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先生106岁生日到了，我把过去写的纪念周先生100岁生日的文章放在博客里，供大家阅读。
祝福周有光先生永远健康！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我就是周有光先生的学生了。1962年，周有光先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授《汉字改革概论》的课程，当时我已经从理科转到中文系学习语言学，对于周先生的课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次上课，我总是坐在阶梯教室的第一排，认真学习周先生的课程。周先生的课程深入浅出，他讲课时谈笑风生，常常通过各种实例来论述汉字改革的原理。我特别喜欢周先生讲课的语言，他的讲话朴实自然，娓娓动听，犹如天上的行云，山中的清泉，给人以美的享受。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我总是喜欢向周先生请教各种问题，他的解释言简意赅，趣味盎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裘锡圭先生做他的助教，他对周有光先生非常钦佩，课余时常常给我们进一步阐述周先生的思想，40多年过去，裘锡圭先生已经成为中国文字学的卓然大家了，可见当时周有光先生的课程影响之深。
1964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之后，不久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到云南边疆当了中学的物理教员，从北京老同学来的电话中，我知道周有光先生下放到宁夏平罗的五七干校去劳动了，得了很严重的眼病，很为周先生的健康担心。可是我不知道周先生的确切地址，无法通信。
文革浩劫之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我改行学习自然科学，从云南回到北京，通过考试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的研究生，不久公派到法国格勒诺布尔理科医科大学应用数学研究所留学，1981年回国之后，我立刻就和语言所的一个朋友去看望阔别了将近20年的周有光先生。当时周有光先生住在北京沙滩的文改会宿舍，这是过去北京大学教师住的老式平房，已经很陈旧了。我们一进门，地板就咯吱咯吱地响起来。我们说，像周有光先生这样世界知名的大语言学家，没有想到住房条件还这样差。周先生笑着说：“地板不好没有关系，如果地板不响，我怎么知道你们来了呢？地板正好可以当作我家的门铃来用。有什么不好的呢？”周先生诙谐的回答，说得大家都笑了。我看到周先生红光满面，眼病也好了，而且心情这样地乐观，蜗居陋巷而不以为苦，非常钦佩周先生这种乐天安命的精神。1984年，周先生迁入后拐棒胡同，住房条件有所改善，我们都感到由衷的高兴。
1985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成立，我因工作需要从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计算中心调到了当时的国家语委语用所，重新回到了语言学的队伍，成为了周先生的同事，我全家也迁到后拐棒胡同，和周先生住在一个大院中，我们见面的机会更多了。我经常向周先生请教问题，成了忘年之交的朋友。逢年过节，周先生总是喜欢从他住的一单元三楼到我家里聊天，我家住在二单元五楼，为了来我家，周先生要从三楼下来，再爬上我家住的五楼。每当周先生来到我家，我都对他说，您年纪大了，不要再爬楼了，下一次请打电话叫我，让我到先生家去聊天。可是周先生总是说：“上楼下楼，活动活动，对身体有好处。”
由于是邻居，有空时我常常到周先生家做客。周先生的夫人张允和女士精通昆曲，她不仅能唱，还能表演，她80多岁了，还在家里给我表演如何甩水袖，做功极优美，动作轻盈动人，她还给我表演过昆曲中的丑丫头，手指的动作就像一个年轻人，一点看不出80多岁老人的样子。允和女士还给我讲过他和周先生年轻时的恋爱故事。当时周先生给允和女士写了一封表示爱情的信，允和女士给他的回信只写了一个字：“允”。这个“允”字既是她自己的落名，又表示了同意，语义双关，令人叫绝。允和女士对我说，这是一封只有一个字的书信。我觉得她真是绝顶聪明的人。周师母很有文才，文学极好，她还编写了一份叫做《水》的家庭刊物，在亲友中传阅。我觉得周先生和周师母都是非常风趣的人，这是他们长寿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许嘉璐先生担任语用所的所长之后，主编一套《语言文字应用丛书》，他要我为丛书写一本《应用语言学综论》，嘉璐对我说：“志伟，你懂的外语多，对于国外应用语言学的发展情况比较清楚，写《应用语言学综论》，就要给应用语言学的学科体系搭一个架子，描画出应用语言学的学科体系的轮廓。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我是搞自然语言处理的，对于应用语言学的整个学科体系所知不多，嘉璐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可是我推脱不了，只好硬着头皮，坐下来广泛阅读国内外文献，开始思考应用语言学的总体构架。
