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藏书不为待价而沽，而现代古籍抢救不能光盯国家投入

向敬之

我国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文化，漫长的岁月，也为后人留下了数不清、读不完的旧籍陈卷。即便是暴君秦始皇嬴政与隋炀帝杨广，生性残暴，毋庸置疑。但前者虽有过“焚书坑儒”的卑劣“壮举”，却留给了西汉石渠、天禄两阁图书，后者在野史中杀兄弑父、欺母霸嫂，于正史上亦不多有光彩，然积极网罗人才、亲近人才，大规模地编书、校书，无论是《唐书》《宋史》，还是《通志》《经籍会通》，对于他推动古代藏书事业的发展，不乏颂扬之词，也为李唐一代数朝君王大兴集贤院、弘文馆、崇文馆、秘书省等，树立了较为完美、意欲超越的比照形象。后来，永乐大修《永乐大典》，康熙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乾隆精编《四库全书》，无一不是抢救古籍整理出版的善举。

由于史上战火频仍、社会变迁等诸多变故，使许多典籍遭到毁坏，真正能幸存下来的，不为后代学者篡改、伪造者极为少数，又有不少珍贵的孤本善本，为人带至海外，或秘藏私处。

明清两代，慈溪郑氏二老阁，杭州鲍氏知不足斋，常熟张氏传望楼、爱日精庐，苏州潘氏香雪草堂、西圃，金山钱氏守山阁，贵州莫氏影山草堂，巴陵方氏碧琳琅馆、绍兴徐氏古越藏书楼、铸学斋、述史楼，贵池刘氏聚学轩，武进陶氏涉园等，藏书甚众，价值斐然，而有许多为其后人兜售，或为藏书家们欲待价而沽。能在近尚能梓行于世者，寥寥可数，不为多矣。同时，又有不少因为保护、使用方法不当、技术落后，很易遭受毁灭性的破坏。

从当前观之，古籍的抢救性整理工作，已是当务之急。我以为，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宏观指导下，各古籍出版社、高校古籍研究所、社科院专研机构有实力、有能力做好实质性的工作，尽可能地完善古籍整理出版行为与规模，协调了经费、人力等方面的使用与调度，以及把握好市场的需求与选择。尤其是古籍出版社，一旦发现新的文献古籍、出土文献，当及时制订整理出版计划，而不能光盯着国家补贴、政府采购，切实为之。

在整理过程中，我们需冷静研究，多方考证，看其是不是精校精刻的善本，并做好校勘，避免错漏增益。同时，吁求有关科研机构，研究出先进优质的古籍保护、使用技术。