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赵顼即位伊始,就急于寻找一个能够全力帮助他改革的大臣作为臂膀。王安石就在这时脱颖而出。王安石在地方为官多年,亲眼看到当时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他曾给当时的仁宗皇帝上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宋仁宗没怎么细看,还没有当皇帝的赵顼倒看得很仔细,因而非常欣赏王安石。赵顼即位后,就把王安石召到身边。第一次召见王安石时,心急的赵顼就问他治国应当先作什么。王安石的一番回答令赵顼耳目一新。回家后王安石写了一篇《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讨论北宋各朝以来的治国得失,条分缕析,入木三分,赵顼看后大喜。便于公元1069年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即副相),并亲自督促王安石推行一整套新法。新法分为“富国”、
“强兵”和“改革科举制度”三部分。富国部分包括均输法、青苗、农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强兵部分包括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新的科举制度主张以经义取士,应试者不再考试诗赋、帖经、墨义之类,而以诗、书、易、周礼、礼记为本经,以《论语》、《孟子》为兼经。同时,对太学进行了改革,实行“三舍法”。初入学的为外舍生,不限名额。以后经过考试升为内舍生,名额200人。内舍生经过考试升为上舍生,名额100人。上舍生中品行优异者可不经考试直接授予官职。
大过失”;出判大名府的前宰相韩琦上奏谏停止实行“青苗法”;翰林学士司马光以“士大夫沸腾,黎民百姓骚动”的词句强烈指责新法,他并且引用朋友间应互相劝勉从善的道理,三次写信劝导王安石终止实行新法。朝臣们的反对使神宗疑虑重重,再加上曾公亮等人出来指责“青苗法”,王安石虽然为辩,也不能解除神宗的疑虑。于是王安石称病在家,上表奏请罢职。熙宁五年(1072)华州山崩,枢密使文彦博说这是市易司差官自卖果实所造的后果,面对进攻,王安石上奏神宗反驳说:“华州山崩,臣不知天意为何?若有意,必为小人发,不为君子。”并认为人之所为,“亦不必合天意”。熙宁六年(1073),开封周围遇大旱,一个被王安石
提拔起来看守城门的小吏郑侠在冯京的指使下,画了一张《流民图》进呈宋神宗,郑侠同时还附了一道奏疏,说微臣在城门上,天天看见为变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携塞道,卖妻鬻子,砍桑拆屋,横死街头,实在是忍无可忍。恳请皇上罢废害民之法,“延百姓垂死之命”。郑侠还赌咒发誓:“如果废除新法之后十日之内不下雨,请将臣斩首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这一事件让神宗大为震惊,据说他观图之后一夜未眠,两宫太后(太皇太后、皇太后)声泪俱下劝阻神宗停止新法。神宗皇帝终于动心了,毕竟大旱已整整十个月,难道真是新法弄得天怒人怨?于是下诏暂停青苗、免税、方田、保甲八项新法,诏下三日之后,天降大雨,旱情立解。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神宗罢王安石宰相,出知江宁府。继王安石为相的是韩维,吕惠卿仍为参知政事,这两人本是变法派的人物。然而吕惠卿却怀有个人
野心。王安石罢相后,本想会由他主政,没想到韩维会上来,于是很不配合。在此情况下,韩维多次请求神宗恢复王安石相位。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神宗第二次任用王安石为相。王安石再次担任宰相以后,虽然还想进一步推行新法,但变法派内部产生了分裂,吕惠卿对王安石再度为相深感不安与不满。他在王安石生病时对神宗说,王安石数次称病不管事,把积压下来的公文都委托给我,我怕将来改革失败而吃罪不起。这些无疑给王安石以沉重的打击,神宗也不像以前那样信任、支持王安石了。这一切都使王安石更加心灰意冷。熙宁九年,王安石在病中多次请求辞职。同年六月,他的儿子又因病去世,使他悲痛欲绝,力请解除宰相之职。十月,神宗批准他的请求。王安石罢相后,仍出知江宁府,但他并未到任视事,次年六月就辞官退居江宁了。
制”。赵顼在推行新法过程中,其富国强兵的目的非常坚决,但在抑制土地兼并这一点上,在遭到强烈反对后便往往虎头蛇尾。既想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又不愿损害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结果负担只能转嫁到下层民众身上。
护站,每站配有专职管护人员2—3人。而总部就设在老赵所在的单位永定陵,那些管护员每个月都要到永定陵去领工资,所以老赵与他们都很熟悉。我们在宋陵参观时,有几次碰到管理员前来阻拦,不让照相,看到老赵一出面,就都
笑了笑,当作老朋友了。我们要是没有老赵陪同,一天中把那八座宋陵都看过来,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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