应用语言学包括的领域很广泛，有语言教学、语言规划、语言信息处理、词典编纂、语言翻译、国际语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言风格学、实验语音学、神经语言学、病理语言学、广告语言学、术语学、人名学、地名学、速记学、儿童语言发展研究、广播电视语言研究、作家作品语言研究、体态语研究、盲文研究、语言侦破研究等等，在这众多的领域中，怎样勾画出应用语言学的大致轮廓，搭建应用语言学的基本构架，我感到很茫然。带着这样的问题我去请教周先生，周先生很谦虚，他对我说，“谈不上请教，我们讨论吧！”于是，我们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周先生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深邃的历史眼光，他对于国内外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情况了如指掌，经过周先生的指点，我认识到，尽管应用语言学涉及的领域如此纷繁，但是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一律对待，而应该分清主次，把这门学科的重点放在语言教学、语言规划、语言信息处理三个方面。周先生把这三个方面叫做“应用语言学的三大应用”。他说，这个问题他早在1992年就考虑成熟了，他建议我读一读他在1992年发表在《语言文字应用》创刊号上的文章。后来我仔细地阅读了周先生的这篇文章，根据周先生的意见，我在《应用语言学综论》中，对于应用语言学这门学科的各个部分做了如下的安排：如果把应用语言学比做一个大厦，那么，可以把语言教学、语言规划和语言信息处理作为应用语言学这个大厦的三大支柱，而其他的各个分支学科作为应用语言学这个大厦的次要组成部分，这样一来，便突出了重点，分清了主次，当代应用语言学的基本框架也就清晰地浮现出来了。周先生关于“应用语言学的三大应用”的远见卓识，使我豁然开朗，我的茫然情绪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我不禁想起了郑板桥的名言：“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我们做研究工作，应该像三秋的树木那样“删繁就简”，像二月的鲜花那样“领异标新”。周有光先生这种“删繁就简”和“领异标新”的高超本领，令我非常佩服。
在语言学的诸多应用中，语言翻译和词典编纂这样的领域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周先生没有把它们包含到应用语言学的“三大应用”之中呢？我想，这是因为语言翻译和词典编纂这样的领域，早已独立于应用语言学的学科之外，成为能够创造财富的很大的产业了。语言翻译有像翻译公司这样的产业，词典编纂有像辞书出版社这样的产业，应用语言学已经包容不下这样大的产业了。当然，在应用语言学的学科体系中，仍然应该注意语言翻译和词典编纂，绝对不可以忽视它们。我想，对于这样的复杂问题，周先生在提出“应用语言学的三大应用”时，早就考虑得很透彻了。所以，他没有提“五大应用”，而提“三大应用”。这是卓有见地的。
1999年9月，我应邀到德国特里尔大学担任客座教授，2000年初，我参加了一个关于多语种互联网的国际会议，在与各国代表的交流中，我深深感到：中文要在国际互联网占有相称的地位，前提条件是利用拼音。利用拼音必须分词连写，使计算机知道汉字文本的词的界分在哪里，否则一系列重要的技术问题都难于解决。于是，我写信给周先生。周先生立即给我回信。在回信中，周先生亲切地称呼我为“同志”，他说：我称呼您“同志”，是因为我们志同道合。您提倡中文分词，词之间留空格，我万分赞成。这封信阐述了周先生关于中文分词书写的思想，非常重要。这里我照录如下。
志伟同志：
我称呼您“同志”，因为我们志同道合。您提倡中文分词，词之间留空格，我万分赞成。
我多次说过：汉字文本虽然不分词，可是阅读的时候，必须在心中默默分词，这叫做“分词连读”。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读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读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阅读的时候，如果心中的分词错了，自己就看不懂文章的意思，因为我们的语言是用词作为表达意思的单位的。
大约10年前，陈力为先生也曾经提倡中文分词，词之间空格，可是响应的人非常少。
汉语分词，实际包含两个问题：(1)汉字文本，(2)拼音文本。
拼音的分词，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拼音标题上，原来已经实行，写成“XINWENLIANBO”。但是，近来在反对拼音，更反对分词的潮流中，又恢复了按照字（音节）分写的方式。可笑的是，中央电视台的旧标题没有改，而新标题改成 “XINWEN LIAN BO”。在几秒钟之内，你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拼写方式在同一个电视台出现。
在50年代，我和倪海曙、郑之东等同志，尝试汉语文本分词书写，词之间空格，曾经排印过两个小册子，作为试验。大家看了说：不好看。不好看的原因是：(1)汉语文本里有许多单音节词，空格使人以为是排版稀疏。(2)汉语书面语往往是文言和白话夹杂，一会儿写单音节的文言词，一会儿又写双音节的白话词，发生混乱。
我得到的理解是：分词要从拼音做起，还要提倡书面语口语化。如果在小学的拼音教学中，拼音一概分词书写，形成习惯，就能够事半功倍。听说现在小学正在减少拼音的学习时间，反对拼音分词书写，理由是拼音不是文字。
我在10多年前，请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资助方世增同志进行“分词注音”的软件研究，获得成功。只要有汉字软盘文本，就可以利用这个软件在电脑上自动打印出汉字和拼音对照的文本，一行汉字，一行拼音，分词书写，同时标记声调，错误率在5%左右。1万汉字的文本只需要两分钟就能够完成注音和打印。很可惜，这个软件没有得到利用，因为没有出版社愿意出拼音读物。
我想，提倡中文分词，最好首先提倡拼音分词书写。有一个小故事：北京王府井的中国工商银行大门外，10年前有拼音名称：
“ZHONGGUOGONGSHANGYINHANG
我劝他们改成分词书写，他们说没有这笔经费。敬祝
研祺！
周有光
2000-02-18
周先生在这封信中全面地说明了他对于中文分词书写的意见，这些意见在今天仍然有指导意义。特别是他提出“分词要从拼音做起”的主张，是他长期调查研究得出的重要结论，值得我们大家深思。
“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教育使先进别于落后。周有光 2005-02-26 时年10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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