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地名因其公用的性质,一般不会轻易变动。然而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地名变更是必然。为什么有的地名能代代相传,有些却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古往今来,地名因其社会共用的特殊性,需要整体的稳定只能是相对而言,因为“变”才是亘古不变的法则。
为什么有些地名延续千年?有些地名半途而废?有些地名起死回生?其中的秘密,要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若干途径去探寻。
政治变革掀起改名风潮
“古今每临改朝换代或社会大变革,总会带来大量地名的‘新陈代谢’。”
在我国古代,改朝换代后的“避讳”——避免使用与当朝帝王姓名同形之字,是造成地名大量更改的重要原因。
河南兰考县由兰封、考城两县合成,其中“兰封”原名“仪封”,清末为避三岁皇帝溥“仪”名讳而更改。山西洪洞县原名“杨县”,隋初为避讳帝姓而改名;同时,因隋炀帝杨广而更改几十个州、县之名……
古代避讳既有主流的“敬讳”,也有避讳恶人的“憎讳”。
唐肃宗因厌恶叛臣安禄山,便将县名中的“安”字一律改掉:安康改汉阴,安昌改义昌,绥安改广德,同安改桐城,宝安改东莞等。历史上有名的王莽“篡汉”(建政曰“新”),在全国更改的县名数以百计。当再一次改朝换代来临,这些被更改的地名会有不少复原,形成又一次大规模的更名。
中国地名学会副会长、中国地名研究所研究员商伟凡认为:“天下万物皆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地名也不例外。古今每临改朝换代或社会大变革,总会带来大量地名的‘新陈代谢’。”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沦陷区收复后的要务之一就是全面清除日伪遗留的殖民化地名。新中国成立初,中央政府要求更改以反动分子名字命名的、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名称重复容易发生错误的地名。上海旧租界的大量外国式地名,也在这时全部更换。
全国地名遭受“重创”,最近的一次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时在“破四旧,立四新”的思潮裹挟下,北京陷入“地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境地。
据统计,当时北京城区及近郊被改名的街巷达421条,主要有:近代以来的使馆区东交民巷改成“反帝路”,苏联大使馆所在街道改成“反修路”,光华路改成“援越路”,东安市场改成“东风市场”……
“这种全面、放任的更名是当时社会导向所致,对我国地名的破坏是最大的。”商伟凡说。
从古到今,地名总会带有一些时代印记。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地名中的“人民”“工农”“前进”“东风”等词汇应有尽有。河南焦作市至今保留着全国唯一的“解放区”,商伟凡曾开玩笑:“全市就这么一个‘解放区’,难道其他的都是‘敌占区’?”时过境迁之后,此类革命口号式的地名不断减少,许多已被富于新时代风采的地名取代。
体制变迁带来地名错位
“地方行政体制变迁,有地市合并、县改市、乡改镇及撤乡并镇等举措,置、废、分、合中往往忽略地名的‘善后’,不少问题由此而生。”
行政区划乃至地方行政体制的改变,远不是地图上一个地方的面积扩大或缩小,它会涉及、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引发一些社会问题。在这一变革中,潜藏着“地名”这样一个容易被忽视,也容易出问题的难点。
在古今政区合并时,常有“名称合并”随之而来——由双方称谓各取一字组成新名赋予合并后的地方。
省名中的江(宁)苏(州)、安(庆)徽(州)、甘(州)肃(州)是这样,市、县名中的福建龙(溪)海(澄)市、云南华(华荣庄)坪(旧衙坪)县也是这样……如此命名可谓简便,显示相关各方的平等与公正,当然有时也是一种妥协。然而,地名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意义,这种貌似“不偏不倚”的拼凑,弄不好就会适得其反。
譬如,湖北是荆楚文化发祥地,今荆州城北的纪南城曾为楚国都城400多年。1994年10月,平行的荆州地区与沙市市合并为令世人瞠目的“荆沙市”。如此“平等”“公正”或许是“妥协”的命名,为什么遭到社会的广泛质疑?原因不外乎历史地位悬殊的荆州、沙市并列不合理,上下两千年的“荆州”变成市辖区不公平,湖北的“荆楚”文化根基受创不容忍。好在时间不长,“荆州”得以复出,却留下当代“大意失荆州”的教训。
“地方行政体制变迁,有地市合并、县改市(区)、乡改镇及撤乡并镇等举措,置、废、分、合中往往忽略地名的‘善后’,不少问题由此而生。”商伟凡说。
经济利益催生改名冲动
“试想,假如用‘长江’做一县名,那将无异于一场灾难。”
国家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建设跃升至社会活动的首位,各地都需要提高整体知名度,风景名胜所在地更愿意让资源直接展现于世。
一个时期内,四川灌县改称“都江堰”,湖南大庸改称“张家界市”,福建崇安改称“武夷山”,海南通什改称“五指山”,云南路南改称“石林”、中甸改称“香格里拉”……
