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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故居之八道湾胡同11号
   从砖塔胡同原路退出来,回到太平桥大街,沿着赵登禹路一路向北,过平安里西大街,新街口地铁站对面就是八道湾胡同。确切地讲,八道湾胡同11号是一处周氏兄弟的故居。这座宅子是鲁迅“把绍兴东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共同售出去后”(曹聚仁:《鲁迅评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1月,第58页),花了约4000块购得的。在这里,鲁迅从1919年11月住到1923年8月2日,将近4年;周作人则一直住到1967年5月6日去世,将近50年。

 


 
 

   所谓“八道湾”,乃是极言胡同曲折。八道湾胡同从西北方向拐向东南。南接前公用胡同,北通后公用胡同,地图上八道湾胡同东北方向那个白色的拐弯就是后公用胡同。
   
 

   进得胡同却发现这里即将拆迁,断壁残垣,颇有焦土之感。
 
 

   四句本来毫无关系的口号,居然可以拼在一起。
   我在八道湾、前公用胡同里来来回回转了好几趟,也没有找到八道湾胡同11号,想必是已经变作一堆砖头瓦砾了吧。既然找不到,索性就随意拍几张吧。
 
   

 


 

   再拐到后公用胡同来看看,正好是中午,后公用胡同非常僻静,一个人也碰不到。





 



   普通民居前的这两个石狮子小门当,恐怕没有太高的价值吧,不过毕竟是一种讲究。忽而想起夏天曾经寻访过的一处名人故居,也许可以这么说吧,留着它并不见得主人家多么有文化,而假若砸掉,却无疑显得主人家没有文化。呵呵

   老北京的胡同里总有许多这样的大树,陪着主人家一辈一辈地长起来,越长越高,越长越茂密。小学以前,我也曾住过大杂院,只是那个时候太小,现在已经记不清院子的样子了,想必当初院子里也有这样的大树吧。



   沿着后公用胡同往南走,快到前公用胡同的地方,遇到一处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是前公用胡同15号。
 


   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
   回家后查了一下,前公用胡同15号原是明朝的公用库所在,即为皇宫采买和储存日用品的地方。清朝后期成为重臣崇厚的宅邸。
   不过现在看来,也面目全非了。
 


   这就是八道湾11号?!
   本打算悻悻而归去坐地铁,忽然在路边一个门口的报箱上看到写着“八道湾11号”!
 


   真是难以置信,这便是八道湾11号!就在八道湾胡同中段。门楣上连红色的小门牌都没有了。
 


   院子的二道门。
 


   院子的第二进。
 


   后院。“苦雨斋”、“苦茶斋”大致就在这里吧。羽太信子当年又是在哪里洗澡呢?
   关于八道湾这座宅子,海婴先生记述道:“八道湾的房屋高敞,宽绰而豁亮,是被称为有‘三进’的大四合院。父亲让兄弟住后院,那里的北屋朝向好,院子又大,小侄子们可以有个活动的天地;又考虑到羽太信子家人的生活习惯,特意将后院的几间房子改装成日本格式。而他自己屈居于中间二排朝北的‘前罩房’。这屋子背阳光,比较阴冷。”(周海婴:《兄弟失和与八道湾房产》,《鲁迅与我七十年》,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第71页。)
 


    后院一角。
 


   前院西侧一角。
   到处都是一片瓦砾。再想去想象和考证当年谁住哪间屋,实在是没有意义了。

 

    院外西侧。
 


 


   院子西侧即13号,所以刚才看到的应当就是11号院了。
 


   这样的宣传标语简直充满了反讽!
 
   北京城里的名人故居很多,每一处都保护下来既无可能有无必要。解决城市发展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鲁迅故居”来说,砖塔胡同那一处拆掉也并无大碍,一来鲁迅在那里只住了九个月,时间不算太长,二来当时鲁迅也只是租住,并不是他购得的私产。西三条那一处确实值得保护,现在那里已经建成北京鲁迅博物馆。不过博物馆修得有如王府,而且还阻断了门前原来的西三条胡同。我想鲁迅地下有知的话,是断然不赞成这样的做法的。
   至于八道湾这一处,之所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恐怕主要是和周作人以及周家后人的态度有关。周海婴曾经谈到:“关于八道湾,我还要说一件事。前一阵有人提议要保留八道湾的鲁迅‘故居’,我感谢爱护父亲遗迹的好意,但我和建人叔叔的后人都以为大可不必。八道湾的房屋以北屋最佳,而父亲本人根本没有享受过,而‘苦雨斋’又与鲁迅不搭界。他早年住过的屋子,又都破损不堪,而且听说现在也不是原屋了。要说北京的鲁迅故居,西三条才是。因为这事他用自己的钱独立购买的,并且也是居住过的。由此可见,保护八道湾实际等于保护周作人的‘苦雨斋’。那么,汉奸的旧居难道值得国家保护吗?”(周海婴:《兄弟失和与八道湾房产》,《鲁迅与我七十年》,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第77-78页。)海婴先生的这种看法其实是带有很明显的个人感情色彩的,在《兄弟失和与八道湾房产》这篇文章里,谈到周作人时,作为鲁迅的后人,海婴先生的不满与不屑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态度当然不难体谅。而理解了海婴的私愤,也就会理解海婴的褊狭了吧。
   1919年到1924年间,周氏兄弟同住在八道湾11号,围绕周氏兄弟,当时钱玄同、刘半农等很多文人时常到这里来聚会,即使是鲁迅搬出去之后,这里仍然经常是高朋满座。因而八道湾周宅成为新文化运动高潮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文艺沙龙。不仅周氏兄弟很多文章写于这里,而且一些重要的刊物也在这里编订,包括现代大学学科建制的讨论也曾在这里进行。从纪念新文化运动的角度来说,五四大道的老北大红楼也许更具政治宣示意义,而八道湾的这一处民宅则似乎在文人气息和人情掌故方面更胜一筹吧。并且,这里还曾先后被日军、国军和政府接管,也算是中国现代政治与现代文学一个独特的交汇点。就这两点而言,八道湾11号院的价值难道就真的逊于公用胡同的那个明朝的公用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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