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特邀学者风飘石
读范仲淹,以前读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时候,便觉出他有仁人志士的风范,顿时生出敬佩之情。而现在再读,生出的却是悲悯,因为历史上只有半个范仲淹。
在他的一生中,那个“乐”字从来就不曾跟他结缘,倒是那个“忧”字就像一帖狗皮膏药一样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范仲淹两岁而孤,家道贫寒,生计无着,母亲只得抱着他改嫁长山朱文翰,他也因此而改名“朱说”。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毫无快乐可言的。
知道自己的悲凉身世是在他二十二岁的时候,他感伤不已,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应天府投师戚同文门下,断齑画粥(隔夜粥凝固后用刀一切为四,早晚各吃两块,再切一些腌菜佐食),冷水沃面,四年寒窗苦读,深得经史要义,终以“朱说”之名高中进士。
古人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中了进士就有官做,按理说这是天大的喜事,从此就有快乐了。但是,他要“后乐”,而且还要等普天下的人都“乐”了他才肯“乐”,这怎么可能呢?所以,做了官、抱着这种梦想的范仲淹就更没有快乐了。
天圣七年,仁宗皇帝十八岁。此前大宋王朝的军国大事尽由章献皇太后说了算。尽管这种权力是先帝遗诏赋予的,但皇帝已经成年,到了还政的时候了。只是章献皇太后摄政已有九年,对还政有些不舍、也有些不放心。于是,范仲淹“忧”了。结果被贬为河中府通判。次年又移陈州通判。直到明道二年老太太归西,仁宗亲政,范仲淹才奉诏返京。
这回,该“乐”了吧?没有。
是年冬,又有一件事情使范仲淹不能不“忧”。郭皇后因训戒后宫,不小心一巴掌掴在了仁宗的脸上。这自然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宰相因与皇后有隙而力举废后。仁宗皇帝也认为自古以来吃老婆耳光的皇帝恐怕也只有他自己一个,羞愤难当,决意废后。但是范仲淹不但不同意,还要率台谏官员“伏阁请对”,就相当于现在的静坐吧,这就有逼宫的味道了。
这一回他“忧”得有些过分,结果二贬睦州。景祐二年,范仲淹因苏州治水之功奉召回京,判国子监,旋迁吏部员外郎、知开封府。但是他又因宰相独揽朝政,培植党羽而“忧”,遂向仁宗皇帝进《百官图》,结果反被诬为“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三贬饶州。西夏来犯,范仲淹得夏竦推荐而镇守边关。西夏求和,拜参知政事,推行“庆历新政”,败而四贬邠州。这一年,他五十六岁。
读范仲淹自然离不得《岳阳楼记》。《岳阳楼记》作于邓州。殊不知早在八年以前,范仲淹既有作于彭泽的《唐狄梁公碑记》。是年底,范仲淹解职饶州移知润州而过江州。当他三贬饶州的时候,对待贬黜就有了“虱多不痒”的适应,再也没有了先前的凄惶,在《谢表》中泰然而曰:“有犯无隐,惟上则知;许国忘家,亦臣自信”。
范仲淹移润州不能不过江州,因为江州的彭泽有狄仁杰祠。唐武周长寿元年,宰相狄仁杰受酷吏迫害被贬为江州彭泽县令。六十三岁的狄公处变不惊,以国宰之能烹彭泽小鲜。范仲淹凭吊先贤狄仁杰不仅仅只是因为狄公的气节和人格魅力,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狄仁杰与他的先祖范履冰同是唐睿宗朝的宰相。
睿宗垂拱二年,范履冰为天官侍郎,狄仁杰则为冬官侍郎。按照今天官场上的规矩,在任职的文件上,狄仁杰当“名列范履冰后”。史载:“履冰相唐,忠谏敢言,不畏权势。武后欲篡李唐之天下,心忧胜急”。看来,“忧”还是范家的祖传。范履冰因“忧”武后篡唐而死于酷吏。好在大宋的太祖有不杀言臣士人的遗训,否则的话,范仲淹不是一位“老迁”而成为一名“烈士”也是不足为奇的。
范仲淹一生四贬州郡,处处因“忧”生爱,泰州筑海堤、江淮赈蝗灾、苏州治河水、开封粛政纪、饶州免贡茶、延州拒强敌、邓州兴教育、青州减赋税,桩桩件件,青史留名。我倒是觉得《岳阳楼记》里有一句话写颠倒了,应该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更为贴切。
如果给范仲淹画一幅像的话,他应该长着一张苦瓜脸,撑起那一袭长衫的可能就是一根竹竿吧,立在麦田里驱雀再好不过,立在朝堂上驱恶的话,乌鸦站在他的头上拉屎是必然的。
范仲淹的名字取得不好。“范”是姓,“仲”是排行,都无关紧要,关键是一个“淹”字不好。没顶为“淹”。当然,名字是不能改变命运的。他的先祖范履冰名字再好不过,命运不是更惨吗?范仲淹的身体也不好,贬邠州时耐不住西部的风,在青州时忍不得北方的寒。但他硬撑着不肯休病假,只是乞移颍州,结果倒在赴任途中。读到此处我禁不住潸然而泪下——为他的生命终止在奔波的路上而泪下。
叶落归根,但是有些人的魂魄是不肯归蛰于故土的,就像一颗射出的子弹永远不肯再次回到枪膛。他的生命虽然在徐州画上了句号,我想,他的魂魄还在奔波的路上。
“先忧后乐”是范仲淹思想的精髓。然而,他又何曾“乐”过呢?所以我说,历史上只有半个范仲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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