“现在,人们总在呼吁给中小学生‘减负’;其实地名也应‘减负’,对它的期望值别太高,以为有个好名字就能改天换地,没有那么神奇。”商伟凡说,“地名能对当地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不要把这种作用夸大到不恰当的程度。就像人名,不是所有叫‘奥巴马’‘普京’的人都能当总统。”
在此类更名中,“小材大用”不好,“大材小用”也不好。前者以安徽的地级市“黄山”为典型:当初,以黄山所在的太平县改设县级黄山市,山体局限在较小地域,游人迷路也错不到哪去;以后以“黄山”冠名地级市,所辖七个区县“处处是黄山”,被误导的外来人抱怨不绝。后者如山东的县级市“青州”,前身为益都县,而古时的“青州”却超出今山东省范围;江西、福建之间的“武夷山”,绵延数百里成为省界,如今却用来冠名福建的一个县级市。一般说来,以自然景观冠名政区要大小匹配,否则就会出问题。试想,假如用“长江”做一县名,那将无异于一场灾难。
有些地方,地名本身已将风景名胜蕴含其中,没有必要再让山山水水直接出马了。东岳泰山所在的山东“泰安”,包含了“泰山”与“国泰民安”两重意思,何必直白地改作“泰山”呢?西岳华山所在的陕西华阴,既点明华山为其代表,又阐释县治与华山的相对位置(山北为“阴”),若改作“华山”倒真是画蛇添足了。
地名虽多,但求唯一
“面对全国那么多的重复县名,而每个名字只能用于一个县,遵循的一般原则就是按‘先来后到’处置,但也有特殊情况例外。”
我国地域广阔、历史悠久,社情复杂,即使在古代的国家统一时期,县域重名也不曾消除过。近代的辛亥革命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全国上下百废待兴,民国政府也不得不面对一个严峻的历史遗留问题——国内的县域重名泛滥并已濒于失控,必须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清理。
截至1914年初,全国1791个县中共有94个重复县名,221个县牵连其中,全国每8个县中就有1个与他县重名。其中,最多的“六县重名”发生在散布六省的“新城县”。不难发现,凡县域重名都发生在不同省份,一省之内无论县份多少,绝无重名之例。
何以至此?商伟凡认为,中国作为封建社会漫长的农业国,经济落后,闭关自守,交通不便,信奉“穷家难舍,热土难离”的生存观念,多数人以“省区”为毕生活动的最大范围。于是,不允许本省的县域重名,犹如“各人自扫门前雪”;对重复外省县名置若罔闻,好似“莫管他人瓦上霜”。
“规定范围内的唯一性,是对地名的基本要求。整整100年前,面对全国那么多的重复县名,而每个名字只能用于一个县,遵循的一般原则就是按‘先来后到’处置,但也有特殊情况例外。”商伟凡说。
例如,全国6个“新城县”按设置先后取舍为:设于唐代的直隶(河北)新城县保持不变,资历较浅的吉林、山东、江西、浙江、贵州5个新城县分别改称“扶余”“耏水”“黎川”“新登”“兴仁”。辽宁安东(今“丹东”)被作为特例:虽设县晚在清末,但身为边境商埠并关系对外条约,故不能轻易更名;相形之下,江苏安东县虽早在明初设置,还是在此改称“涟水县”。
时至今日,多少事都要按“全国一盘棋”运筹,特定领域的一些地名再小也不允许重名:在看不到政区边界的我国海域,全部的岛礁不能重名;在民航、铁路领域,全国的机场、火车站不能重名。
地名应紧跟时代脚步
“一个好的地名首先要‘名副其实’。如果地理实体因时过境迁不复存在,这个地名也就‘名不副实’了,有的可以保留,有的需要更改,这是建设进程中正常的‘吐故纳新’。”
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无论旧城改造还是新区开发,随着街道、房屋等一切景观的改变,都会有一些老地名“退休”,同时会有一批新地名“入伍”。送“旧”迎“新”之际,老人们不免生出些许惆怅,却又无法改变万物兴衰存亡的规律。
古语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确,实体与名称相依相伴,才是地名存在的最佳状态;实体改变了,名称也理应改变。北京的“金融街”所在地,原系老城区的一片街巷、平房,今已变成开放的、现代化的、国际化的金融机构聚集区。显然,原有的街道、胡同名称已不合时宜,接替“上岗”的是一批体现当今区域功能与建筑特点的新名。同样,在农村基础上开发建设的新城区,也不可能沿用过去的农村地名。
“一个好的地名首先要‘名副其实’。如果地理实体因时过境迁不复存在,这个地名也就‘名不副实’了,有的可以保留,有的需要更改,这是建设进程中正常的‘吐故纳新’”。商伟凡说。
也有一些地方,虽然实体已不存在,但所遗地名仍有魅力。就老北京城来说,原有的城门拆除后,东直门、西直门、崇文门、宣武门等称谓还在,若在地图上将它们用直线连接,老北京城的轮廓将豁然再现。
当然,保护老地名的上策是保护它所依附的实体。在福建省会福州,近年开发的“三坊七巷”成为当地的名牌景观,近现代历史文化名人林则徐、严复、林白水、林旭、郁达夫、冰心、林徽因、邓拓等的故居比邻荟萃,令游人从一个侧面浏览中国近现代以及福建省和福州市的历史文化。即使已退入“历史地名”行列的老地名,也并非真的寿终正寝,不过是暂时转入“预备役”,日后一有机会还可能重新“披挂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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