出最佳的生命状态。所谓“茶缘”，其实是人、水、茶的三位合一。一把剑，可以用于庭院作摆件，也可用于强身健体，亦可以用于杀戮。所谓“境由心生”，善恶又何尝不是人之一念？茶性即人性，这话能有几人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