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作家拒改轶事

 

   在中外文学史上，有不少作家精益求精不厌百回修改的故事记载，也有不少铁骨铮铮的文士拒改一字半句的佳话流传。

   唐代诗僧贯休为拜见吴越王钱镠，将自己的一首诗先奉上。钱镠读到诗中“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两句时，连连叫好。但对自己仅辖十四州很不满，故让手下人对贯休说，如果把诗中的“十四州”改为“四十州”，就可见他。贯休却说：“州难添，诗亦难改。闲云孤鹤，何天不可飞？”转身到四川投奔蜀王王建去了。
　　现代著名书法家、篆刻家邓散木从20世纪20年代起，便名扬海内。由于不满时政，清高孤傲，落拓不羁，视金钱权贵如粪土，故取笔名为“粪翁”以托孤愤。1936年，国民党一名“中委”羡慕邓散木的书法，托人送来巨资为其母写碑文，只是“心憾翁之名粪，因请改易”。邓散木愤而答曰：“公厌我名耶？美名者滔滔天下皆是，奚取于我？我宁肯饿饭，也不能改名！”

   1941年，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因重庆“国立编译馆”之约写了一部明史，并先将饱含心血的部分稿子寄了过去，谁知不久又被退回。在退稿中附有一张小纸条，上写：“‘红军之起’，拟改为‘民军之起’，以下一律照改。”意思是要吴晗改一个字，即把“红”改为“民”，书就可以出版了。吴晗看后，万分愤慨地说：“国民党怕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连将近六百年前的红军都怕，怕得好，就让你一直怕下去——我宁可不出书，这个字万不能改！”

   1941年茅盾在香港应邹韬奋之约，创作了日记体小说《腐蚀》，在《大众生活》周刊上连载，深受欢迎。按原计划写到女主人公赵惠明的爱人小昭牺牲就该结笔。可是周刊主编邹韬奋对作者说，不少读者希望在小说中给赵惠明留一条自新之路。考虑到读者这一愿望，茅盾就把赵惠明的“日记”续写下去，为此还专门增加了一段女主人公被派遣到某大学区的邮局，充任邮检员的情节。在那里赵结识了一个刚刚陷入特务罗网的女大学生，并帮助她逃出火坑。小说结尾通过革命者给赵惠明指出方向：只要自己创造环境，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新的生活。1950年初《腐蚀》被改编成电影，上映后反映良好，被评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电影宣传月的佳片。不料一年后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影片突然被否定，定性为“同情特务，不利于镇压反革命”而遭到禁映。接着又因电影而株连到文学原著，小说《腐蚀》成为一部“对特务抱有同情”的书。事情发生得如此突如其来，这是茅盾无论如何也意料不到的。1954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腐蚀》，建议作者修改这本书的结尾部分，遭到茅盾的严拒：“不做任何修改！”事后茅盾在《腐蚀·后记》中解释说：“《腐蚀》既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写成的，那么，如果我再按照今天的要求来修改，不但是大可不必，而且反会弄成进退失据罢？”这样的反驳绝对理直气壮。

   当代军旅女作家杨星火作有10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雪山春秋》，小说共10部，其中一部《查果拉的故事》已出版，其余九部因经费原因而“待字闺中”。有位美籍华人表示愿意资助出版此书，并许诺先预付4万元稿费，只是要作者修改一下书中歌颂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文字。杨星火却正言回答：“办不到！休说4万元，就是40万400万也买不走我的良心！”

   法国作家小仲马是大作家大仲马的私生子。由于小仲马的母亲是个女工，所以好些年过去了，大仲马都不认妻子。小仲马成了名作家后，为母亲的遭遇深感不平，便写了个《私生子》的剧本影射父亲，批评父亲的不道德。结尾两句台词是：“父亲：当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时，你一定会允许我叫你‘儿子’的。”//“儿子：是，叔叔。”后来，大仲马劝小仲马把这两句台词删去，改为父子亲密地拥抱。小仲马拒绝了，他说：“我就是为了这两句台词才写这个剧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